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媒体那么发达，一不小心，你就成了全国的名人了。那些当选的所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自己也清楚，自己这个代表，确实不是人民选举的，是上级组织部门的领导内部圈定的。特别是那些政协委员，这些年，越来越不像来自于基层和普通群众，不是富翁，就是明星、名人，要么就是受名额所限，没有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官员，就像王一鸣这种。全国政协的会议，简直是成了名人俱乐部。全国人大的会议，因为官员众多，基本上被民间戏称为官员俱乐部。
王一鸣原来当过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那还是他在江北市当市长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年轻，参加人大代表的会议时，是新闻媒体追逐的对象。因为比着那些年纪都在五六十岁的官员，他这个30岁刚出头的市长，就是放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每次大会散会的时候，他随着人流，走出人民大会堂，刚下东门的台阶，就会陷入记者们的包围圈。特别是那些美女记者，见了他这样年轻的市长，都感到好奇，都千方百计地接近他，想从他的嘴里，掏出有价值的新闻。
那个时候，王一鸣也是年轻气盛，刚从一个小地方到了北京，一下子面对全国媒体的记者轰炸，他还是有些虚荣心，有些想出风头的意思。再说了，都在官场上混，谁不想更大范围地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时候，在中国的官场，人们开始喜欢那些有风度、长相帅气、有活力、说话幽默、风趣的明星官员。王一鸣也有意识地想把自己打造成这样的官员形象。他有这个资本，也有这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心里，王一鸣也想把自己这样的官员，和那些传统的、老百姓司空见惯的、印象不好的官员区别开来。长期以来，这些官员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副猪头相，肥头大耳，拙嘴笨腮，走路是四平八稳，一摇一摆；说话是目无表情，官话连篇，讲一大通，都是废话、套话、假话、空话，他们讲得振振有词，唾沫横飞，但人们一见这样的镜头，就恶心得要吐，知道他说的都是在放屁，糊弄老百姓的。
而王一鸣这样的官员，给人带来的却是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们年轻，充满活力，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知道利用新闻媒体为自己造势的重要性。他们来自底层，了解民众的实际情况和心理需求，他们不会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说屁话、混账话糊弄人。他们不开口便罢，一旦开口，绝对是击中要害，言之有物，有理有据，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充满了爱国的情怀，关注民生，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
王一鸣的原则就是，许多敏感的问题，自己不去触及，那是囿于体制的原因和自己的位置，没办法，你是官员，就要服从组织的管理，但至少自己可以保持沉默吧，那些王八蛋的话，糊弄人的话，以为天底下的老百姓，都是弱智的，可以随便糊弄就行的，这说明那些官员，根本就没长脑子，要么就是死不要脸。忘记了党的宗旨，退化为一个为了名利，不顾一切的老油条了。
但对于自己分内的事情，确实是需要加紧解决的，王一鸣就不再回避了，他面对镜头的时候，还是敢于说真话，为了民众的利益，敢于鼓与呼的。
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当市长的时候，曾经作过调研，认为全国农民的税负水平，已经到了一个不堪重负的程度。那个时候，国家的发展重点几乎全部放在了城市，农村成了谁也不管、谁也不问的地方。而江北市是农业大市，全市800万人口，有700多万是从事农业生产。由于财政穷，拿不出那么多钱养那么多的公务人员。全市上下，各个县和乡镇，千方百计，巧立名目，从农民身上搜刮民脂民膏。有的乡镇，收费的项目竟然达到一百多项，剑锋所指，都是农民的荷包。碰上年成好的时候，风调雨顺还可以，农民们上交了杂七杂八的这税那费，还剩下几个可以活命。但一旦碰上自然灾害频发的时候，有的庄稼，几乎是颗粒无收，农民连自己的投入都收不回来，而乡里、县里，为了维持自己的正常运转，对农民照样一分不少地征收。没有粮食，就牵你的牛，砍你的树，甚至搬你的家具，卖你的东西，是什么值钱拿什么。你要是反抗，就关你的禁闭，甚至扒你的房子。你要是还不服气，就有可能被黑社会和地痞流氓组成的征收队，带到专门的地方，一阵暴打，甚至会被伤害致死，丢了性命，他们还诬陷你是畏罪自杀。
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屡见不鲜。许多农民走投无路，只能选择上吊自杀。江北市就曾出现一个农村妇女，当着征粮队员的面，在苦苦乞求之后，绝望地喝了农药，自杀身亡。这件事被新闻媒体曝光后，王一鸣亲自到了那个乡、那个村，安抚村民，了解实际情况。
当时他带着人员，进入村子的时候，那里的农民如临大敌，以为政府这一次是大规模抓人，听说武警都调过来几百人，准备把整个村子包围住，一个不留，全部抓起来，住监狱。许多老人孩子，提前都撤离了，有的人夜里害怕，就睡在庄稼地里过夜。
