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办展散记
一九七一年夏秋之际，我被抽调参加筹备甘肃省工农业生产新成就展览会的工作。
那是一次规模空前旨在宣传所谓“文革”成就的举动。以地区为单位，各县抽调工作人员集中在省博物馆完成设计、制作、布展的全部工作。
靖远县去了不少人。带队的是工交科靳生科长，还有位负责具体事务的罗文魁。美工抽调了五六位，工交系统有张成仁、李自强和我。李耀星也去了，他是农牧系统从学校借出来的。
我们吃住在博物馆对面的友谊饭店。听人家说，那里已经没有了当年接待苏联专家时的豪华尊贵气派。但对于我这个临时工来说，无论住和吃都感觉突然进了天堂一样。尤其精彩的是所有精美的菜肴既看不见也吃不出葱蒜味，只觉得很可口。
自小不吃葱蒜的我，无疑是享福了。作为重要调味品，肯定是放了的。这里的厨师经过烹调，让对于葱蒜味十分敏感的我，居然能接受整体菜肴的口味，几十年里我再也没有碰见过第二次。
现在还记得有一种小肉丸子非常好吃，每顿上桌都最先吃光。成仁见我速度缓慢，让我选细些的筷子，夹起小丸子来又稳又准。我如法去做果然奏效。
我先是画了一幅宣传画，然后又参加写版面的工作，工作并不重。将近四十天的时间里经了一些事情，长了不少见识。
记在这里的是几件印象比较深的事。
高友林是浙江美院毕业的油画家，分在玉门工作。他那次为展览会门口画了一幅大宣传画，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
很大一块白纸裱好的牌子立在博物馆大厅门口左边墙旁，高友林用底纹笔在上面画水粉画。那种娴熟的绘画技巧，一下子便吸引了我。
由于底子薄，缺少基本训练，正为分给我的一幅宣传画犯愁。有如此高水平的示范，实在是太难得了。我在起小草图的那一段，天天抽空到门口看高友林画画。
他用大底纹笔画完了前景的半身工农形象，一男一女，造型准确生动，色彩明丽干净。背景厂区、田野的处理轻松自如，色彩效果既有水彩的轻灵，又有油画的厚重。尤其是那种自由的挥洒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以我之见，全展览馆无论现场创作，还是送上来的成品，画面感觉无有能出其右者。
髙友林的大画快完成时，大门右边立起了另一幅大牌，作画的是陈延。他是西安美院毕业的，应该说也画得不错。但和高友林相比，无论技巧和画面感觉都显得略逊一筹。
因为我天天看高友林画画，引起他的注意，彼此有过简单的交谈。他约我去他在博物馆的住处，记得我和成仁一起去过他那里。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一个性格平和的南方人。
高友林的画不但深受同行看好，也为其他工作人员所称道。大画画完后挂在门口左边大墙上。那天，老罗一回到宾馆就双手在胸前边比画边说：“成仁、宰北，你们看人家高友林画的女农民，一对乳房悬碌碌的，简直活了。”他那夸张的动作惹得大家开怀大笑。
以后见到高友林与李宝峰合作署名的国画在报刊上屡有发表’想必他们很熟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因给出版社画连环画认识了宝峰先生，九十年代后关系渐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但一直也没问过他们之间的关系。
“文革”后，我从杭州出版的画刊上见到他的作品，知道高友林已回浙江，在母校任教。
一九六四年暑假，在陕西师大工作的四哥探亲返校时，顺路将我的国画处女作《枣园丰收》送到甘肃省文联。
开学前，我收到版画家晓岗的来信。他在儈中说：“从带来的作品看到，你虽没有专门学过美术，但也有一定的基础，还是能创作出一些画来的。”并说：“给你写这封信一方面是工作，一方面我们今后可以多联系，交个朋友，彼此批评帮助，共同进步。因此需要你将自己的情况详细向我介绍一下，增强我们彼此的了解，如果帮助的对象自己也不清楚，那是不恰当的。我想你一定会正确地理解这种要求的。”并在信的最后写道“若有可能近日来兰修改作品，我可负责接待你。”
