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和赵老师两个人正干着，祁生淮提着铁锨来了。他一来，进度便加快了，原本打算凑合个做饭的苫苫子，最后居然盖得光光堂堂，虽然不够尺寸，却也有模有样的。~
祁生淮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农民老师，跟他在一起，我多了许多农村的知识，长了些当农民的能力。
暑假里，天下罢雨，祁生淮约我去山里采野菜。让我认识了沙葱儿、野韭、灰胖胖，还有不能吃的羊胡子。
我们一起进山打柴，他教我如何从山坡往下一路边刨边赶刨下来的柴棵，最后便会滚成个柴堆。如何捆柴背柴，如何往架子车上装柴火。
我们还结伴去宝积山拉煤。在他的指导下，我也逐渐敢撒手缰绳，坐在车子上挥动鞭杆子，吆喝着毛驴儿拉着车子或快或慢，或左或右地前进了。
那一年，队里给社员划分了自留地，我们家也收割了一些麦子。拉回院里，能摞一个小麦垛。
我自己相端着一层一层地往上摞，摞着摞着，突然就倒了。一连摞了几次，都是快到收顶时，麦垛就倒了。
第三次倒垛后，我既没了力气，也完全丧失了信心，躺靠在垛旁不想动了。正在这时，祁生淮来我们家串门。救星到了，我一跃而起。他一边帮我重新往起摞，一边讲些要领。麦垛收顶了，我也知道了自己失败的原因所在。
土地承包到户的第一年秋天，我请祁生淮帮我犁地。我们借了一匹马，我牵马他扶犁。中间我曾试着扶犁，总是压不稳桄子（方言：指犁马也欺生，我捉桄子，它便不听使唤。那一次，祁生淮终于也没能教会我犁地，但却帮我打耱好了收割后的承包地。
祁生淮当初和女人关系不太好，结婚多年一直没有生养，抱养了他哥哥的一个儿子。我们来往比较多的那几年里，我有时也去他家，他们夫妇的关系看上去还可以。只是在家里，祁生淮总是带点命令口气跟女人说话。他妻子很老实，也不争辩，默默地执行着。
后来，祁生淮女人终于怀了孩子。知道消息后，我和妻为他们高兴。我们返城时，他女人正挺着个大肚子。
好人有好报，我们离开鸾沟不久，祁生淮的女人给他生了个儿子。我去兰州出差，专门到妇幼商店选购了小孩套装，准备去看满月。
记得同时买了两套，另一套是准备送给老友岳世武的。
家在东湾的画友岳世武结婚本来就晚，婚后妻子也一直没生养，后来和他同胎的双胞哥哥世文也生了一对双胞儿子，便让世武抱养了一个。世武四十多岁时，夫人也喜得贵子，恰恰同在那一段时间。
我骑着自行车回鸾沟给祁生淮的儿子看满月时，他脸上挂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跟女人说话的语气比过去温和多了。
二十世纪末我去鸾沟附近的一个养殖场画山鸡，顺便回了一趟鸾沟，是同妻一起去的。坐着岳世武他们银行的车。进村后，祁生淮家里没有人，邻居告诉我，他们在大坝滩地里。
返回厨家地时，出村便一路打听，终于在地里找到了他们一家三口，那孩子已经长成小伙子了，个子比他妈还高。
前几年的一天，我巳退休在家，突然接到工商银行张鹏连的电话，说他碎舅来白银卖瓜，在他家里。
张鹏连是祁生淮的外甥。
那一天，我陪着祁生淮站在工商银行家属院门口帮他卖完了瓜。下午两三点的样子，我约他和开三马子的小伙一起到家里吃饭。小伙的父亲叫苏占三，是鸾沟村唯一和我同姓的一家人。他说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吃过饭，他俩执意要赶回去。我送到楼下，看着蹲坐在车厢里的祁生淮被三马子颠簸着渐去的身影，心里一阵难过。快六十岁的人了，此去鸾沟一百多公里，为了卖几百斤瓜，来去颠簸，实在不容易，最苦还是农民兄弟啊！
二〇〇三年秋季，祁生淮给儿子娶媳妇，适逢我们夫妇要去武汉，没能到鸾沟祝贺，只让鹏连带去了贺礼。
