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家住在靖远县城观音堂巷十五号。一个东西窄长的小院子，主要房间是一排南房。父亲回来，家里的房子便显得紧张，好像做了临时调整，只记得我和父亲、二哥住一个屋。
由于父亲的突然归来而兴奋不巳的我，也跟大人们一样很晚才上炕睡觉。父亲睡中间，我和二哥睡在父亲的两边。父亲躺下后并没有立即睡，而是跟二哥说着去北京开会的事。老人的声音愉快而激动，他好几次赞叹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和过去的旧北平大不一样了，盖了许多楼房，面貌焕然一新……那时的我毕竟是孩子，睡下不久，父亲和二哥的交谈声便渐淡渐远，我被瞌睡虫带进了梦乡。不知过了多久，当我从梦中醒来，要去撒尿时，听见父亲还在说话，好像是鼓励二哥要追求进步，努力工作之类的话。
那个夜晚的炕头长谈，老人兴奋的声音，对新社会新北京由衷的赞叹，以及对二哥的殷切期望都极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从此我那单纯的心灵便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对于“右派”的父亲却怎么也恨不起来。
运动结束后，父亲曾经在大雁滩政协农场劳动过一段日子。开始，我去看望他时，明显感觉到老人情绪很不好。加之他的慢性病还没有痊愈，脸色十分樵悴。我和母亲都很担心。所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精神状况逐渐好转。避开监管人员，一起劳动的“右派”们之间也有了笑声和话语。
父亲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在旧社会，他追随孙中山，同情共产党，曾三次被反动政权以涉嫌共产党罪名搜捕而逃匿他乡。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新政权的礼遇，父亲同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共产党充满了钦佩和感激之情。运动一开始，在党内朋友的帮助下，父亲写文章斥责“右派”言论，和党同心同德。想不到自己也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戴上了“右派”帽子，变成了人民的敌人。这怎么能让正直的父亲想得通呢！然而想不通又怎样呢？无论如何还得生存下去。
我想父亲最终还是取了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逐渐卸下了心理重负，从屈辱中活了过来。
2004年10月15日
跟高尔太学画
刚上高一时，同班同学龚成瑾常常向我讲他初中时的美术老师高尔太。他说高老师不但画得好，文章也写得好。由于美学观点的问题被划成了“右派”。
龚成瑾是兰州四初中毕业后考到二中的。四初中位于黄河北岸盐场堡附近，是我考初中那一年刚成立的新学校。真没想到竟然有这样一位美术老师。
龚成瑾的介绍弓丨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们一起到图书馆借到刊登高尔太《论美》《美感的绝对性》以及相关批评文章的几本《新建设》杂志。
对美学一无所知的我，被高尔太那文采洋溢的论文所吸引，一口气读完了他的两篇论文；也读了许多持不同论点的批评文章。应该说这是我对美学的最早接触，自然我还无法判断美学观念的孰是孰非。当时只觉得髙尔太的论文生动有趣，很有道理。我为作者的才华而深深折服。为龚成瑾在初中时能遇上这样优秀的老师感到难得和羡慕。
到了高中二年级，当我们决定毕业后报考美术专业时，便毫不犹豫地去拜访高尔太，跟着他学画素描。