为了打消村民的怀疑，王一鸣只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又带了几个乡干部和临近村的村干部，直接就进入了村子。刚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敢讲实话，所有的村民，都对他怒目而视，从那一双双眼睛里，冒出的是冲天的怒火。
王一鸣也是农村孩子出身，知道如何和农民打交道，他不摆架子，说话家常，很快就打消了大家的怀疑，开始向他说实话。王一鸣听他们仔细算账，一亩地的收入多少，投入多少，丰年的时候，收入是多少。灾年的时候，怎么勒紧裤带，把日子过下去。负担一共有多少项。仔细算下来，原来那个时候，当农民一年是赔本的，除去各种费用，基本上等于是白干，还不如抛荒，到城市里去打工。所以村子里大片的农田开始荒芜了，做农民没有活路了。
王一鸣听他们说着，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到了最后，实在是坚持不住，当着村民的面，放声大哭。村民们哭，他也哭，整个屋子里，哭声连天。他想不到，在改革开放的十几年后，农民们竟然过的是这样的日子。比改革开放前，压力更大，更艰苦。
回到城里，他连夜让市政府办公室写好材料，向省委、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上报。向他们详细汇报了基础的实际情况，并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他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认可，并在内参上作过批示。此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加强和重视农业、农村、农民生活的文件。减免各种乱收费，开始在部分地区，试行种粮补贴。这些文件和后来的一系列惠农政策，统称为“三农问题”的文件。
王一鸣也因为此事，和那些推动中国“三农工作”的学者和官员一起，被媒体视为对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在此后几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他都是作为媒体的焦点人物，受到了媒体的青睐，作过非常精彩的发言。
他出了风头，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但也因此带来了副作用，许多人开始妒忌他，最主要的是那些同僚，那些和他官差不多或者稍微大一点的官员，感受到王一鸣给自己带来不小的威胁和压力，怕王一鸣的官升得太快，反衬出自己的尸位素餐，于是就在背后造他的舆论，说他不成熟，不沉稳，爱表现自己，不懂得官场的潜规则。你自己为了出名，把所有的人都一棍子打死，好像是洪洞县里没好人。
王一鸣一开始不理解，不在意，他认为自己没有得罪他们啊，他们为什么对自己这样，背后不住地煽风点火。后来经自己的老岳父一点拨才知道，自己只是犯了忌。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自己就是不小心，成了官场的愣头青，众矢之的。所谓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是这个道理。
那个时候，省里的一把手还是赵老书记。别人对他再有看法，也只能是背后指指点点的，从根本上威胁不了他的发展。市长的位置，还是保险的。但等赵老书记调到中央，省里换了一把手，王一鸣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环境迅速恶化了。再说什么，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听了。和他搭班子的市委书记老熊，也不再那么配合了。原来想提拔什么干部，想出台什么政策，都要亲自征求王一鸣的意见。现在大会小会，都是讲市委是核心，书记是班长，要服从组织纪律。说给谁听到，不用问大家都明白。在江北市，王一鸣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被孤立了。几个副市长，都经常去市委书记老熊的办公室，隔三差五地坐坐，汇报情况。市委常委会开会研究问题，王一鸣说话，只要老熊不表态，没有人敢于对王一鸣的问题表示支持。
王一鸣到了省委，原来对自己喜笑颜开的那些省委常委们，现在有了新的主子，看省委书记对王一鸣很冷淡，就一个一个，生怕王一鸣粘上了自己，落了晦气。王一鸣求见的时候，不是说忙，就是推说没有空。
王一鸣在自己的政治生命上，第一次尝到了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滋味。这是他从做秘书以来，从来没有碰见过的问题。这是他生命的低谷，但也让他从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上，认识到政治的残酷性和政客们的极端无耻。经历过，才会懂，这些经历，无形中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们磨练了王一鸣的意志，让他更沉稳，更老练，也更加成熟了。
眼看着在江北市长的位子上，自己是越来越难受，以后的前途，更是捉摸不定，甚至是前途叵测。要想打开局面，必须跳出这个小地方，到一个更大的平台，发挥自己的作用。好在自己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有了一定的资本，虽然老岳父于开山还是个省政协副主席，帮不上什么忙了，但赵老书记毕竟升任副总理了，他说句话，还是管用的。于是，在赵老书记的持续关照下，王一鸣顺利地进京，并且升了副部级，上了一个更大的平台。
当副部长的时候，他的人大代表的任期到了，赶上了换届选举。部长老田已经被有关部门安排为人大代表了，而王一鸣这个常务副部长，不知不觉地，就被安排为政协委员了。
