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明白了他此行的目的，
顿时感到解脱的时刻近在眼前。
我准备向他跑过去，
但治安官走到我面前拦住了我。
“等一下，”他说，“除了普拉特这个名字，
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我叫所罗门·诺萨普，老爷。”我回答。
“你有家人吗？”他询问道。
“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
“你的孩子们叫什么名字？”
“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阿朗索。”
“和你结婚之前，你妻子叫什么？”
“安妮·汉普顿。”
信抵达萨拉托加——安妮看到信——亨利·诺萨普先生看到信——1840年5月14日颁布的法令——法令条款——安妮向州长呈交请愿书——附带的宣誓书——苏尔参议员的信——州长任命的代理人奉命出发——到达马克斯维尔——约翰·瓦德尔阁下——关于纽约州政党派的谈话——提出一个幸运的主意——亨利·诺萨普遇见巴斯——真相大白——确立法律程序——亨利·诺萨普和治安官离开马克斯维尔，前往贝夫河——路上的安排——抵达埃普斯种植园——发现棉花地里干活的奴隶们——见面——道别
在这一章里，我会具体讲到我的救命恩人亨利·诺萨普以及其他一些人救我的相关细节。
1852年8月15日，巴斯写给帕克和佩里的信从马克斯维尔的邮局寄出，9月上旬到达萨拉托加。在这之前，安妮搬到了沃伦县的格伦斯福尔斯，她在那里的卡朋特酒店当厨房主管。除了去饭店工作，安妮都在家料理家务，和孩子们待在一起。
帕克和佩里两位先生收到信后，立刻把信交给了安妮。孩子们看完信都很兴奋，立马赶到桑迪希尔临近的村子去找亨利·诺萨普先生商量对策。
亨利·诺萨普先生经过查阅，找到了美国颁布的关于自由公民脱离奴隶制恢复自由身份的法令。那是1840年5月14日颁布的《保护本州自由公民免遭被绑架为奴法案》。该法案规定：州长收到本州任何自由公民或者居民被非法带到美国其他州或地区充当奴隶的充足证据时，或是根据肤色或其他法律使其被迫为奴，都应采取一切措施恢复其自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州长有权指定或者聘用一名代理人代为完成任务。代理人需要搜集充分证据恢复受害者的自由权利。为解救受害者的差旅费用以及采取合法措施、法律诉讼所产生的费用等均由财政部拨款。
所以，必须要向州长证明以下两点：第一，我是纽约州的一位自由公民；第二，我是被人陷害、被迫沦为奴隶。第一点并不难办，我家附近所有年长的居民都可为我作证。要证明第二点，只能靠帕克和佩里收到的那封匿名求救信了。而我在奥尔良号船上写的那封信早已石沉大海，可能不幸寄错或是弄丢了。
安妮向洪特州长阁下呈交了一份请愿书，陈述了一些重要事实：她与我结婚，我离开家前往华盛顿，收到信件，以及我是一位自由公民等等，安妮都签字确认了。除了请愿书，还有几份桑迪希尔和爱德华堡的杰出人士证明这些情况属实的宣誓书。应几位有名望的绅士们的要求，州长任命亨利·诺萨普先生为这件事的代理人，按照法律行使职权。
看完请愿书和宣誓书，州长阁下对此事极为重视。1852年11月23日，州长盖上州印，正式任命亨利·诺萨普先生为代理人，全权负责解救我、恢复我的自由身份，并指示他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利用一切便利条件前往路易斯安那州。
由于公务、政务繁忙，诺萨普先生的行程推迟到了12月。12月14日，他离开了桑迪希尔前往华盛顿。路易斯安那州的国会参议员皮埃尔·苏尔阁下、战争部长康拉德先生阁下以及美国最高法院的纳尔逊法官听说了上述事实，查阅了诺萨普先生的委任状、已经核实的请愿书副本和宣誓书后，给路易斯安那州的各级官员写了一封公开信，强烈要求他们协助诺萨普先生完成此次任务。
参议员苏尔先生极为关注此事，特别强调路易斯安那州里的每一个种植园主都有义务帮我恢复自由身份。他相信，联邦共和国的每位公民都崇尚光荣和正义，并会挺身而出站在我这边。得到这些宝贵的信件之后，诺萨普先生原本打算回到巴尔的摩，然后前往匹兹堡，华盛顿的朋友们也建议他直接去新奥尔良，向当局询问情况。但他到达红河河口时突然改变了主意，不然他就不会遇到巴斯了，更不可能找到我。真是天意啊！
诺萨普先生坐上了第一班汽船，从红河逆流而上。红河缓缓流淌，弯弯曲曲地穿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人迹罕至的沼泽。1853年1月1日上午9点左右，他在马克斯维尔下了船，直奔当地的法院。马克斯维尔不过是一个离河四英里的小村子。
