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人有缘相逢
这码头上真的风平浪静吗，大连街真的平安无事吗？孔宪隆也似乎隐隐地感觉到了，在这个码头上，有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暗流在涌动。前几天，码头上的几千小杠们突然扔下了手里的杠子，坐在货堆上面，不装船也不卸船了。即便是装船卸船，干起活来也是吊儿郎当。一边干，一边哼着，“卯子工、卯子工，蹲蹲茅房半点钟。”
日本人掌管了大连码头之后，日本人福昌公司承担了码头上所有的装卸业务。码头上的装卸作业虽然也是人挑肩扛，但是两万多人的装卸大军，怎么管理这些苦力小杠，福昌依然采用了把头制。一个小把头管着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小杠，而大把头则管着十个小把头。小把头对大把头负责，而大把头则要对他福昌负责。要论利益的瓜分，福昌理所当然地拿大头，大把头拿中间那一块，而小把头，只能从小杠们身上榨取油水。他们不仅要克扣工人们的工钱，也要克扣伙食费。为了应付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劳作，吃不好就没有力气干活。常常有人因为体力不支而从跳板跌落下来。有人实在饿得不行，偷吃了一捧豆粕，结果让小把头看见了。那一顿揍，把头下手的那个狠哪，哪里还有山东老乡的情份。众多的山东老乡看不下去了，有人一串通，小杠们把手里的杠子扔下了，坐在码头上，不干活了。法不责众，大把头来到现场看了这阵势，责骂了小把头，哄着工人干活。工人不干活，船就动弹不得，码头就成了一湾死水。也就是在昨天，日本人的福纺纱厂上万名工人罢工了。
从来都是平安无事的码头，这些天却让一股潜在的暗流搅浑了。本来在这码头上，一个大金线能管理一条数里长的大街。突然间的动荡，让日本人感觉到警察人手不够用的。只好临时招募一些帮助日本大金线做事的人。能够在警察署里混上一个巡捕的头衔，那可是人分三六九等的上等。也并非你想当巡捕就能轻而易举地当上巡捕的。日本当局也要经过严格认真的考核考察，才会授予你巡捕的头衔。当了巡捕，就有了为巡捕服务的一些人。在大连街上有了“腿子”[跑腿的]，有“跟包的”，就是跟在狗腿子身后拿包的，有了“拿片子的”这些人物就是手里拿着跑腿的片子到处招摇撞骗的那类人物。
这些人统统都是一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当了腿子，当了跟包的，拿了片子的，也就可以混个吃喝。他们要做的，就是向巡捕们通风报信，谁有反日情绪和言论。甚至谁家吃了大米白面，他们也要打小报告。从前人们恨二流子地赖子，如今，大连街上这些人几乎都成了这些人。大连人也只能在心里恨这些人。表面上人人害怕你，其实人人在背地里戳着他们的脊梁骨，他们的祖宗八辈不知让人操了多少遍。无论怎样唾骂，就是有人愿意充当这类角色。日本人统治大连之后，大连街上没有听到过枪声。有人说大连人驯服听话奴性十足，其实并非如此。日本人一面对大连采取文装武备的怀柔政策；一面在大连，有关东军，有宪兵，还有特务和警察。在军警特的领导下面，他们还有一张更加可怕的巨大的汉奸走狗网络。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起到了日本军警特起不到的作用。
关东军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也不得不认真对待近日发生的这些动荡不安的事件。肯定一点，这些动荡矛头直指日本当局，而且这些动荡也是有组织的，只不过组织得尚不严密，后续工作没有跟上，满足了一些人的基本要求，罢工的工人们也就复工了。但是，这些事端的出现，也给当局敲响了警钟，不认真严肃对待，以后要出大问题的。
大连这个大码头，二十世纪的前十年里，已经通了有轨电车，已经用上了自来水，烧上了煤气。火车站的样式也是直接把京都的火车站的图纸搬到了大连，大连真的成了一座现代意味的城市。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了大连，进入了城市里的工厂码头，从农民一下子成了产业工人，要有组织，要守钟点，上班下班，操作劳动，虽然骨子里的农民土气短时间内难以去掉，就像一棵连根拔起的庄稼，过不多久，它就不再是一棵庄稼。过不多久，它可能转化成为另一种植物。到了二十世纪和第二个十年，大连已经拥有十万的产业工人。到了第二个十年，一直风平浪静的码头似乎有些动荡不安，隔上三五日，总有事情发生。人们也明显感觉到，当年俄罗斯人确立的自由港也不自由了，从前说话可以口无遮拦，可现在的身前身后，不知哪个人是腿子，哪个人是拿片子的。小报告一打上去，随着祸事从天而降。于是，人们只敢把坏话反着说，把臭的说成香的。
