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返乡
一九六〇年，父亲因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朱镜堂伯伯和他住在一起，是政协礼堂二楼东边的一间房子。当时他们二人都在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室工作。
朱伯伯比父亲大几岁，但他的体质比父亲好，个性又特别乐观开朗，虽然也很虚弱，但比父亲的情况好多了。
我星期天去看父亲时，朱伯伯便跟我说：“宰北，你看看，你大（方言：爸爸）肿得这么厉害，住在一起，朱伯每天给他倒尿盆子。你们做儿女的又在哪里呢？”他说话时嗓门特别响。
他不在房间时，父亲对我说：“你朱伯伯现在每天还坚持记日记，他的精神真是好！”
朱伯伯名铭心，镜堂是他的字，靖远三滩人，曾担任过甘肃学院院长（兰州大学前身），和父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母亲在家里经常提起他的名字。一九五七年他和父亲都被划成了“右派”。生活最困难的一段日子，他们同住一个房间，对浮肿厉害的父亲多有关照。我对他很感念。老一辈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他那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着供应情况的好转，父亲的身体逐渐恢复正常了。一九六二年春节，他们还发了一些副食券，可以凭券吃到羊肉泡之类的食品了。他的心情也开朗多了。
我当房管员后，父亲特别高兴。他对我能有这么一份工作非常满意。我也想过，父亲巳年过花甲，在兰州的子女只有我一个，好好干着，以后成个家，将来对老人也能有个关照。
然而，爱好艺术的我不甘心干一辈子房管工作。想要再考艺术学院，至少还要干三四年房管员才有可能。这个现实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碰巧赶上政府动员下放干部，我便毫不犹豫地递了申请书，打算回家后再找机会考学。怕父亲生气，从来不会说谎的我，不得已违心向老人隐瞒了我主动写申请的事。只告诉他我被房管局下放了，准备回靖远去。
父亲反过来安慰我，让我不要发愁。还说回到家乡，总会找到工作的。父亲一定在想，“右派”的孩子被下放，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当然，他或许已经猜到了我被下放的真实情况。但父子二人从没说破这一层。
一九六二年五月份，我告别了父亲，搭乘姐夫给我找好的便车，带着铺盖卷和一个旧皮箱，离开生活了七年的省城兰州。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靖远县。
回到家乡后，才明白事情并非我想的那么简单。当我去城关镇落户时，他们让我去农村。我是由靖远县城迁出户口去兰州的，现在回来了，户口落在城里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城里还有我的老母亲。然而任凭我怎么说也无济于事。
这个情况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户口落不了，便没有供应粮。虽然暂时在三哥家吃饭，但口粮一人一份，县城居民每月二十四斤的标准，他们自己也不够吃，户口要长期落不了，城里便无法待下去。
我们家的情况，镇上清清楚楚的。跑得次数多了，他们也不再说让我去农村的话，但是户口就是不落。到后来，我去了也没啥说的，找个凳子坐下。他们看见了，也不等我开口，便说：你那个事不成，就别等了。我便站起来无言地离开。
那个阶段，母亲住在糜子滩大哥家里。她是患了一场大病时，被接到滩上由大嫂照料的。每月由孙子云霞或明霞进城取口粮。我回到家乡时，已经能够自理起居了。
