有了两个女儿，妻怀第三胎时，盼着生个儿子，结果又是个女儿。起名字时，想到前两个叫菊、竹，我突然犯嘀咕了：古人称菊、竹、梅、兰为四君子，叫了菊、竹，又来了三女儿，该不会接连生四个女儿吧？
想来想去，我给三女儿起了个芝字。芝不是兰，但同为香草，古人常用芝兰比喻高尚与美好。芝是止的谐音，暗含三个女儿就够了的意思。
当时，已经搞计划生育了。鸾沟的队干，对有女无儿户很照顾，一般不作为节育对象。
妻怀上第四胎时，正赶上上边抓计划生育，公社不时派工作组到各大队督査。工作组下来，队里总会让人给有身孕的纯女户递消息让躲一躲。妻子每次都去赵自强家院前边山畔的破窑洞里躲藏。
妻子分娩了，是个小子。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为我们高兴。农民家庭没有男孩子的困难，城里人是难以体会的。
出月时，大家张罗着给儿子过满月。头天晚上，我同孙文才、赵自强几个关系好的人在北房炕上喝酒。小厨房里唯一的铝锅里炖着冻子。夜深了，亲朋们走后，我去看了看，冻子还嫌清。又给火上加了些煤，打算再炖一会儿，就去拔锅。结果大家都睡着了。突然惊醒时，天快亮了，想起锅里炖的冻子，急忙去看，早已经烧煳了。锅也成了黑的，锅底烧得变了形。原想铝锅这下完蛋了，擦洗后，发现只烧穿很小的一个细孔，我用两个五分的硬币穿上粗铝丝钉了个疤子。修补后，那个锅底不平整的铝锅又用了好多年。
第二天，冯振国约了矿上的几个朋友，还有他小舅子李全和一起来家里祝贺，刘发德和一中的几位同事也专门赶到鸾沟。大晌午时，东湾的岳世武骑着自行车也来送马蹄子……
各路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吆五喝六，村邻们出出进进。简朴的农家小院里，洋溢着喜庆和欢乐，弥漫着温馨与人气。糊了锅的不快早被涤荡得干干净净了。
“四人帮”粉碎的第二年，高考制度恢复。我无意中看了招生简章，研究生的年龄上限为三十五周岁，依照下半年出生减两岁的计算方法，我居然还有两年的报考机会。
如同在大海上随波漂流很久的破船突然发现新大陆一样，我一时间兴奋起来。早已破灭的升学梦又一次重新闪现了出来。
我从印刷厂找来些废纸条，做了英语词卡。找出了高中时用过的英语课本，还有我后来买的几本自学英语的语音、语法书。试了试，四十八个国际音标还马马虎虎读得出来。于是，我采取二哥讲过的循环记忆法，每天背二十个单词，开始了英语学习。
当时我住在靖远一中礼堂门口左边的房间里，每天清晨，我在空旷的礼堂大厅里一边走动，一边反复背诵英语单词。
根据我的基础，要考绘画专业的研究生是办不到的。考美术史论专业，小县城里找理论资料很困难。所以我决定攻读中文专业，三哥、四哥都是学中文的，找学习资料问题不大。而且语言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籍，新华书店也不难买到。
工作之余，我全身心地投人了自学。决定扎扎实实准备一年半时间，抓住最后一年机会，报考拼搏一次。
这个想法让我几乎忘记了其他一切。
几个月后，突击记忆了将近一千个英语单词，同时正在攻读中国文学史，并逐步展开汉语言文学各项课目资料的寻找和学习。
这一切，我没有吿诉任何人。我想先把功课准备得差不多了，再公开想法也不迟。
一个周末，我回到鸾沟。像往常一样，站在山坡上观望的小女彦芝，看见我骑着车子从周家墙旁的路上出现时，一边喊着爸爸回来了，一边跑下山坡，回家去报1目。
三女儿的身影，突然让我心里一动。自行车推进院子时，妻和几个孩子都从屋里出来了。两岁多的儿子锼锼躲在雅芬的腿旁，一双大眼睛里露出怯怯的眼神。
“回来了！”妻轻声问了一句，便又忙着去做晚饭。