一起去的共三位，除龚成瑾和我外，还有陈洪坤。陈洪坤初中时和我一班，我们爱好相似，是最要好的朋友。高中虽不在一个班上，但来往仍很密切。
高尔太老师当时在省公安厅做编绘公安画报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他划成“右派”后，曾被送到酒泉的夹边沟劳教，所幸者是他的绘画特长救了他。由于省上搞建国十年成就展览，他被点名抽调离开了那儿。根据一些书籍的描写以及传闻，在夹边沟劳教的“右派”，困难时期大部分都饿死在那里了。
我们跟尔太老师学画时，他的“帽子”还没有摘。他们工作和住宿都在一个地方，是在广武路兰园斜对面向东大约百米处的一个大院子里。进了院子走一段后，再向右手拐弯转角便到了一个小院子，房屋结构曲曲折折的。里面住着三个人，各有各的房间。
高老师最年轻。还有一位搞版画的宁里先生。年龄最大的是搞图案设计的，四十多岁了，院子或走廊里碰到时总是一脸微笑，挺和善的。只是那时的我们都不喜欢图案设计，因而便始终也没在意他，现在回忆起来，连姓氏也记不得了。他们三人都是从“右派”中选拔出来，一起承担着公安画报的绘画和装帧设计工作。
尔太老师体魄健壮，内秀而外伟，上大学时参加运动会，短跑得过第一。前些年在《人物》杂志上看到过一篇写他的文章，提到因了这体魄而熬过了夹边沟劳教的苦难。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那毕竟只是不太长的一段日子，若不是提前抽调回到兰州，结果便很难说了。过度的劳役加上长期饥饿，许多铁打的汉子，也大都做了饿殍冤魂。
尔太老师让我们画静物素描，由最简单的茶缸开始，逐渐增加各种形状的器物。他教我们摆静物，然后布置作业，让我们各自在家里画。画完后一起带去听他讲评，有时也做些示范。陈洪坤把暗部画得很深很黑，尔太老师大为赞赏。后来陈洪坤学搞木刻，也曾显露出黑白处理上的过人才华。或许是初中时授业老师的缘故吧，尔太老师对龚成瑾的作业总是要求严格，批评多于表扬。而我的作业老是灰不溜丢的，暗部不敢往深加。
那时候我喜欢画人物速写，但大多都存在造型和结构上的毛病。高老师是学油画出身，造型能力特强，他画人物速写时，由头部一直画下来，比例和结构十分精确，但他自己总是说宁里的速写比他画得生动。当时有一本李唤民木刻和速写编在一起的画册，尔太老师看到后告诉我们说：李唤民的木刻比宁里强，速写赶不上宁里。
尔太老师画连环画，都是平叛题材的，是工作任务。先用铅笔起稿，由于画解剖结构的过硬本领，起的铅笔稿改动很少，最后用钢笔画的形式完成。我们都十分佩服。他曾将作废不用的一沓稿子给了龚成瑾，后来我回乡自学绘画，成瑾又将一部分转送给我，我至今还珍藏着。
一次我们去他那里时，他在大房子里画一幅很大的宣传画。画面上有一排真人大小的人物，正在着色。他让我们跟他一起画，我们不敢，怕画坏了。他说画坏了不要紧，水粉画是可以修改的。说着便将一个不太满意的人物头部用深色涂去，然后又逐步用亮色修改完成。我们终于没敢动手，只站在一旁看老师画。
省上要搞美展，尔太老师画了一幅油画，是人物肖像。画的是一个女医生，灰蓝色调子，人物形象很美。现在回想起来，画面透出的是一股静溢而冷峻的美感。送上去后没有人选。我们去看了展览，比较起来，老师的落选作品若挂在展厅，当属上乘。当时，我们都为老师感到不平。
尔太老师房间里挂着一幅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油画尚像。他对我们说：“我喜欢文学胜于喜欢美术。”
一天，我们在他房间里聊天，尔太老师临时有事出去了一会儿。我们三个翻看书架上的画册，无意中看见了一封没封口的信，是写给敦煌文物研究院常书鸿院长的。怀着好奇心，我们偷看了信的内容。尔太老师先是写了曾经跟常先生在一次集会上见过面的情景，问常先生是否还能记得他。接着便讲了向往去敦煌学习研究的心愿……信很长，还没看完，走廊里传来了老师的脚步声，我们急忙将信放回原处。我们知道老师的处境，从来没向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