听到我的户口落不上，母亲也很着急。虽然内心压力很重，我仍然安慰母亲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天无绝人之路，会有办法的。那些年月里，每当我走投无路时，便会这样想。与其说安慰母亲，不如说是在给自己宽心。
有一天，当我又一次失望地走出镇政府时，在巷子里碰见一位好心人。他是镇政府的一位领导，啥职务不太清楚。他小声告诉我一个情况：最近上面有政策，民主党派人士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他知道父亲的“右派”帽子已经摘了，建议我让父亲从省政协开个证明来，以留在母亲身边的角度，我是可以将户口落在城里的。
这个信息对我来说，无异于落水无望的人，突然看见了一块漂过来的木板一样。
我赶紧给父亲写了信，说明了落户的困难，和得到的内部政策精神。请父亲无论如何能开个证明寄回来。
不久，我收到了父亲从省政协开出的民主人士身份的证明。交到镇上，经过他们研究，装在衣袋里一个多月的粮户关系，终于落到了户口本上。
十年后，父亲在武都因病逝世。整理遗物时，我在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了他写给省委统战部长的一封信的底稿。内容如下：
统战部蒙部长：
我的女人和小儿苏宰北，新中国成立前一直住在靖远县城内。一九五五年，因我在兰州，她们来兰居住。后老妻因体弱多病，于一九五九年返回靖远县城。现小儿回到靖远，须照顾他年老病弱的母亲，可否请您予以特别关照，通知有关方面，准其留在靖远县城居住。
我个人多年来，一直在党的照顾关怀下。“反右”后，深蒙党的宽大处理，留在机关监督改造。现在“右派”的帽子，虽然已经摘掉，而稍加反省’改造的成绩实在不大。想到这里，惭愧地无地自容。
十多年来，党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现在又要求照顾家属，确实不好开口。但因个人主义的情感还很浓厚，对老妻小儿过分溺爱，深信党的厚恩大德，再一次提出过分的请求。能不能这样办理，还请予以审酌。
这便是父亲，一生正直不愿求人的父亲，为了子女，却不得不上书领导，恳求如斯。看到那已经发黄的笔记本上的文字，想到晚年一直魂牵梦萦想回家乡却未能遂愿，最终客死他乡的父亲，我禁不住酸楚的泪水潸然而下。
2005年3月23日恰逢先父仙逝35周年忌辰
母亲的佛心
母亲由兰州回靖远后，跟三嫂生活在一起。结婚不久的三哥还在西北师大上学，三嫂在靖远一中高三读书。
一九六〇年春天，全国性的大饥荒迅速蔓延，情况日益严重。我的家乡靖远，浮肿的人也越来越多，不断听到饿死人的传闻。饥饿威胁和吞噬着人们的肌体和灵魂。
母亲和三嫂她们，每人每月有二十四斤供应粮支撑着，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有一天，母亲一个人在家。突然听到大门道里有响动，她拉开门扇一看，先是吓了一跳，只见门槛旁边斜躺着一个人，脸面浮肿得很厉害。仔细一看，原来是大哥宰东。
当时黄河两岸农村的情况很严重，人民公社的食堂大部分是清汤寡粥，已经难以果腹。饥饿驱赶着人们挖剥一切可以吃的草根树皮。碾湾对面王和滩的香蒲根被附近几个村庄的饥民挖掘殆尽。
那天大哥忍着饥饿来到城里，挣扎着走到母亲她们住的街门道里时，突然眼前一阵眩晕，竟无力敲响大门，便坐倒在门槛前了。
母亲给可怜的大儿子做了顿饭，看着他不顾一切大口吞咽的样子，心里一阵难过。大哥将母亲做的饭全吃到肚里，虽然饥饿感仍未消除，但毕竟恢复了些许体力。母亲让他不要再到处转，缓一下精神，赶紧回家去，免得天晚了饿得走不回去。当时常有某地某人饿死在路边的传闻。那个年头，一般人家都不招待亲戚。大家都吃着一口吊命饭，给了别人，自己便有可能被饿坏。
母亲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来看她的都是至亲的人。