我瞅着孩子们衣裤上的补丁，看着姐弟四个因爸爸的回来而闪着兴奋光彩的稚嫩面容，突然一下子呆住了。
几个月里，我竟然如同鬼迷心窍一样，一心想着还有机会考研究生，似乎忘记了她们母子五人的存在，忘记了我对妻子和子女的责任。
当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时，几个月来重新出现的梦境又离我而去了。我必须面对现实，考研究生对我来说显然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即使不要考试，保送我去学习，三年的学费以及家中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的生计将如何办？
回到学校，我在宿舍里大哭了一场。彻底放弃了突然产生并为之努力了一段的考研究生的想法，如同从梦里醒过来一取。
我想，时代变了，有了机会。三十多岁的我没有条件去深造，就应该让我的子女们受到比较好的学校教育，这是责任，也是命运。
儿子出生后的几年里，妻的病情有所好转，参加了队里的劳动。大的两个孩子上学了，小女和儿子留在家里。去地里时不放心，最初用布带子把一岁多的儿子拴在窗框上，后来虽然不拴了，但小姐弟俩仍被锁在屋子里。
儿子三岁多时，三女彦芝也该上学了。我便决定把儿子带在我身边。侄子彦正来鸾沟为我新盖的西房做门窗，顺手做了个架在自行车横梁上的小木座，他将竖撑竿的辖挡做成蹬脚板。小锼搜骑上很舒服。
我捎着儿子走在山沟里，沿途说着话逗他。怕他睡着，车子跑时脸触到前把上。到杨稍沟的水泉子时，我们一起喝泉水，让孩子活动一下坐麻木了的腿脚。快进杨梢村时，迎面而来的山顶上有一口铁钟，半崖上有几个山洞，洞口不大，下面是悬崖。我指着让儿子看，告诉他那是村里人躲土匪的山洞。放哨的人看见土匪来时，敲响铁钟。村里人听到钟声，便带着值钱的东西跑出村子，上到洞里藏起来。
每次路过那处山崖时，不满四岁的儿子总是指着山顶的钟说：“爸爸，大钟到了。”我不知道我讲的故事他是否听懂了，但那个地方他却记下了。
我班上的学生都喜欢逗锼锼玩，课外活动，有的学生还带他去操场上耍。
我借了个小黑板，教儿子学字。每当我去上课便把他锁在屋里，让他在上面默写学过的生字。一学期下来，他能听写二百多个汉字。后来，他大了些，便留在家里自己耍。快六周岁时，我带他到二七九厂上小学，他户口不在厂里，按厂里规定年龄还差几个月，学校要测试一下。我让他听写过去学过的字，在乡下耍了一年，大部分都忘掉了。但毕竟学过，突击了一下，能写几十个，也就过了关。
兰个女儿都是在鸾沟上的学。大女儿小学毕业后随我进城上中学。二女儿和三女儿是她妈妈返城时，先后转到城里西关小学的。
天下做父母的，都希望子女能受到良好教育。然而各个家庭的条件不一样，加之地区环境的千差万别，是很难比较的。
或许因为我自己曾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缘故，我对那些热心支持山区希望工程的善良人，总是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
2006年5月5日
三位老教师
籲何维华
何维华是父亲的老同事。父亲创办靖远中学时，他担任教务主任，后又短期代理过校长职务。他能画一笔国画，还兼上美术课。
我到一中时，何老师在化学实验室当管理员。“文革”前，实验室发生过一次化学药品爆炸的事，没伤着人，责任也不在他。但“文革”初期，曾为此受到造反派的迫害。加上又是莫须有的“历史反革命”，虽说已恢复工作，但仍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当时，汽车管理站有个神经不正常的人，犯病时常来学校骚扰。大多是凌晨五六点，校门刚开时。偶尔大门忘了上锁，他也会深夜三四点摸进来。骚扰的手段主要是一边用脚狠踢宿舍门，一边厉声喊叫开门，接下来便是一连串逻辑混乱的恶言秽语。知道情况的人只要不出声，那疯子踢骂一番便会转移到另一个房间。