不觉又是几年过去了，我想，他早该抱上孙子了。
參赵自恒
赵自恒家在我们西面的一个土山上。从我们家望过去，一座高高建在山燦上的整齐院落。
我家盖土搁梁时，他来帮忙，是队里指派的。他干活肯动脑子，细致认真，是村里出名的能人巧匠。
赵自恒的父亲是个老干部，在一个公社当副主任，经常不在家。
他母亲有病，曾送到县医院和矿区医院多方疗治，但还是没能治愈。
赵自恒母亲去世时，我们已经搬进自家的新屋。正巧我在家，他来请我去油漆棺材。
因为时间紧迫，我连夜打磨刮泥子。第二天下午，就在开始刷油漆时，又来了个画匠，杨梢村人，名叫杨礼，是赵自恒的表弟。杨礼是农村的民间匠人，对当地的一些习俗很了解，我们合作得很好。
材枋油好后，赵自恒要给我报酬，我推辞了。我认为给庄邻帮忙是应该的。
第二个周末，我由厂里回到家时天已快黑了。星期日上午刚起来，便听见有人在外面喊。是赵自恒。他远远地站在院子西边一个土坎后面，露出半截身子叫我：“老苏，你过来，我有话给你说。”
我让他到家里来，他不肯。坚持叫我过去。
我走到土坎跟前，他指着放在腿边的一个布口袋说：“这是些白面，你倒下吃去。我母亲的事上你帮了忙，又不收钱，我们很感激的。”
“我家盖房你来帮忙，我给老人尽点心是应该的，你就拿回去吧！”见我推辞不要，赵自恒说：“你们家刚下来，没人劳动，吃粮上困难，这点面添上吃去吧。你要不收，我们心里过意不去！”
他这样说了，我便没再客气，一面表示感谢，一面让他到屋里去。他说：“我就不过去了，你把口袋腾了给我。”
他站在土坎旁没移脚，我心里觉着这个人有些奇怪，你到家里坐着等，我腾口袋还不行吗？
赵自恒走后，我跟妻说这事，妻告诉我，人家有孝，是不进咱们院子的，这是农村的忌俗。我听后恍然大悟。
从此，我和赵自恒有了较多的来往。后来我们家无论打院墙，还是盖西房，总是要请他在技术上给我把关。
赵自恒温厚平和，心灵手巧。谁有事求他总是肯帮忙，在村里人缘极好。
生产队买了台小钢磨，一直由他管理。从安装到平时的维修，都是他自己干的。那台磨子在他手里既出粉磨的面又白。
在一中教书的那几年，我虽然是老师中最穷的一个，可背到学校的干摸馍却是白得出了名的。
參赵映用
到鸾沟认识的第一个人是生产队长，从公社开了落户介绍，高明主任让我去找他。办手续少不了上上下下跑几趟，一来二往地，我成了他们家的熟人。人还没搬去，那一年过春节，他们家的窗花子便是我画的。
队长兄弟六人，他是老大。赵映用是老五。
应该说，初到鸾沟时，队长和我关系不错，在很多具体事上对我们家比较关照。
后来，由于妻子患病，好几年都无法参加劳动。队里曾经一度不给我们家分口粮，同时没分粮的还有罗秀英家。
我妻子的病，主要症状是腿疼，最严重时走路都比较困难，这种情况队干部们是知道的。我去申诉时，他们告诉我，主要是为了扣罗秀英。因为两家都没有参加过劳动，只扣一家会有意见，所以便一起都扣。是队长的主意，而且坚持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队里的西瓜熟了，广播上喊叫社员去地里分瓜，妻和罗秀英也去了。当正要分到她俩时，队长喊叫停下来，让摘瓜的社员和负责分瓜的干部边吃瓜边休息。两个女人十分趟尬，提着空口袋回了家。
我周末回去时，妻子跟我讲了这个情况。
“喇机上没有讲清楚，我们以为每户都有才去的。”妻子显得很委屈。
我也认为队长做得太过分了。
一个星期天，大队主任杨应川找我聊天，我说起了此事，有些激动地讲道：
“过去，走路人经过瓜地，种瓜人都要给个瓜让解解渴再走。何况我们落户到了这儿，两个婆娘已经去了地里。不就几个瓜蛋子吗！也太过分了。”
我是在说队长，想让杨主任给赵队长递个话。我当时也豁出了。