诺萨普先生从寄给帕克和佩里先生的信上加盖的邮戳推测，信是从马克斯维尔寄出的，那么我应该就在那里，或者在那附近。一到镇上，他立刻向约翰·瓦德尔阁下表明来意。瓦德尔阁下是当地一位有名望的法律界人士，他聪明机智而且品行高尚。瓦德尔先生看完信和文件，听完了有关我被囚禁的情况之后，马上提出自己愿意帮忙，并极为热忱地参与这件事情。和其他嫉恶如仇的人一样，他也十分痛恨这样的绑架行为。尽管奴隶交易带来的利益占据他所在教区财富的一大部分，但是像他这样高尚的人，肯定会对如此不公正的事情感到无比的愤慨。
尽管马克斯维尔地理位置显著，在路易斯安那地图上，它还特地被斜体字标出，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小村庄。村里只有一个为人慷慨、性格开朗的老板经营的一家小旅馆，一个在休庭期被用来关押无人认领的牛和猪的法庭，还有一个高高竖立的绞刑架，架子上的两截绳子在空中晃荡。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瓦德尔先生从未听过所罗门·诺萨普这个名字，但他可以保证，如果马克斯维尔或周边地区有叫这个名字的奴隶，他的黑奴汤姆一定知道。于是，汤姆被叫来问话，但是他认识的奴隶里也没有人叫这个名字。
寄给帕克和佩里的信上显示的是贝夫河，所以他们认为一定能在那里找到我。但问题是从马克斯维尔到贝夫河流域最近的地方也有二十三英里，何况河两岸的村庄延伸至五十到一百英里。河两岸住着成千上万的奴隶，那里肥沃的土壤吸引了众多种植园主。由于信中的信息过于模糊，很难明确下一步具体的措施。他们最终确定，唯一可能成功的办法就是由诺萨普和瓦德尔先生的弟弟（瓦德尔办公室的学徒）到河两岸的各个种植园打听我的下落。瓦德尔先生给他们提供了马车，从星期一早晨开始搜寻。
很快他们就发现这样做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不可能到地里去检查所有干活的奴隶。他们不知道大家都叫我普拉特，就算是问到埃普斯本人，他也会如实地回答不认识所罗门·诺萨普。
但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这样做。直到星期天也没有任何的进展，下午诺萨普和瓦德尔谈论起了纽约州的政治。
“我真不明白你们州的那些政治党派，”瓦德尔先生说，“我在报纸上看到有温和派和强硬派，有守旧派和烧仓派，还有保守派和激进派，但是我搞不懂他们之间确切的区别。嘿，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
诺萨普先生往烟斗里装了点烟草，仔细地解释了不同政党的起源，最后还说纽约州还有另外一个党派，叫自由土壤党，也叫废奴主义者。“我猜，你们这里从没听说过这个吧？”诺萨普先生说。
“还真有这么一个人，”瓦德尔先生笑着回答，“在马克斯维尔有一个怪人，他像北方的狂热分子一样，到处宣扬废奴主义。他是一个慷慨善良的人，但总是唱反调，给我们带来很多乐子。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技工，也是个木匠，在我们村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叫作巴斯。”
接下来，他们还聊了巴斯先生的怪癖。瓦德尔突然陷入了沉思，重新问起了那封神秘的信。
“让我看看，好好看一看，”他反复说着，若有所思地再次看了看信，“‘8月15日，贝夫河’，8月15日盖的贝夫河的邮戳。‘给我写信的人——’巴斯去年夏天在哪里干活？”他突然问他的弟弟。他的弟弟也不知道，但起身离开了办公室，很快就回来对他哥哥说：“巴斯去年夏天在贝夫河的某个地方干活。”
“就是他，”瓦德尔一只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他知道有关所罗门·诺萨普的一切。”瓦德尔说。
他们立刻开始寻找巴斯，但是没找到。一番调查之后，他们确定他就在红河边上落脚。瓦德尔的弟弟和诺萨普很快乘坐交通工具，找遍了红河方圆几英里的地方。他们找到巴斯的时候，他正好要离开那里，外出两个多星期。诺萨普先生自我介绍之后，要求和他单独聊一会儿。他们沿着河岸边走边聊：
“巴斯先生，”诺萨普说，“请问您去年八月是否在贝夫河区？”
“是的，先生，我在那儿。”巴斯回答。
“你有没有为当地的一位黑人写信到萨拉托加斯普林斯？”
“抱歉，先生，我觉得那不关您的事。”巴斯说着，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诺萨普先生。