高中毕业后，我没能考上大学。很长时间没见尔太老师了。
一个星期天，我去兰州饭店看望父亲。那一段，对统战人士的政策稍有宽松，父亲正在参加统战部召开的一个会议，住在兰州饭店。
从西关十字下了公交车，我先去高老师住处，正巧他准备去艺术学院找洪毅然教授。艺术学院在段家滩，和兰州饭店是同一个方向。在尔太老师建议下，我俩沿着黄河边（那时尚无滨河马路）向东步行。一路上，师生俩相互询问了近况，尔太老师如同对老朋友一样，向我这个学生倾诉了他内心的苦闷和矛盾。
中学没毕业，年仅十四岁的高尔太被颜文梁先生破格录取到苏州艺专，因不满呆板的教学模式而于一年后又转学到吕凤子先生的丹阳正则艺专。后来，政府整顿教育，调整院系，改造私立学校，正则艺专被并入江苏师范大学艺术系。师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大西北。上大学时，他的学业是全班第一名，同班一位女生对他倾心相爱，至今还等着他。现在劳教结束了，他是要求回去结婚呢？还是继续留在西北工作呢？
“我心里很矛盾。”尔太老师对我说。
“南方条件好，如果我愿意，回去后可以马上结婚。这些年的遭遇让我感到了孤独，同时我的年龄也大了。”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那略显黝黑的脸庞上，紧蹙的眉宇间掠过了一丝凄楚。
“可兰州这边对我的情况了解，有利于今后的工作。现在我心里很矛盾。苏宰北，依你之见，我是回南方好呢？还是继续留在兰州有利呢？”他站住脚转向我问，一脸的真诚。我被老师的信任深深感动了。
经过太多苦难的尔太老师太需要温情地抚慰了。然而，毕竟是划了“右派”的人，回到家乡，能被周围人理解吗？我想到了父亲和我们家庭的一些事。听着哗哗的河水声，看着沉寂在河边的沙砾和卵石，我向老师说了这个担心。
“是的，我正是有这个顾虑。去找洪先生，就是想听听他的意见。”
高老师告诉我，他的《论美》在杂志上发表后，弓I起了很大的争论。当时还在西北师大美术系的洪毅然先生坐公交车由十里店到西关再转车盐场堡，找到了他所在的四初中。
他用饱含信赖和感戴的口气对我说：“虽然我并不赞同洪先生的美学观点，但他对年轻人的热忱和关爱让我感动。”
那次去艺术学院，洪教授对高老师的苦恼和矛盾谈了怎样的意见，我便不得而知了。半年后，我辞职回乡。从此，跟高尔太老师也断了联系。
几年后，我从龚成瑾的信里得知：高尔太老师终于调到敦煌文物研究院工作了。
我在农村小学代课期间，偶然从甘报广告栏目登载的《甘肃文艺》目录里，看到插图作者有高尔太的名字时，兴奋极了，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的愉快心情和对尔太老师的怀念和祝福。
“文革”开始，一位同事揭发我有黑日记，领导小组便派人从我家里取走了厚厚的三本日记，那是用普通油光纸自己装订的本子。里边关于尔太老师的文字便成了我“吹捧‘右派’分子”的反动罪行了。
“文革”后，友人冯振国在兰州见到书店内部在卖新出版的《论美》一书，为我代购了一本，曾让我高兴不已。
一九九三年春夏之际，我因公差去了上海。工作完成后，去南京路逛新华书店，无意中在架子上发现一本题名《美是自由的象征》的书，作者署名高尔泰。急忙抽出一翻，果然是高老师的论文集。一幅黑白照片，额头上的皱纹铸刻着几十年岁月的艰辛，深邃的双眼里依然闪着睿智的光泽，紧抿而微微上翘的嘴角勾画着永远的坚韧和自信。然而那双眼睛却无法掩藏从内心深处流露而出的郁悒和忧患。
面对尔太老师这饱经风霜的中年照，我不由得眼睛有些湿润；看着肖像下边老师签名字迹，虽然“太”字改成了“泰”字，但于我依然有一种亲切感。