我也有房门被踢的经历。甚至有一次清晨刚起床，是冬天，我在炉子上烤着家里带来的饼子，准备吃早点时，那患者推门而人。他先是瞪着我，眼神直直的有点怕人，随即又盯住炉台上已烤出糊香味的饼子。我心里有些发憷，客气地请他坐下来吃。他倒是没坐，只席卷了炉台上的几块饼子，一边脆脆地嚼着一边扬长而去。
何老师是被控制使用的人员，平时不与人来往，对疯子的事不太清楚。踢他的门又是在一次深夜里，便以为是公安局来抓他的。翻起身准备穿衣服去开门时，听见门外骂声不像是来抓人的。旋即，那人骂骂咧咧地又踢响了旁边的一间房门。第二天，何老师悄悄跟我说此事时，还有些战战棘棘的样子。
何老师胆子小，瘦瘦的，身体也比较弱。有一次晚自习前，他突然肚子痛得厉害，我们叫了几个学生用架子车送他去县医院，是胆囊炎急性发作。他早就有这个病，没想到痛起来那样厉害。那一次在医院里消炎止痛，治疗几天便出院了。
我在兰州改连环画期间，跟陕西小王进喜学了两套拳。回校后，每天早晨都在校园里踢打。何老师问我是不是小洪挙，我说正是，他跟我说年轻时很爱武术，“多年不练，早就忘光了！”说着，十分感慨的样子。他虽然年纪大，体子又弱，但每天都和我们一起跟着学生跑早操。
何老师有两个儿子，老大年岁和我差不多，高中毕业，能写会画，很有才气。在大水头搞副业时，被土方塌压而亡。死时儿女尚小，媳妇一直没有改嫁，在何家拉扯娃娃。
我到一中时，何老师的大孙女儿已经上初中了。正巧在我带的班上，名叫何丽蓉，和我的三甥女小蓉是同学。
初中毕业后，何老师四处奔波，找前前后后的学生帮忙，给孙女儿办了农转非，在生资公司找了份工作。“四人帮”粉碎后，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趋于和缓。有点权的学生中不少人对何老师还是比较同情和关心的。
何维华比父亲小十多岁，是父亲办学时的得力助手，当年父亲很看重他。他对父亲的尊重和关心，我到一中工作后，深深地感觉到了。
到学校不久，我第一次去看望何老师，他便提到应该把父亲的灵（骨殖〕搬回家乡。得知我早有这个打算时，他非常高兴。几年过去了，不见我们兄弟有任何行动，他又催问我。当我告诉他计划中的大体时间后，他才放心了。
搬回父亲的灵骨，虽然“四人帮”已经粉碎一年多了，但政治形势还比较严峻。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亲朋，只是家族内部进行了极其简朴的安葬仪式。
何老师虽然很理解这种做法，但对他没能参加父亲的骨殖安葬感到遗憾。
因为跟父亲的关系，何老师对我们兄弟非常关心。
我调到二七九厂工作几年后，厂里分了一套把头的新家属楼房。搬进去时，把头一间的墙上挂着水珠珠。他专门由一中步行到厂里来看我们的新居。我们担心墙上有水珠，住进来会不会得病。他说这种现象是墙皮出汗，对人没危害。我们相信老人的经验，便放心了。果然住进去后没有任何不适。
何老师退休后，一直生活在糜子滩家里。我和四哥清明去樊家大山扫墓，顺路总要去看看他。他告诉我们，曾去山里找过父亲的墓，因不知道具体地方，没能打问到。后来，他让大侄子云霞带着专门去父亲坟上祭奠过一次。
何老师晚年幸逢盛世，心情舒畅，在家画了不少山水花鸟。八十岁时，在兰许多靖远一中毕业的老校友会同县上教育界人士，专门去糜子滩家中为老人祝寿。我和四哥也去了。气氛和谐而热烈，老人鹤发童颜，开心极了。
二哥年轻时，朋友很多。其中杨文升、金生琰几个经常来我们家。我很小时候便认识了他们。因为亲戚关系，我总呼他们表兄。