“也许是我太轻率了，巴斯先生，请您原谅。但是，我从纽约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8月15日在马克斯维尔写信的人，我觉得您可能就是写信的那个人。我在找所罗门·诺萨普。如果您认识他，我恳请您如实告诉我他在哪里。要是您不放心的话，我保证不会泄露是从您这里得来的消息。”
巴斯久久地凝视着这位新朋友的眼睛，没有说话，怀疑这是否是个圈套。最后他谨慎地说道：
“我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就是写信的人。如果您是来解救所罗门·诺萨普的，很高兴见到您。”
“您上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他当时在哪里？”诺萨普问。
“我上次见到他是在一周前的圣诞节。他是贝夫河霍姆斯维尔附近的一个叫爱德华·埃普斯的种植园主的奴隶。人们叫他普拉特，不叫所罗门·诺萨普。”
一切真相大白，谜团彻底被解开了。在厚重的乌云之下，在阴沉的黑暗之中，我踽踽独行了十二年。如今，星光照亮了重返自由的路。两位先生抛开了所有猜忌和迟疑，将他们心中最牵挂的事情畅谈一番。巴斯表达了对我的关切，以及春天去北方的打算，说他要尽自己所能帮我重获自由。他描述了与我相识的前后经过，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饶有兴致地听诺萨普讲述我的家人和我以前的生活。分别前，他在一张纸上用红色粉笔画出了贝夫河的地图，标明了埃普斯庄园的位置以及到达那里的最近路线。
诺萨普和他年轻的同伴回到了马克斯维尔，决定在那里就我的自由权利提起法律诉讼。我作为原告，诺萨普担任我的监护人，埃德温·埃普斯作为被告。整个程序按收回非法扣留动产处理，诉讼将呈交给教区的治安官，由治安官将我扣押起来，直到法庭做出审判。当天晚上十二点，所有的文件都准备好了。由于法官住在镇上较远的地方，无法立即取得他的签字。所以，进一步的程序只好等到第二天上午。
从表面上看，一切似乎进展都很顺利。但是星期天的下午，瓦德尔来到诺萨普的房间，说担心会遇到没有预料到的困难。巴斯有些惊慌，之前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码头上的一个人，并说自己打算离开这里。这个人却泄露了一些巴斯的秘密，而且镇上开始传言，说看到旅馆里有一个陌生人在瓦德尔律师的陪同下，在贝夫河一带寻找老埃普斯家的一个奴隶。马克斯维尔的人认识埃普斯，因为他经常在开庭的时候去那里。瓦德尔担心这个消息当晚就会传到埃普斯的耳朵里，那样埃普斯就有机会在治安官到达之前把我藏起来。
这种担忧大大加快了整件事情的进展速度。住在村子一边的治安官接到命令，午夜之后立即准备就绪。法官宣布自己也会在同一时间到达。公正地说，马克斯维尔的官员们各司其职，提供了很多帮助。
午夜之后，保释手续办妥之后，法官立刻签了字。旅馆老板的儿子驾着马车，载着诺萨普和治安官火速离开马克斯维尔村，飞快地驶向贝夫河。
考虑到埃普斯会质疑我的自由权利，诺萨普建议说，对我和治安官本人首次见面的场景的描述可以作为证词，充当庭审资料。他们在途中商量好，在我和诺萨普先生讲话之前，先由治安官问我一些问题，比如我有几个孩子，他们叫什么名字，我妻子和我结婚之前的名字，我知道北方的哪些地方等等。如果我的回答和实际情况一致的话，那就证据确凿了。
最后，就像前一章末尾所述，埃普斯离开棉花地时，向我们保证他会马上回来给我们几鞭暖暖身子。他离开后不久，诺萨普和治安官就到了种植园。看到我们在干活，他们下了马车，让车夫到大宅那里，嘱咐他见面之前不要对任何人透露此行的目的。诺萨普和治安官转过大路，穿过棉田向我们走来。我们抬头看到了马车，盯着他们看，他们一前一后，相隔老远地走了过来。白人以这种方式向我们走过来，特别是在这样的大清早，让我们觉得很稀奇。艾布拉姆大叔和帕西惊讶地嘀咕了几句。治安官走到鲍勃面前问道：
“谁叫普拉特？”
“他在那儿，先生。”鲍勃摘下帽子指着我说。
我很疑惑，不知道他找我会有什么事，于是我转过身，一直看着他走到离我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长期住在贝夫河边，几英里内的种植园主我都认识。但是这个人却很陌生，我确定以前从没见过他。
“你叫普拉特是吗？”他问。
“是的，老爷。”我回答。
他指着几杆之外的诺萨普先生问道：“你认识那个人吗？”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当我看到那个人的脸时，无数个熟悉的脸庞涌现在我的脑海里——安妮，亲爱的孩子们，我去世的老父亲，儿时和年轻时的场景和记忆，所有的朋友和从前的快乐时光，时隐时现，像消逝的影子一样在我眼前掠过。最后，脑子里出现了有关眼前这位先生的准确记忆，我向上苍举起双手，无比兴奋地大声喊道：