他的信让我很激动，真想立即去兰州改画。但已到开学时间，一个代课教师，谈不到请假画画一说。我给晓岗先生写了回信，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国庆前我收到他由西安寄来的信。信里说：“关于你的《枣园丰收》一画，本来我想抽时间为你修改一下，实在抽不出空，后来经大家研究可以参加甘肃美展，临走时画已经裱了。”他正在西安筹备西北五省美展。
我的处女作参加了国庆期间在兰州举办的甘肃省美展，这对我鼓励很大。我更庆幸自己有了晓岗先生这样的良师益友。
后来，我的三件木刻习作又参加了甘肃省业余美展。晓岗先生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份写给我的信中鼓励道：“上次工农兵业余美展上展出了你的木刻，总的看来，是有进步的。望你继续努力，在把本身工作做好的前提下，搞一些业余创作。”
因为高中时与宁里先生的接触，我早就喜欢上了木刻。晓岗是著名版画家，作为他联系帮助的业余作者，我想在木刻创作上下一番工夫。
我打算暑期去兰州拜会这位在信中指导和帮助我的画家，并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他。
六月底我收到晓岗由高台写给我的信。他在高台搞社教，正在为烈士陵园纪念堂绘制革命历史画，可能要到八月中旬才能回兰州。
他在信中说：“你打算暑假来兰，是否能在我回去后，否则我们不一定能见上面的。当然，我是非常欢迎你能来兰州，见到你我是非常高兴的。我们可以很好地谈谈心，因为我们都是信上联系，未见过面，互相之间都不是最了解的，希望我们在一起好好谈谈……”
并在信中鼓励我：“创作当然不是那样容易，但也不是高不可攀的。这里有苦但也有甜，不从事创作的人一般是不能享受这一欢乐。只要我们方向对头，冲破困难就是胜利。不管是创作或基本练习都是同样的。”
我是八月下旬到兰州的，他仍然没从高台回来。我和陈洪坤一起去省文联，陈伯希先生接待了我，将《枣园丰收》退还给我，肯定了我的画生活气息浓厚，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那一次，我们还看了陈岩画国画，肖弟刻木刻。
肖弟和陈洪坤很熟，他指着正在刻制的一块板子说：“现在的木刻越刻越大，你们也要搞大的，这样有气势。”他那块板子很大，是个横幅的，上边有个裕固族少女。
那次去文联虽然颇多收获，却没能见到晓岗先生，感到十分遗憾。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失去联系，一晃就是六年过去了。
在兰州住着搞展览，时间又长，我便决心去寻找拜会晓岗先生。
终于打听到文联在一只船，晓岗就住在那里。
记得是个星期天，我找到了位于兰州饭店附近的一只船，找到了文联占用的一栋老式灰砖二层楼，样子好像是过去的一家公馆。
晓岗不在，住在楼上的吣立正在屋里画油画的年轻人’问了我同晓岗的关系，并写下我的名字。还给我指了晓岗的房间，告诉我晚上一般都在，让我晚上再来。
吃过晚饭，我又来到一只船。白天见的那位年轻人说晓岗回来过，有事又出去了，留下话让我等他。
年轻人把我让进他的房间里，经过交谈，知道了他是常书鸿的小儿子。
晚上十点左右，晓岗先生总算回来了。他个子不高，比他曾寄给我摄于高台的一张小照片感觉要矮一些。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却如同兄弟一样谈了很多。那时，大家刚刚从“文革”初期的苦难里过来，我专程来看他，他很高兴，特别热情。
天太晚了，我起身告辞，要回七里河。他说家属不在，就他一个人，一张很大的双人床，诚恳地留我住他那儿，天亮再回博物馆。