第二年，杨主任家买了台缝纫机，叫我去给他安装。装好机子，主任老婆端上了饭。吃饭时，杨应川突然对我说：
“老苏啊，去年那一次为分瓜的事你说些话把我搞吃力了。”
我才知道他误解了，把事想在了自己身上。实际上，当时鸾沟生产队是队长大权独揽，别人说了不算。
从那一段以后，我跟队长有了隔阂，但他们家的其他人却一直对我不错。尤其老五赵映用，有一段和我很好，也帮了我不少忙。
他们老大盖了新院，已经搬出去了。赵映用在父母跟前，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个大小事，总是要请我去。
跟赵映用关系最好的那一段，我正在一中教书。他进城办事，便来学校找我。
记得有一次，他给队里买东西，晚上住在旅社里，约我去看晚场电影，我领着四岁的儿子锼锼。电影快完时，锼锼睡着了，散场时叫醒了他。
往场外走的人很多，我和赵映用只顾了说话，没在意，不见了儿子。两人一下子忙了，赶紧四下里寻，看见锼锼牵着一个陌生人的衣袖正往侧门口走。外面天黑，人又多，若走出门，便很难找到了。
我俩都紧张得出了汗。被突然叫醒的儿子，糊里糊涂的，还以为拉着我的衣袖呢。
我决定离开鸾沟回城时，把房子说给了邻居老周。赵映用听到消息来找我，知道了我说的价是一千五百元，他以为太低，愿意出两千元买下来。
我告诉他，老周有困难，价是我给的，已经讲了就不好再变了。
赵映用说：“你太实在了，不管卖给谁，那个价都太低了。”
我知道卖两千元也不算高。他是真关心我，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鲁党维贵
党维贵是公立老师，我家到鸾沟时，他先在冯家园子小学，后来又调到贺家川小学。虽然在外村工作，但假期总要回来的。所以，我们早就认识了，但也只是回村碰见了打个招呼而已。
雅芬能下地劳动后，和她关系好的除了罗秀英，还有一个叫董秀英的。
和雅芬一样，董秀英也是瘦瘦的高个子，只是肤色显得更黑一些。当时还有外号“二少欠”老汉的儿媳妇，也是个瘦瘦的大个子妇人。三个婆娘，一时间成了村里有名的“三大瘦”。
董秀英的男人正是党维贵。由于女人们关系好，我和党维贵有了来往。后来他又调回鸾沟小学，于是来往增多，逐渐成了朋友。
党维贵对学生要求严格，教学很有一套。言语之间听得出，他对赵老师似乎有些看法。知道赵老师和我关系好，便从不在我面前过多议论。他们家住在村子西面的一个沟坳，我骑车子走山路进城要经过他们那个沟口子。
暑假里，我去党维贵家聊天。坐在炕上吃着又凉又甜的西瓜，透过开着的窗户，望见沟尽头黄土山丘的豁口处蓝天上飘过朵朵白云，那情那境，竟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
党维贵很懂瓜，挑的西瓜个个甜。他告诉我，有一年害过一次大病，胃特别糟，人很虚弱。西瓜成熟时，他住在瓜地窖房子里看瓜，饿了就摘吃西瓜，一茬子瓜看结束，胃病彻底好了，人也精神了许多。
我是个老胃病，本来就爱吃瓜，听了他的话，对西瓜更是喜爱有加。
党维贵不光西瓜挑得好，选籽瓜也有一套，他说：“头尖尻（土语读9510子方），拍起来乓乓乓。再看毛色光堂，必然是好瓜。”听了他的口诀，我如法去挑，果然不差。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鸾沟村曾经种出过九十斤重的大西瓜，那块地里，最小的瓜也有三四十斤重。一时闻名遐迩。党维贵告诉我，务大西瓜的正是他父亲。
我们到鸾沟时，老人早就不种西瓜了。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去大队药铺跟老中医李大夫聊天。已届古稀的党老者银白胡须，面容清朗。我去卫生所时，总能碰见他蹲在药铺东墙下的小炕上听老大夫说趣闻典故，咧着嘴一脸天真。