“亨利·诺萨普！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
我立刻明白了他此行的目的，顿时感到解脱的时刻近在眼前。我准备向他跑过去，但治安官走到我面前拦住了我。
“等一下，”他说，“除了普拉特这个名字，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我叫所罗门·诺萨普，老爷。”我回答。
“你有家人吗？”他询问道。
“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
“你的孩子们叫什么名字？”
“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阿朗索。”
“和你结婚之前，你妻子叫什么？”
“安妮·汉普顿。”
“谁是你的证婚人？”
“爱德华堡的蒂莫西·艾迪。”
“那位先生现在住哪儿？”他又指着站在远处的诺萨普问我。
“他住在纽约州华盛顿县的桑迪希尔。”
他还准备问更多的问题，但是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从他身旁走过去，握住这位老朋友的双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泪止不住地滚下来。
“索尔，”他开口说道，“见到你真高兴。”
我试图说点什么，但过于激动，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其他奴隶看到这样的场景完全傻眼了，他们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显得极为震惊和疑惑。这十年来，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一同劳作、同吃同住，承受着同样的苦难，共同忍受着悲伤、分享着微少的快乐。但是直到这最后关头，在我即将离开他们的时刻，他们谁也不知道，也从未怀疑过我的真实姓名和身世。
几分钟过去了，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直紧紧地抓住诺萨普先生的手，看着他的脸，害怕自己醒来发现这只是一场梦。
“把那袋子拿下来吧，”诺萨普最后说道，“你再也不用摘棉花了，跟我们一起去找你们的老爷。”
我顺从地走在他和治安官的中间，和他们一起朝大宅走去。走了一段路之后，我才能说出话来，问他我的家人是否都还活着。他说前一段时间还见到了安妮、玛格丽特和伊丽莎白，阿朗索也好好的。但是，我再也见不到我的母亲了。我刚从突如其来的巨大兴奋中恢复过来，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感到头晕目眩、虚弱无力，站都站不稳。治安官抓着我的胳膊扶着我，不然我就昏倒过去了。我们走进院子时，埃普斯站在门口和车夫说话。那位年轻人谨遵口令，不管埃普斯怎么询问他的来意，他都没有透露半点消息。我们走到埃普斯面前时，他像鲍勃和艾布拉姆大叔一样也十分讶异。
治安官和埃普斯握了手，并向他介绍了诺萨普先生。埃普斯邀请他们到大宅里坐坐，同时命令我去拿些柴火。我花了一些时间砍了一抱柴火，不知道怎么地，手里的斧头不听使唤了。等我终于抱着柴火回屋时，桌子上铺满了文件，诺萨普正在宣读其中的一份。我慢慢地把柴放到火堆上，把每一根柴都码到指定的位置上，这样可以有多点时间听他们说话。我多次听到“所说的所罗门·诺萨普”、“宣誓证人又说”和“纽约州的自由人”这几句话。从这些话里我明白了，我对埃普斯夫妇长期隐瞒的秘密终于大白于天下了。我在那里逗留了很长时间，正准备离开时，埃普斯叫住我问道：
“普拉特，你认识这位先生吗？”
“认识，老爷，”我回答，“我从小就认识。”
“他家在哪里？”
“纽约州。”
“你家也在那里吗？”
“是的，老爷。我是那里土生土长的人。”
“这么说你以前是自由人啊，你这该死的黑鬼。”他嚷着，“当初买下你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
“埃普斯老爷，”我用一种和以前有点不太一样的语气回答，“回埃普斯老爷，您以前嫌麻烦从没有问过我。况且，我曾经告诉过我的一个主人，就是绑架我的那位，我说我是自由的，他差一点用鞭子把我打死。”
“看样子似乎是有人为你写了封信啊。他是谁？”他用命令的口气问道。但是我没有回答。
“我问你，是谁写的那封信？”他又问。
“也许就是我自己写的。”我说。
“我知道你没去过马克斯维尔的邮局。”