那天晚上，我与晓岗先生同榻而眠，一时难以睡着，想了很多。想到“文革”前自己刚刚开始的创作学习，晓岗先生通过书信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想到许多艺术家“文革”初期的不幸遭遇，也想到自己的坎坷人生和渺茫前途……
我在心里给自己说：无论境遇如何，我都会坚持对于绘画艺术的学习，永远不放弃。
李耀星是乌兰小学的民办代课老师。他能写能画，又长于各种手工制作，是县城里有名的巧人。农业系统缺少美术人才，耀星是他们借出来搞展览的，同时借调的还有师范学校的张光伦老师。
耀星和我一样，家庭负担重，收入少，生活一直很困难。到兰州搞展览，为节省伙食费，还背了些干馍和炒面。加之不修边幅，衣着随意邋遢，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刚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定西地区五六个县来了不少美工，难免有几位趾高气扬者，对他甚至还露出些鄙夷的眼神来。
农业展馆需要制作一个比较大的沙盘，各县来的美工写字画画的人多，能搞模型沙盘的却寥寥无几。最终，李耀星承担了这项任务。
制作沙盘是件既需要技术又十分辛苦的差事。在和泥堆山的几天里，耀星甚至中午不去吃饭，连轴干。有一次，我们下午去上班，他还没吃午饭。我去街上为他买了些糕点回来，看见糕点，他才感觉到确实饿了。
耀星全身心投入到堆制沙盘的劳作之中，真有点“解衣磐礴”的样子。大家看到了他的辛劳，但有些不了解的人对他能否搞出合乎要求的沙盘，仍抱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
随着沙盘上山川村舍、公路河流的逐一显现，人们对耀星的能力越来越看好。那些怀疑观望的人开始围观赞扬。最初趾高气扬的三两位由于抄写版面文字被把关者否定而改做杂务，早已没有了狂言大话。他们搭讪着向李老师讨教做沙盘的技巧。
最后，耀星捏了些泥牛安在山坡河畔，姿态各异又栩栩如生。尤其是他用塑料泡沫随手剪出的一群绵羊，连我这个自以为最熟悉耀星能力的人也感到吃惊。
一时间，李耀星的沙盘不仅得到定西馆领导和同道的一致赞扬，甚至招来了几位其他地区搞沙盘的美工，向他学习剪泡沫羊的技术。方法会了，那种手上的造型能力和感觉却非一日之功。于是，他们便讨要些李老师剪好的回去急用。
那几天，我们几个为他感到高兴和自豪，耀星的脸上除了他那一向就有的自信外，更多了一层喜悦和光彩。
參同伴的误会
酒泉地区带来在下面已经制作好的展版，其中有好几幅宣传画是高尔太画的。我们听到后，几个人跑过去看。那些画画得很精细，却带有很强的工艺性，这让我很失望。尔太老师怎么把画画成这样了呢？我嘴里叨叨着。
“怎么，你说这画不好吗？”同伴李自强听见了，便问我。
他非常赞赏和喜欢高尔太老师那几幅细致逼真的宣传画。听见我有异议，便要我说说为捨不好？我想了想说：“这几张画和高友林的那张画比，其不同打个比方就如在宣纸上画的国画和在柜上画的花卉山水，我不喜欢。”
“怎么？你讽刺我是画柜的！”李自强听了我的比喻，勃然大怒：“你比我画柜的时间还要早，还敢嘲笑我是画柜的匠人。”
这话从何说起，我只不过为了说明对那几幅带有装饰味画面的看法，打了个比方而巳，自强怎么就扯到他身上了呢？我也生气了。那时年轻气盛，两个人争了起来。成仁和一旁的其他人上来劝解，一场无谓的争吵才平息了。
关于高尔太用于政治性展览的那种画法，先生在二〇〇四年出版的自传体文集《寻找家园》中有如下的叙述：“画要经过多次审査，达到领导满意、群众点头，才算完成……内容已有公式，七拼八凑即可，仍然是体力劳动与艺术无关……过多了审稿的关，学会了投其所好；听多了各种指手画脚，学会了哗众取宠。有一幅‘社员之家’最受好评。画的是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桌上鱼、肉酥脆流油，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口高张……摘自《出死》）文章虽然写一九五九年的事，但仍然让我们不难理解他一九七一年所画的那些宣传画了。