党维贵告诉我，他母亲信佛，父亲很反对。现在老了干脆见不得了，老两口儿分住在两个儿子跟前。党维贵兄弟也有好几个，他弟弟党维法，我们刚到鸾沟时是保管，后几年当了队长。
祁生淮来白银卖瓜，我打听党维贵的情况。他说，一切都好，就是这几年老了，不知暗原因，和董秀英闹不到一块，分居在两个儿子跟前。
听了祁生淮的话，我想起了党维贵的父母。
为什么他们两口子也会这样呢？
2006年3月20日
罗秀英
在鸾沟的好多年里，罗秀英是我们家最亲的人。我们在鸾沟出生的三个孩子都是她接生的，妻子雅芬和她情同姐妹。
由于两个女人的关系，罗秀英的丈夫孙文才也和我成了亲戚一样的朋友。
孙文才在厂部当保管，虽然早就见过面，却并不相熟。家属原来也不认识。
我家搬到鸾沟时间不长，我去城里买木料，妻子突然临产，过程比较艰难。适逢罗秀英来房东家串门，她虽然不是接生婆，却胆大沉着，帮着女房东冯妈，接生了我们的二女儿。
从那以后，两家开始有了来往。
后来，生产队同时扣住两家的口粮不分，两个女人同病相怜，关系便越来越密切了。
二女儿出生时我不在家，虽然事出有因，但心里仍然十分塊疚。
生三女儿时，离预产期还有一周我便请假回到家里。
妻怀孕后，我按照书上讲的方法，给她检査过几次，发现胎位不顺。为了保险，不至于到时出现难产，回到家里，准备第二天用架子车拉上妻子去周家地公社医院检査一下。
没想到，就在第二天早晨，妻突然肚子疼了起来。难道要早产？还是我们的预产期算错了？我一边生火烧水，一边打发大女儿快去叫她罗姨。
孙家住在我们家东面的山畔上，中间隔着生产队的大场和一条山水沟，两家的院子互相看得见。
罗秀英很快便过来了。她问了问雅芬的情况，肯定地说很快要产了。指导着我帮她做好了接生的准备工作。
临盆时，我突然想起了胎位不顺的事，很是担心。果然先出来的不像孩子的头，像是不规则的样子。还没来得及多想，那孩子竟连同胎胞一起囫囵生了下来。正在我们有些吃惊时，衣胞随即破了，孩子也哭出了声。
事后罗秀英跟我们两个说，她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孩子刚下来时，没头没脚的，她还担心是个怪物呢！
我却在心里谢天谢地：虽然是倒胎，却因胎衣没破，使孩子囫囵产出，免了一场难产的危险。
儿子出生时也是罗秀英接生，我在旁边帮忙。孩子生下时雅芬极其虚弱，脸色蜡黄，眼睛闭着。罗秀英急忙向她报喜：“你姨，是个小子，你要鼓个劲呢！”妻听后睁开眼睛，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前边三个女子，生第四胎时，大家都盼望是个小子。生前也都担着心，思想负担最重的是雅芬。同是女人的罗秀英比我更懂得妻当时的心情。
罗秀英外表看上去比较结实，圆脸庞，大眼睛。说话高声大气，性格爽朗泼辣。她娘家在县城里。父亲是县招待所有名的厨师，母亲曾多次来鸾沟看女儿外孙。雅芬曾请老人来过我们家。那是一个胖乎乎的善良老太太，我和雅芬叫她姨，我们的孩子也跟罗秀英的孩子一样呼她姥姥。
我岳父母到鸾沟时，罗秀英一家也像亲戚一样热情相待。
无论是下地劳动，或是打粮分草、摘瓜分菜，罗秀英和陈雅芬总是形影不离，村里人都把她们看做姐妹一样。两家的几个孩子也亲如兄弟姊妹。
孙文才喜欢划拳，我那时也学会了喝酒，每逢过年过节，两家的土炕饭桌前，总少不了“孙家他姨父”和“苏家他姨父”喝酒猜拳的声音。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没有好菜，也远非名酒佳酿，然而那种患难里的情谊，艰苦中的快乐却是很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