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要照应题目，题目说在知的方面探险，那么，到最后，是否就真变无所知为有所知了呢？答这样的问题，难得一言以蔽之。还是说如意的，如果我们承认孔老夫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可以大胆地说，多年摸索，精力没有白费，结果是有所知。这所知是什么？说来可怜，是零零星星的，不迷惑；大问题，确信只能安于糊涂。这论断需要解释一下。先说零零星星的。比如孔、孟以及许多人，都相信尧舜时期曾有禅让（传贤不传子）之事，了解人之所以为人之后，可以知道这必是幻想，因为纵观古今，没有一个统治权是“主动”让出来的。又如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相信钻研《易经》，就能知道自己想知道的未来的命运，这更是幻想，因为《易经》的卦辞、爻辞所讲，与某人的未来的生活情况没有因果关系。
再如直到现在，有些人还在宣扬灵魂不灭，我们就可以问：一、不灭，能够像其他存在物一样，指给我们看看，或用仪器测知吗？二、如果如过去的迷信所说，有托生之事，那么，人口不断增加，这新灵魂是哪里来的？我们的知识所理解的世界是个调和系统，灵魂的设想不能与这个系统调和，所以是假的。再说大问题的不能不安于糊涂。安于，不是来于愿意，而是来于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我有时想，我们的知识系统，是根据我们的觉知所能及，主要用归纳法，组织起来的，这觉知的所及是有限的，而我们想了解的“实”很可能是无限，这是说，不是从有限总结出来的规律所能解说、所能拘束的。
举例说，有不能变为无是我们承认的一个规律，可是想想我们的宇宙，它就不能忽而成为无吗？你说不能，怎么知道的？谁能保证？退一步，单说规律，它来于事物活动的归纳，而归纳法则不能反转来统辖事物活动，这是说，事物的活动也可能变为不规律。还是从有限方面说，康德早已感到这一点，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分析纯粹理性（认知的能力）的性质和能力，认为深入到某种地方，如四律背反所述说，理性就无能为力。记得其中有“存在”的“最初”问题（总该有个开始；可是还有开始之前，结果就成为没有开始），“存在”的“边界”问题（凡物总要有个边；可是边界之外仍有物，结果就成为没有边界），两个相反的判断，纯粹理性都承认是对的，就成为不合理，所以只好承认，纯粹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或者说，还有些大而根本的问题，我们不能明白。康德的这种态度，有人讥讽为不可知论。
我自知浅陋，又多患杞人忧天之病，对于有些大问题，限于生也有涯的己身，总是认为难得明白，也就只能安于“不知为不知”。大问题也不少，说一点点一时想到的。一个，我们都承认是住在“有”的世界里，何以会“有”，不是“无”？有，依照我们的常识，总当有个来由，可是这来由，我们无法知道。另一个，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未来，是无尽地膨胀下去呢，还是到某限度，改为收缩，直到变为零？我们也无法知道。再一个，正如康德所认识，我们理解外物，都是把它放在时空的框架里，时间和空间是怎么回事？其本然是同于我们想象的吗？至少是颇为可疑。再一个，缩小到己身，我们有生命，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何以会出现生命？又，生命都有自我保存和向外展延的趋势，这是怎么回事？或更进一步问，有没有什么价值？显然也无法知道。再一个，还是就“人”说，自由意志的信念与因果规律不能协调，我们只能都接受，理论上如何能够取得圆通？不好办，也就只得装做没有那么回事。
幸而大问题离日常生活很远，我们可以不管它。不能不管的是接受“天命之谓性”之后不得不饮食男女，要如何处理？这，就我自己说，到不惑之年像是略有所知，也是改行学哲学，多读，继以思，慢慢悟出来的。所有这些，以后有机会还会谈到，这里就不说了。
尊 师 重 道
我前些年诌《古稀四首》，其中第三首开头说：“几度扶风侍绛纱，倦游杨墨不成家。”意思是回顾昔年，所从之师不少，而终于白首无成。这里且不管成不成，单说所从之师，可以分为两大类：亲炙之人和所读之书（书是人写的，也可以说是私淑之人）。由所受的教益方面说，不怕由启蒙老师刘阶明先生起，总不少于百八十位吧，听了不高兴（推想都早已作古，也就不能听见了），还是书本应该高踞上位。书本，有本土的（包括由印度传来变为本土的），数目多到数不清。但也无妨排排位次。哪一本宜于站在排头，不好说；用买水果法，挑几个大个儿的，《庄子》就必不会落选。比如说，它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我参之，就认清了自己，它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我参之，就领悟了人生之道，换书本为亲炙之人，所得如此之多而且重就不容易。《庄子》之外，当然还有不少应该感激的，这里为了接续上一篇，专说改学西方，以书本为介遇见的一些明师。人不少，书更多，只好仍用买水果法，说几位我认为惠赐最重，没齿不忘的。这是罗素（B.Russell）、薛知微（H.Sidgwick）、穆勒（J.S.Mill）、弗洛伊德（S.Freud）。
