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西班牙举行的一次关于中国的学术研讨会上，在讨论到中国有没有宗教的问题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一位来自中国著名高等学府的教授认为中国没有宗教，而西方世界的学者则认为中国自古就有宗教，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不容争辩的事实。于是，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其激烈程度十分罕见。
去年春夏之际，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有来自中国和世界各主要国家及地区的宗教学者参加的“宗教与中国社会国际研讨会”。这个会议并没有争论中国有没有宗教，而是争论如何认识中国宗教。许多西方的汉学家和中国的宗教学者都指出，不能以西方宗教学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宗教。
两个学术会议都有西方和东方学者参加，也都有中国学者参加，而且都讨论到中国宗教问题。两次学术会议争论和讨论的焦点，就是：中国有没有宗教，如果有宗教，那么中国宗教的历史和现状与西方国家的宗教又有哪些不同。尽管研讨会上有许多分歧意见，但是也有共识，那就是，不承认中国有宗教是不妥当的，以为中国宗教雷同于西方宗教也是不妥当的。
中国有宗教，而其宗教又不同于西方的宗教。这一共识是正确认识中国宗教的关键。因为宗教是一个包含众多要素的结构体，宗教又与它滋生的社会土壤密切相关，加上其中又有太多的历史积淀，所以，中国宗教自然不同于西方宗教。“三教合一”正是中国宗教特点的集中体现。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讨论的就是中国的“三教合一”。著作耙梳了中国的三教形成的过程，探讨了三教合一格局的形成根据以及发展轨迹，研究了这一格局对于中国国家变迁和民众性格形成的深远影响。作者钟国发先生，在武汉大学从学于已故的史学家唐长儒先生，获得硕士学位。师门严格的史学治学传统，加上对于过去一段时间史学方法的深刻反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风的恢复，开拓钟国发先生视野，他思想深邃，敢讲真话，说实话。毕业以后，钟国发先生就职于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出任系主任，从事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教学工作。后来因为合家东迁而加盟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专门从事宗教研究。因此，任何读过钟国发先生著述的人，都对他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观察和思考中国宗教的历史和现状的论证方法印象深刻，都为他的理论勇气和耿直坦率折服。这一课题的研究和这本著作的写作，钟国发先生整整用了五年时间。读了本书的人，都会感觉到他在书中将自己的治学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为，人们讨论“三教合一”的时候，常常局限于探讨中国宗教的来龙去脉，就事论事。而这本著作不同，它在探讨中国宗教的时候，除了精研中国宗教的头绪脉络以外，还不断地将中国宗教的轨迹放在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广阔地域的大背景上考察，放在世界主要文明地区及其宗教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比较，于是，雄辩地说明了中国宗教既有与世界其他宗教同样的共性，又具有世界其他宗教所没有的个性，并且出现了其他国家没有的各宗教既融合又对抗的局面。正是以这样的比较方法论述“三教合一”，这一中国宗教特有的现象才获得了较为合理而翔实的说明。
因为，人们讨论“三教合一”，常常局限于使用官方文书，正统宗教文献。而这本著作不同，它在探讨中国宗教的“三教合一”的特征时，除了征引这些文书和文献以外，还不断地将文笔延伸到中国文明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及中国民众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心态，于是，正确描述了“三教合一”并非仅是统治者控制社会和利用宗教的谋略，而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必然以及中国民众的生存需求、信仰内容和宗教情态。由此，“三教合一”才可能有持久地维系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历史作用，并且对于中国的未来还将继续保持它的深远影响。
因为，过去人们讨论“三教合一”，常常局限地将宗教看作是一种思想意识，大多以正统宗教文献以及某些哲人、高僧、高道的著述为根据，对于中国社会和宗教缺乏洞察力和概括力。而这本著作不同，它在探讨“三教合一”时，将中国社会、文化和宗教都视作包含着众多要素的复杂的结构体，于是，较为完整地叙述了“三教合一”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连接，在雅文化和俗文化中的连接，在宗教徒群体结构中的连接，在群体和个人之间的连接，在宗教徒的个人生活和信仰心态中的连接。通过对于复杂要素的分析及其关系的层层剥离，这才可以理解“三教合一”在中国不仅是一种宗教徒对于不同宗教关系的认识，也是中国人的向往和平、平等待人、胸怀宽大、天人和谐、海纳百川、与世无争的人生理想的一部分。
著作的最后说道，“中国历史上的宗教相当发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而这既是一个包袱，又是一笔财富，灿烂的宗教文明是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清理，批判地继承”。
这些话是钟国发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是给所有珍视中华文明的未来的人提出的课题。丢掉包袱，珍惜财富，愿所有有志者前赴后继地将这一崇高课题进行到底，迎接天下大同、国土庄严、人天合一的光辉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