后来，杨文升和杨文先一起为我的婚事帮过忙。结婚后，每年春节去岳父家拜年，我总要去两家看望他们。
杨文升的次子杨志正和杨文先的长子杨志荣都在大水头煤矿当工人，我在瓷窑时，和他们都有来往。
调到一中后，和文升表兄成了同事，来往更密切了。他当时住在学校东边灶房后面的一排平房中带套间的几间小屋子里。表嫂也在，她常年住在城里，伺候表兄和两个孙子。大孙子万勤在一中上学，我给他上过课。
表嫂待人特殷勤，和周围的人非常融洽。尤其是住在隔壁的张克让一家，和他们关系特别好。张老师夫妇都把表嫂称杨妈，并非客套，而是实实在在地当长辈对待。
后来我听说，当初，年轻的张克让和杨文升、雒鸣岩、曹为伯等老教师同在语文教研组。杨老师热心拉合，成就了张克让和雒老师长女雒庆兰的美好姻缘。张克让是“右派”，在那个年月里，雒氏父女和杨老师能那样看重他，是需要眼光和勇气的。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老教师挨打，杨老师的腿被打断。子女抬他回糜子滩养伤，疗治期间，自学中医和接骨散药的炮制。我在陶瓷厂的时候，岳父去鸾沟为我进山刨柴被架子车压折了腿，我就曾去一中向表兄要过接骨散。我调到一中后，见他常常为亲朋无偿开中药方子。
“文革”期间，二哥和文升表兄两个多年的朋友突然断绝了来往，他们谁也没向我讲过原因。但对我和杨文升老师的来往，二哥从来不加非议。杨老师夫妇有时问起二哥的情况，也总是友善和关怀的口气。我一直为他们友谊的中断感到无奈和遗憾。我坚信那是一场误会，起因不外是听了有意的中伤或是无心的谗言。
杨老师的行书写得很好。他曾给一中写过校牌，柳体的底子像他的人一样，清朗洒脱。
杨文升老师对我的自学十分看重，也希望我能有更大的进步。
记得一次周末回家，星期一早晨才赶回学校。那时我已是语文教研组的成员，一进教研室，杨老师就兴冲冲地告诉我，星期六下午我回家后，有个画家来找我。那人穿着考究，口气挺大，说是省上一文艺机构的人。还说是我的老朋友。
“你们问名字了吗？”我心里有些疑惑。
经过回忆，杨老师和另外几个在场的老师都肯定地说，那人叫杨李。
一听是杨李，我便恍然大悟了。杨梢村有个民间画匠就叫杨李，曾在赵自恒家相遇过。后来他患了精神病，稍好些在队里放过羊，我在回鸾沟的山里见过他。
听我这样一说，几位老师也回忆起当时他的语态确实好像不是很正常。
后来，听知情的人讲果然是他。我曾向医生咨询过，这是一种幻想性的精神分裂症。过了不多年，听说他就死了。
杨老师朋友多，社会交际广泛。在我家属回城的户口办理上，他曾求助公安局的朋友张海文，在申报和审批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那时候，我已经在二七九厂工作了。
进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步恢复，杨文升老师却突然病了。在兰州做了手术，说是癌症。住院期间，我去医院探望过。出院后，子女们接他回家里疗养。
大家盼望着他能康复，但他还是走了。给亲友们留下了悲哀和遗憾。
他是一九八三年春节过完去世的。西兄保存的我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写给他的信里有如下一段文字：
初十中午送走你们后，回到家里，我便感到不舒服，至晚上渐沉重。第二天，发起高烧，睡了一天多，连服中药数剂，稍见起色，雅芬又卧床了，鼓瞍也咳声不断，六口人病了一半。其间又接到杨文升表兄不幸逝世讣告，于是昨天下午又带未愈病体去糜子滩参加今天的追悼会，下午六时许方返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