一次碎舅来看他，他是母亲最小的兄弟。碎舅自小就瘦弱，当时更是饿得皮包骨头，黄里泛青的脸势。母亲又给可怜的兄弟做了一顿饭。
即使在艰难的岁月，亲情的往来总是难免的。虽然是偶尔招待，可母亲总是尽量减少自己的饭量，以减轻对于儿媳妇的内疚。
日子一长，母亲的内心很矛盾，不忍心冷淡来往亲戚，又难以面对长期半肌半饱、面容消瘦的三儿媳。况且儿媳妇正怀有身孕。母亲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同样吃不饱饭的儿媳再受连累了。她突然想到了去庙里住。
我们去兰州之前，母亲经常到观音堂巷东头不远的大寺里拜佛。住在寺里的张居士是母亲最要好的道友，常来我们家。母亲走兰州时，她曾从我们家搬走了好些缸盆碗罐之类的生活用具。从兰州回来后，母亲也跟她有过来往。
母亲原想自己有父亲按月汇寄的生活费，口粮也有一份，住在大寺里对张居士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两位多年交往的道友住在一起，修行念佛，也是好事。
谁知，没住几天，便有了矛盾。由于老道友的不容，母亲自感在寺里难以住下去，又不愿给儿女们再添麻烦，内心十分矛盾和痛苦。加之六十岁的老人，本身就体弱多病又长期营养不良，母亲突然病倒了。
正在兰州二中上学的我，对母亲的这些情况是全然不知的。只记得有一天上午课间操时，门房让人带话，说门口有人找我。赶到门房前，是四哥宰西站在那里。还没到假期，在陕西师大工作的四哥怎么来兰州了？我心里有些疑惑。
四哥表情很自然地流露出兄弟会面的喜悦。他说到兰州出差，准备顺便回家看看。我那时先是害胃病，接着又赶上挨饿，面容特别消瘦。四哥关心地询问了我的情况，还给了我三四斤全国通用粮票。
其实，他是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后请假赶回来的。二哥宰瀛也从武威黄羊镇赶回靖远。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哥哥们对我隐瞒了母亲的病情。
待我暑假回家时，母亲住在糜子滩大哥家，病情已基本好转，自己可以行动了。
母亲病重时，考虑到糜子滩有大嫂伺候，孙子孙女跑个路抓个药也方便。承兰嫂正值临产，三哥他们尚有困难，是无法伺候病人的。几位兄长商量后，便将母亲安置在大哥宰东家里。大夫认为母亲的体质过分虚弱，光吃药，不补充营养，一时很难康复。
那一次，二哥在家待了较长时间。曾骑自行车远涉一百多里路，去兴堡子川贾寨柯找金生琰表兄。他们表兄弟关系特好。金家表兄当时在五合乡供销社当会计。他想尽办法帮二哥买了一个羊羔子和一些鸡蛋。这些东西当时在县城和周边农村是很难找到的。糜子滩的鸡早就让人们吃光了。狗也绝了迹。
吃素几十年的母亲，羊羔肉是无论如何都吃不下去。就是鸡蛋也是子女们和大夫讲明道理，才肯吃的。后来身体复原后又不愿吃了。
吃食固然重要，但更要紧的是儿子们的孝心，让母亲的心理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我在一九六〇年见到母亲时，听她讲到瀛兄去五合为她找吃食时，老人那只特别有神的右眼里溢着慈爱无比的光泽。
母亲的左眼没有一点视力，所以她的右眼特别亮。我上高小时，母亲偶然告诉了我关于她的这个秘密。当时让我吃了一惊。我连忙仔细观察她的两只眼睛，果然有明显的差别。母亲的左眼显得略小且呆滞无神，右眼则较大而神采奕奕。
还是十来岁的小姑娘时，母亲和同村女伴玩耍，不慎让对方用锥子尖刺瞎了左眼。所幸者苦水（眼球中的水状液）没放，伤好后左眼虽然完全失明，但看上去只是没有了神采，不注意是看不出来的。