他老婆于艳梅笑话他，说他这个政协委员的位置，是皇上赏赐的，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不用代表什么人民利益了。
王一鸣笑了笑说：“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虽然我不知道谁选举了我，我还是得为人民说话。因为我还是共产党员，说白了，是组织部门安排我做了政协委员，归根结底，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为底层的老百姓说话，没有错。”
于艳梅说：“我劝你还是老实些，规规矩矩，人家说什么咱就说什么，不出风头，不上电视，不做什么电视明星了，说得再好听，现在的老百姓也不信了，他们听的好听的话太多了，没见网上现在说什么吗？说现在的官员，都是职业演员，他们是专门演新闻的。只是不拿片酬而已。你要是再敢破坏规矩，乱说话，说不定到最后，你这个政协委员的位子也没有了。到时候你连说废话的权利也没有了。”
王一鸣听老婆讲得也有道理，于是就说：“好吧，我今后就少开口，少说话，实在不行，也说点歌功颂德的屁话，让他们高兴高兴。但是，据我观察，凡是领导高兴的，群众就可能不高兴了。我出席那么多会议，发现一个现象，如果会场没有大的领导在场，没有新闻媒体在场，大家畅所欲言，那个发言，都是言之有物，深刻具体，一个比一个精彩，但一旦有大领导来了，那会的气氛立即就变了，一个一个，全成了吹鼓手，话咋肉麻咋说，放在电视里，让人听了看了就想吐。就那，大家还自鸣得意地说的说，记的记，各取所需，皆大欢喜，这样的会议，不解决任何问题，简直是浪费时间。一个会议下来，不知道国家要浪费多少个亿。住的、吃的、行的，方方面面的花销，全部代表，加上会务人员，成千上万，花的钱多少实在是算不清。要不网上说，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秀，是PARTY。一年一年，这样的会议劳民伤财，不开也罢。”
于艳梅说：“你这个高级干部，怎么这样没有觉悟呢！不这样，怎么显示我们泱泱大国的形象呢！执政党的合法性又在哪里，这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你今后要想在官场上混下去，做大官，必须收敛一下你的性子，要学会说假话，人在世上，尤其当大官，不说假话，是不行的。林彪曾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戈培尔曾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仔细想想，也确实有道理。”
王一鸣想想自己女人说的话，也确实有水平，这看来和她的出身有关，高干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知道些官场的规矩。
在北京开会期间，听着那些明星、名人让人笑掉大牙的提案、建议和发言，王一鸣决定，自己还是不凑这个热闹了，中国这么大，少了自己一个不少。自己就不再做什么明星表演了，现在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稳固自己的地位，为西江人民干点实际的事情。比如引进些资金，促成几个大项目，自己在北京八年，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向谁开口，别人还是会给些面子的。
在会议期间，在王一鸣的安排下，杨春风带着省委在京的干部们，专门到天伦集团参观了他们位于长安街上，现代、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
天伦集团财大气粗，他们的办公大楼，即使是在大企业、大机关林立的长安街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光是整个大楼的造价，就花了十几个亿，是京城里最豪华的办公大楼之一了。但是，这对于整个集团拥有的几千亿元的资产，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如今的中国，活的最舒服最风光的，其实不是政府官员，而是这些手握重金的国有垄断企业的老总们，他们的风光程度，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日子啊，简直就是活神仙。
在如今中国金钱万能的社会，有钱你才是真正的爷爷。
而政府官员，不管你当多大的官，有多么大的权力，可以支配上千亿的资金，你的一句话，可以让多少人发财，多少人破产，这没有问题。你甚至有挥霍的权力，花天酒地，一掷千金，都有公款报销，你自己不用掏腰包。也可能因为你的一个决策失误，国家会损失天文数字一样的财富。
一句话，你可以吃，可以糟蹋，可以让钱进入谁的腰包，或者从谁的腰包里掏出来；让一个穷人变成富翁，或者让一个富翁变成穷人，这都没问题。但有一条，你要是把钱放进了自己的腰包，你就犯法了。
不管你是中饱私囊，还是卖官鬻爵，贪污受贿，只要你的收入超过了合法的工资收入，其实你就是一个不廉洁的官员了。你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还有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旦出事，你的钱就要全部上缴国家。
所以，那些当大官的别看在台上再风光，但一提起钱，提起自己的工资收入，再想想这些国企老总的收入，立即像泄了气的皮球，心里不住地叹气。分配不公啊，都是副部级的位子，我这个省长、副省长干一年，还不如人家干一个星期的收入。
就像赵经天这个董事长的位子，手下管着几十家企业，其中有四家上市公司，在全球十几个国家设有办事处，整个集团的年产值，比得过一个落后的省份。他只要想出去旅游、视察，一天到晚，可以在外面跑来跑去，就是把地球转N遍，纪检部门也管不着，人家是合法的商务谈判考察，为了开拓海外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