我反复在那个书架及周围摆放相关书籍的架子上寻找，却再也没有见到第二本同样的书。问工作人员，回答说早就卖完了，我见到的这一本可能是遗漏在其他书一块的。
原想多买几本，回去分送几位喜欢先生文章的朋友。没想到我这一本也是一种偶然相遇，竟有点鬼使神差的意思。
高尔太老师在兰大教书我是知道的，几次想去探望，却又忍住了。那时的我依然在生存的苦海中奋力挣扎，一事无成，自觉无颜去见自己崇敬的老师。应该说这是我的虚荣心所致。
后来听说因“异化”问题又停止了他的正常工作，再后来又听说他去了四川师大。慢慢地又在画刊上见到了他的文章和一组绘画作品。我为老师又一次闯过了因政治而降临的苦难感到庆幸。几年后又听朋友说他去了美国。
现在我已是年过花甲，尔太老师也几近古稀了。依尔太老师对美学和艺术真谛的不懈追求，在国外固然会有很大发展；但现在的祖国对于学术界的自由论争也确实有了十分宽松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巳经由虚假的标语口号变成了文艺界和学术界的现状。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彻底复兴的希望了。
2004年11月5日
宁里先生
当年，跟高尔太老师一起在公安画报美术组的共三人，其中一位便是宁里先生。
一个星期天，我们去找尔太老师，说他去靖远农场了。宁里先生在家，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宁里比尔太老师年纪大，三十多岁。他是自学成才的部队画家，不知因何也被划成了“右派”。他待人热情，一口东北基调的普通话，流畅而风趣。他在西南军区，曾到过中印边境，给我们讲起边民耍蛇的情景，并用手比划蛇在持蛇人身上缠绕窜动的样子，生动极了。
一九五四年的《解放军文艺》杂志，有一期封面是一幅油画，画名是《毛主席的题字到了雀儿山工地》，描绘军民共修康藏公路的题材。作者便是宁里。
他的桌面上压着三个人在雅鲁藏布江边的合影。宁里居中，他双手搭在两边同伴的肩上，前倾的身姿豪迈而潇洒，一脸开朗的笑容。旁边俩人中，有一人便是著名版画家李唤民。我们想起了尔太老师对他俩的评论，他认为宁里的版画不及李唤民，但速写比李唤民画得好。
“宁老师，能让我们看看您的速写吗？”
“当然可以。只是几次搬家，大多都弄丢了，没丢的，压在各处翻找起来也不方便。”他看到我们有些失望的样子，便对我们说：“这样吧，今天正好没事，就给你们每人画一张速写头像吧。”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我们高兴极了。
宁里先生画速写纯用铅笔线条，笔法简洁流畅，造型准确传神。不修改不重复，称得上干净利落，一气呵成。令人叹为观止。
三张头像速写中，以陈洪坤的那张最为精妙绝伦。是全正面的，两颊及下巴颏只用了两根极有变化的线条概括而成，整幅速写着笔精纯，画面生动丰富，神态跃然纸上。
给龚成瑾和我画的都是四分之三侧面像，也是很精彩的。后来我因命途多舛，数次辗转搬迁，不知何时竟将那张速写像给弄丢了，想起来十分可惜。
高中阶段，我们曾住在雁滩二中农场，边上课边劳动所谓勤工俭学。在那里我画了不少速写。选了比较好的拿给宁里老师看，请他指导。他看过后大加赞扬，并让我好好准备，毕业后报考名牌美院。虽然我觉得他的鼓励有些言过其实，但仍然激发了我的雄心。
夏天的一个下午，晚饭后天色还早，我和陈洪坤一同去找宁里老师聊天。他屋里有客人，他们边说话边吃杏子。走到房门口我俩正有些犹豫，早已被宁里先生看见了。
“是你俩，快进来吧！”他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到屋里，那位正在吃杏子的圆脸盘客人对我们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