“嫁到苏家时是瞒着的，你大好多年都不知道这事。”说这话时，母亲竟然还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一九六〇年暑期，我到滩上看望母亲时，她虽已能生活自理，但仍旧是大嫂每顿用母亲的口粮擀一小张面条，单独下出来让母亲和我吃。里面掺着一小半苦菜。灾年苦菜最养人，小时候曾听老人们这样说过。一九六〇年的地埂渠沿上，以及荒滩里到处都是苦菜。大哥他们全家大锅里的饭，苦菜和其他几种野菜占大半，而米面成分是很少的。
食堂解散了。夏粮下来后，口粮分给社员自己做着吃。虽然仍以瓜菜为主，毕竟比食堂活泛多了。挖野菜成了娃娃们每天最主要的活儿。大人们走在路上和地里也是看见野菜就挖。大哥的浮肿也消了。虽然还吃不饱，但一家人总算都活了下来。
一九六一年，三哥大学毕业，分到靖远师范教书。母亲病好后，多时在滩上住，有时宰南兄接母亲到城里小住。那一两年里多病体弱的母亲全赖大嫂和三嫂两人侍奉和关照。
我辞职回乡时，南兄有了两个孩子，城里住房紧张，母亲住在糜子滩。我的户口落好后，住在同院南房里的陈股长家搬走了，宰南兄一家搬了进去，原来他们住的东房便由母亲和我住了。
那巳经是一九六二年的暑假了。西兄正好回家探亲，是我和南兄西兄一同去糜子滩接母亲回城的。
从此我又和母亲一起生活了。平时和南兄一家分开吃，我在乡下代课时，母亲若身体不好，还是由承兰嫂伺候。
一九六五年，我在仁义小学校，母亲又一次害大病。抢救脱险后，再次搬到糜子滩，由大嫂伺候。这次病后母亲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从此再也不能自理。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暑期我结婚后，才又一次把年迈体弱的母亲接到了身边。
我常想，母亲的一生苦难多于快乐，晚境尤为凄凉。她却一直在为父亲的安危担忧，为我们兄弟操心。在她晚年又一次病危时，硬是挺了过来。我心里明白，那是她放心不下我这个小儿子的婚事。
我结婚后，将老人接在身边，仅仅只有三个月。与其说我们侍奉老人，还不如说病弱的母亲无时无刻不在爱着我们。见到他的小儿子也有了一个和谐的家，才终于放下了一颗为子女永远操不完的心。
善良的母亲，既给子女，也给所有知道她的亲朋好友留下了慈悲喜舍的一片佛心。
2005年3月27日于宽堂
五兄弟
就在我辞职回县后的第三个月，二哥宰瀛也从武威黄羊镇举家回到了故乡。他所在的省水利学校停办后，经过联系调回靖远师范。二嫂也从农大附小调回靖师附小。
工作有了，住房却没着落。
我们家观音堂巷十五号的院子，早就被政府征购了。
我回来时，三哥宰南家住在隍庙三道巷十七号。是一个四合院，属于政府的私改房子。最初的主人姓彭，巷子里老户还习惯叫它彭家院。深门浅窗户的西上房比较宽敞，世铭大姐一家住在里面。南房三间有个隔墙，住着县公安局的陈股长。三哥住东房。因为北有街门道，南有厕所，这东房是全院开间最小的房子。北房也是三间，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街道办公共食堂，房子损坏很严重。食堂办罢成了危房，不修缮没法住人了。
折腾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落下了户口，又没房子住。母亲病好了也因为城里没处住，还一直在糜子滩大哥家。没办法，我只能临时住在三哥学校的单人宿舍里。
住在南房里的陈股长是个好人，对我们家的住房困难很同情。正巧他准备调定西去工作，他将情况告诉了三哥。三哥便去房管所提前打了招呼，所长答应陈家搬走后我们家住。
谁知陈股长快搬时，房管所却改了口，说房子要给公安局的另一位姓焦的股长住。三哥又急又气，去房管所争执了几次也无济于事。眼看着这说好的房子又要打水漂了，没想到陈股长搬完家具后，把钥匙给了三哥，将房里剩余的煤渣子送给了三哥，让我们取出后，再把钥匙交还房管所。
一拿到钥匙，三哥便急忙搬了进去，我也住进了东房。至于房管所和焦股长会不会找麻烦，也顾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