他一再要我告诉他信是谁写的，我坚决不说。于是他狠狠地咒骂起来，说不管写信的人是谁，找到他一定让他尝尝厉害。他十分愤怒，也为即将失去我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感到焦躁。他对诺萨普先生说，要是他早一个小时知道诺萨普他们要来，他就不会麻烦诺萨普把我带回纽约州了，他会直接把我赶到沼泽里去，或者赶到偏僻的地方去，让全世界的治安官都找不到我。
我走到院子里，正准备钻进厨房，后背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原来是菲比大婶，她端着一锅土豆从大宅的后门走过来。她扔了一个土豆砸我，尽管有点重，但是我明白，她是想偷偷地和我说会儿话。她向我跑过来，极其认真地对着我的耳朵低声说：
“老天有眼呀，普拉特！你觉得呢？这两个人是来找你的，他们对老爷说你是自由的——老家有妻子和三个孩子。跟他们回去吧，你要是不走就是傻瓜。真希望我也能走。”菲比大婶噼里啪啦快速地说完这一连串话之后大步走开了。
不一会儿，埃普斯太太来到厨房里，对我说了很多话，惊讶我为什么没有告诉她自己的真实身份。她表示很遗憾，称赞我说，她宁愿失去种植园里其他任何一个奴隶，也不愿失去我。如果那天要走的是帕西，那她会高兴死了。再没有人会修椅子、修家具了；没有人会修房子；也没有人给她拉小提琴了，埃普斯太太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埃普斯叫鲍勃把他的马牵来。其他的奴隶也不顾挨打的惩罚，停下手中的活儿来到院子里，站在埃普斯看不到的小屋后面。他们招手叫我过去，显得极为好奇，兴奋地提高嗓门问东问西。如果我能完全复述他们所说的话，描述他们的语气、体态和表情，那真是一幅很有趣的画面。我在他们眼里突然高大起来，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大人物。
给埃普斯看了法律文件之后，诺萨普和治安官让埃普斯第二天去马克斯维尔碰面。他们两人上了马车准备返回马克斯维尔。我正要坐上车夫的位子，治安官说我应当向埃普斯夫妇道个别。于是，我跑回他们站的走廊上，摘下帽子说道：
“再见了，太太。”
“再见，普拉特。”埃普斯太太温和地说。
“再见，老爷。”
“啊，你这个该死的黑鬼，”埃普斯用粗暴的语气恶狠狠地嚷道，“你少在这卖乖——人还没走呢——明天我就去马克斯维尔把这事儿给办了！”
我是个“黑鬼”，我清楚自己的身份。但我的内心有股强烈的冲动，要是我生来是个白人，临走时敢踹他一脚，那该多解气啊！我转身向马车走去，帕西从小屋后面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
“哦，普拉特，”她的脸上满是泪水，她哭着对我说，“你就要自由了，你要去远方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了。你让我少挨了多少鞭子啊，普拉特。真高兴你要重返自由了。但是，上帝啊！上帝啊！我今后会怎么样呢？”
我松开了帕西，钻进了马车。车夫扬起鞭子，马车开始前进。我回头看到帕西低着头蹲在地上；埃普斯太太站在走廊上；艾布拉姆大叔、鲍勃、威利还有菲比大婶都站在门口注视着我。我挥手告别，马车在河岸上一拐弯，他们就永远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我们在凯里的蔗糖厂停留了一会儿，那里有很多奴隶在干活儿。这种场景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简直难得一见。埃普斯骑着马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第二天我们了解到，他是到松树林那里去找把我带到这里来的威廉·福特。
1月4日，星期二，我和诺萨普、瓦德尔、法官以及埃文耶尔斯的治安官在马克斯维尔村的一个房子里与埃普斯和他的法律顾问泰勒阁下见了面。诺萨普先生陈述了一些和我有关的事实，展示了他的委任状以及附带的宣誓书。治安官描述了他在棉花地里见到我的场景。我自己也被详细地审问了很长时间。最后，泰勒先生向埃普斯说明他无话可说，这起诉讼进行下去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毫无用处。泰勒建议起草一份文件，表明埃普斯承认我的自由权利，完全同意把我交给纽约州当局，最后双方当事人都在文件上签了字。按照规定，我们所有的谈话都被收录、存入埃文耶尔斯的档案室。
一切办妥之后，我和诺萨普先生立刻赶到码头，坐上了第一班汽船，很快沿着红河顺流而下。十二年前，我就是从这里怀着无比沮丧的心情沿河而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