罗素（1872—1970）是英国的杂家，著作，由凡人不懂的《数学原理》《物之分析》等一直写到《赞闲》《幼儿之教育》之类；行事，由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讲数理逻辑一直到走上长街高呼反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著作大几十种，内容充满开明和智慧；辞章也好，世人推为通俗的散文家。20年代初曾来中国讲学，写了《中国之问题》；看他的《心之分析》的自序，这本书也是在中国写的。总之，因为人高明，又与中国有较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文化界就熟悉他，他的著作有不少译为中文。就是靠中文译本多，我读书由东土转向西方，接触最早而且最频繁的是他。经过多次动乱，他著作的中文译本，略点检，我的书架上还有二十余种。大致是由30年代晚期起，我逛书店书摊，遇见他的英文本原著，幸而价钱也不很贵，就买回来，翻看后插架。
也是幸而，他的大名，以及所谈论，与“反”字关系不大，在大革命的大风暴中，就既未驱逐出境，又未付之丙丁。但绝大部分束之高阁，点检数目有困难，估计总不少于三十种吧。这多种，读了都会有所得，或说受些影响。而影响最大的，我自己认为，还是一本名为《怀疑论集》（1928年出版，有1932年严既澄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书，如书名所示，是提倡怀疑，或者说，主张没有证据就不要轻信。书连导言在内共写了十七章，从各方面论证不可信的来源（人的本性以及政治和宗教的欺骗等）及其危害，所以对应之道应该是崇奉怀疑主义，只有合于科学道理、经过自己思考证明为可信的，才信为真实和好的。思想深刻，甚至只是由标题也可以看出来，如第四章是“人能是理性的吗？”第九章是“好人行事的危害”，就会使富于理想的人大吃一惊。文笔也犀利，如说：
那些要赖热情来维持的意见，常常是那种并没有良好的理由存在着的意见；的确的，我们可以拿主张者的热情来量度他的缺乏理性的信心的程度。在政治和宗教中的意见，差不多常常是以热情去维持的。（第13页，用严既澄译文，下同）
每一国的大多数的人民都因为受尽种种的耳濡目染的影响，而深信一切的世界上的结婚的礼俗，除了他们自己的一种以外，都是不道德的；并且相信那些攻击他们自己的这种见解的人，都不过因为要自己文饰他们的纵恣的生活，才去如此做。换言之，就是世界上的一切的民族都把她自己的一种结婚的习俗认为最合理的，最不违背道德的。（第15页，译文有增加部分）
这是目中装有X光，因而隔着胸口能够洞见人心，虽然这人心中也有自己的心，读了仍是感到痛快。
我多次说，上大学时期，正赶上考古风刮得很猛的时候。考证是汉学，惯于在人皆认为不可疑的地方（古文献，传统信念）生疑，然后是考，无征不信。其实这方法就是科学方法，其精神也可以说是怀疑主义。只是与罗素相比，还嫌零碎，深度广度不够。所以读了罗素的著作，真如《桃花源记》所说，有“豁然开朗”的感受。豁然，都见到什么？只说距离最近并且个儿最大的，是史书本纪中所写，日报第一版所宣扬，什么圣王，什么领导，什么真理，什么主义，等等好听的名号和言辞，即使不好说是都意在骗人，总是与实况距离很远。显然，如此认识，其结果就很难成为信徒。
所以几年以前，母校九十周年约我写纪念文章，我就写了《怀疑与信仰》，引培根“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之后，说自己惭愧，只是始于怀疑，而未能终于信仰。这情况，实事求是，应该说，在母校时期只是发了芽，至于开花结果，则是念了罗素之后。如此开花结果，有什么好处吗？可以说有，是多年在多种虚妄的压力下，包围中，并没有“真”（装做信可以不算）受骗，上当。自然，不能成为信徒也会带来坏处，是不能如有些我熟识的人，只是因为信之后万岁声喊得响亮，就换来位、名、利的实惠，可以招摇过市。这样说，我是有些悔意吗？也不然，因为，依照罗素，人总应该信任自己的理性；或依照孔老夫子，“安则为之”。怀疑的所得还有个儿小的，数目多到数不清，有病不找气功师，想知道来日如何如何不给什么瞎子、什么铁嘴之类送钱之类皆是也。
薛知微（1838—1900），英国哲学家，出身于剑桥大学，后来在剑桥大学任教，主要讲伦理学。他治学不像罗素那样方面广，名气没有罗素那样大。著作也少得多，我知道的不超过十种。我买到的有五六种，都没有中文译本。我最初知道他，是因为读伯劳德（C.D.Broad）的《伦理学说的五种类型》（有1932年庆泽彭的中文译本，名《近代五大家伦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伯氏是薛知微的弟子，著名的哲学家，介绍五位伦理学大家，第四位是康德，第五位就是薛知微。薛氏伦理学方面的著作，我买到的有两种：《伦理学之方法》和《伦理学史纲要》（记得原是《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的一个条目，扩充[？]后单行）。重要的是前一种，1874年初版，我得到的一本是1922年第七版。书五百多页，总有四五十万字。称为方法，意思是在伦理学的领域内，我们想明白其中底蕴，应该怎样思索。他的弟子伯氏评介他的学说（也就是介绍这本书），也是着重他的思辨方法。这方法是：
不断地自己推演，讨论，提出驳论，予以答复，再又提出反驳。所有这些地方本身都是至可佩服的，深切证明了著者思想之精深和笃实。但是读他的书是很容易成为不耐烦的，极难把握得住他的理论的线索，一个人尝可以读了许多段节，止不住的赞美，而结局却甚至于记忆不了一点什么东西。……如果有人能够由兹文的介绍，而引起研究的兴趣，取《伦理学方法》而细读之，不至再感多大的困难，那便是本篇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大的目的了。（庆氏译本114页、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