在大连的街头巷尾，人人都在为生存而忙碌。进不了码头当小杠，进不了工厂当工人的女人们便卖起了焖子，烤起地瓜。也有的女人把赶海挖来的蚬子和毛蚶拿到街上卖。因为找不到吕启明而有些丧魂落魄的孔宪隆天天都在街游荡，在码头上转悠。人总要做事的，也总要有事可做。此时此刻，他想起了在码头上与他的父亲一样名声浩荡的三叔孔昭德。与父亲不同的是，三叔却是英雄好汉。他来到了码头，寻找他的三叔孔昭德。小杠们告诉他，如今的孔老三已经不再是扛大包的苦力了，从前他开着一条大蓬船，如今他开上了火轮船。从前叫西伯利亚号，如今叫海南号。他找遍了大码头的几个泊位，都没能找到海南号的影子。有人告诉孔宪隆，孔老三也许出航了。也有人让孔宪隆到褡裢湾码头去找找，也许，西伯利亚号停泊在那儿装货卸货。
大儿子的举动还是让孔昭仁深感不安，有拴住他的工作没有了，能拴住他的感情的女人不见了。不能让他这样茫然下去，人在此时此刻，容易犯浑，容易做出傻事。用什么能拴住儿子的心。如今他的儿子又在到处寻找他三叔，一旦儿子接触上了老三这头倔驴，……孔昭仁真的忧心忡忡。他只有拜托吴先生，让他眼中无所不能的吴先生为他的儿子孔宪隆多劳费些心神。吴先生明白，孔宪隆的所为并非青春期的狂躁，他的压抑来自于精神茫然之中的压抑。这种压抑需要破解，久而久之，积郁于心会告成无法治愈的疾病。
恰在此时，日本丰田公司第一批新款轿车运到大连码头时，吴先生动员孔昭仁给自己的大儿子孔宪隆买下了一辆，孔昭仁答应了。买下车子，他让吴先生将车子转送给儿子。在他人生摇摆不定的时候，应该让他感受到温暖和蔽护。年轻人么，追求的都是时尚。再说，也不能让儿子总是沉沦在情感纠葛与精神的压抑之中。
吴先生把车子开到了孔宪隆的跟前，孔宪隆的眼睛一亮，他对轿车并不陌生，但是，他现在面对的是，最新款的丰田轿车。与码头上能见到了老式轿车有着本质的区别。吴先生把车钥匙递给了孔宪隆，孔宪隆推辞着，尽管心里喜欢，他还是不能接受平白无故的恩惠。吴先生说，“这车就是送你的，开着玩吧，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你正值年轻，应该追赶时尚。我和你，虽然年龄上有差异，我告诉你，我也是在日本长大的，也是在日本受的教育。”
孔宪隆眼里的吴先生很有亲和力，许多事情都是他出头露面。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他们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吴先生的确是在日本受的教育，但是，他与孔家公子不同，说起来像笑话一样，记不清是哪一年，只能想当年，吴家的太爷爷带着一家人漂洋过海闯关东。在刘公岛坐上一条小船，小船在海上漂啊漂啊，漂了几天几夜，没有漂到关东，却漂到了一个岛子上。岛子上的人穿着打扮跟中国人不一样，他们的脚上穿的都是疙瘩板[木屐]。一打听才知道，哪天晚上，风向变了，吴家人漂到了日本国来了。一夜间，中国人就成了日本人。先生说，“我是在日本长大的，也在日本上学读书。所以，我对你一直有同命运共呼吸之感。”
“你就心甘情愿地跟随着我父亲？”
“一个人，不仅要看他做什么，也要看他想什么。我是仁记的员工，我当然要忠实于仁记。有句话说得好，孝顺孝顺，你可以不孝，但你必须得顺；服从服从，你可以不服，但你必须得从。这就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吴先生，你能告诉我，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现在心里想的就是；辅助你的父亲，把仁记公司继续做大做强，要让它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集团，一个利益集团，一个人才聚集的集团……听我这个叔叔辈的人一句劝告，到仁记来吧，仁记需要你，不仅仅是为了你的父亲……”
孔宪隆还是坚持自己的那个人生信条，他不喜欢经商，他还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