展览筹备工作结束后，我们准备回厂。工交系统的几个人进城后住在了东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院子里有许多单间平房，陶瓷厂驻兰采购组设在那里。
已记不得为啥事，李自强又跟我吵了一次。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和自强之间仍然有来往。见面时彼此之间比过去客气了许多，内心里总是有了隔阂。
后来，自强当了县地毯厂厂长。我调到县城工作后，有事还曾找过他。他十分热情，仍然对老朋友很帮忙。应该说，我们两人心里的芥蒂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了。
新时期后，李自强调到省城，担任省地毯厂厂长，在地速设计上有过突出的成绩，曾参与了人民大会堂甘肃厅地毯和壁毯的设计。
一九九九年我在秋田会馆搞个展，他从报上看到消息赶来展厅。多年不见，他已退休，住在段家滩的工艺美术学校。
二〇〇一年我又在秋田搞了一次画展。他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没有找见，未能邀请他甚觉遗憾。
后来，成仁告诉我，李自强在兰州市博物馆搞了书画展，他参加了开幕式。我想没有通知我，可能与我二〇〇一年没邀请他有关。所以，二〇〇四年我在省书画研究院搞画集首发时，从成仁处询问了他的电话，特别邀请了自强。那天早晨下着很大的雨，不少人没能出席，而自强却是最早冒雨赶到书画院的。朋友之间，往往由于误会而生隔阂。若能多给对方想想，误会便会逐渐消除。人生的友谊弥足珍贵，失去了是很遗憾的。
2006年4月20日
“五二三”创作
为了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县上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抽调一些业余作者集中搞创作。我被抽去画连环画。
先是定了三部：一部反映平堡、蒋滩农民自发修成黄河吊桥的事；一部表现西湾农民挖地道的；还有一部是描写畜牧业养羊先进集体的。
一共抽调了三名美术作者。张光伦画吊桥，李耀星画养羊先进，我画西湾人挖地道的事。
首先派我去西湾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连环画脚本由北滩公社秘书编写。两项工作同时进行。
西湾是北滩公社管辖的一个生产队，在靖远县北面最边远地区。当时认为是苏修、蒙修打进来的前沿地带。那里的地道挖得好，得到了定西军分区的嘉奖，队长吴占兆被评为先进人物。
路途很远，先到了北滩公社。书记叫万国杰，听人说他是万良才的儿子。我心里多少有了点亲和感。他与下去的人一一握手，鼓励大家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完成好各自的任务。
我是同县宣传队的人一起去北滩的。带队的叫苏沾，是宣传队队长，后来先后担任过文化馆长和文化局局长。搞音乐的李正荣以后上了师大，毕业后分到靖远师范当老师。我跟他同事过几年。另一位搞乐器的小吕，后来安排到蔬菜公司卖菜，我在城里经常碰到。其他的人现在已记不清了。
他们是到公社还是哪个大队，已经没了印象。只记得我们一起步行了半天，走了不少的路。男男女女话语不断，歌声连天。我虽与他们不熟，一起走着也不寂寞。
我只身到了西湾，那是个偏僻而贫穷的山村。但在队长吴占兆的带领下，革命热情髙，劳动干劲大，挖出了全定西地区的典范地道。还打出了地下水，安装了机井。
我住在吴占兆家里。他家没有房子，是一个土崖上挖进去的小院落，正面铣光的崖面上有几孔窑洞，虽然简陋，却收拾得干净利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