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儿子要回来过年了，又带着没过门的儿媳妇，老汉心里，那是高兴得没法说。走到哪里，只要有人问他，他都是笑呵呵的，把儿子、儿媳妇要回来的消息告诉别人。自从二儿子二虎从省城里放假回家，把王一鸣要回来过年的确切消息带给他，他老早就开始准备了起来。
这几年，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人干活，再不是大锅饭了，大家都肯下功夫了。他们家里，分得了十几亩的田地，种的小麦，一季可以打上五六千斤，除去上交的公粮，还有三千多斤。秋季还有玉米、芝麻、黄豆、红薯的收成，风调雨顺的时候，家里什么粮食都有，可以天天吃白面。家里又养了猪、牛、羊，到了年关，杀了一头猪，除了卖给别人的，光是留下的猪杂、猪头肉，就有几十斤。当然，为了迎接孩子回来，还留下一条猪后腿，少说也有四五十斤重，今年这个年，是老汉长这么大，最感到高兴的。
王一鸣看到父亲，忙跳下自行车，从兜里掏出了早准备好的“大前门”香烟（这是那个时候比较时髦的牌子），掏出一支，递给父亲，说：“爹，换这个，这个好抽。”说完递给爹爹一支，然后依次向旁边的男人们分发下去，见到一个，根据他们的辈分，称呼他们“大哥、叔叔、大伯、爷爷”。见了女的，也不忘称呼她们“大嫂、婶子、大娘、奶奶”。这是礼仪，在外面工作的人，一旦回到村子里，要更加懂得人情世故。见了年长的，要懂得主动打招呼，要不然他们会在背后骂你，说你刚出了三天门，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也不能说普通话，要说家乡话。邻村的一个当兵的，刚出去一年，回到村子里和乡亲们说话，讲的是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就被乡亲们笑话了好几年。
折腾了一整天，终于回到了家里。半年没在家，王一鸣看到家里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新盖了两间偏房，墙壁还是用白灰粉刷的，白白的，墙壁上贴着几张年画，还挂着一些明星的挂历。地上还铺了红砖，地面上一干二净，里面放着一张宽大的木床，上面是新做的被褥，新买的床单，一看就知道，这些都是为王一鸣和于艳梅准备的。
堂屋虽然还是那四间瓦房，屋子里的墙壁上，到处贴满了报纸，一看就是新糊上的，房顶上显然也已经清扫过了，那些平常里悬挂着的脏东西，也不再晃晃悠悠的，做出摇摇欲坠的样子了。桌子也擦得干干净净，显然这些都是弟弟妹妹们的杰作，为了迎接哥嫂的到来，他们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到了家里，还没顾得上吃饭，于艳梅就打开了旅行包，一件一件，分发她为大家准备的礼物。两个妹妹，一人得到了一条羊毛围巾，长长的，大红的颜色，蓬蓬松松，厚重得很，一看就是上等的好东西，在县城里都买不到的，只有城里人，才能有这样稀罕的东西。把三妮和四凤两个姑娘，兴奋得不得了。
爹得到了一件军用毛衣，娘得到了一件对襟的羊毛衫，给弟弟二虎，于艳梅买了一双翻毛的牛皮棉鞋。这些都是那个时候农村人非常金贵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是买不起，也舍不得穿这样的东西的。此外还有大包小包的食品、省城里的糖果什么的，把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气氛立即烘托了出来。
王一鸣看着于艳梅，一件一件地往外掏东西，一个一个，都兼顾到了，老的小的，大家都满意，不禁佩服起自己女人的聪明和细心。
晚上父亲烧火，母亲做饭，一家人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说着话，笑呵呵的，真是感到其乐融融。
晚上休息时，母亲征求王一鸣的意见，是让于艳梅自己睡还是儿子、媳妇睡在一起。老太太不知道，城里人开放，没结婚照样男男女女，可以住在一起的。
王一鸣说，你不用管了，在城市里，我们早就住在一起了，等她一毕业，我们就打结婚证，这没什么。
老太太看儿子这样说，也就不再说什么。
在家里待了一个多星期，大年初七，王一鸣早早就起来了，吃过母亲做的饭，收拾了行李，还是二虎和三妮、四凤送他们去车站。在家里时，母亲特意把王一鸣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对这闺女，品性、气质我没话说，但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她太瘦，你看她那腰，那么细，一把都可以掐过来。儿子，她这个样子，今后生孩子，能行吗？咱们庄稼人，我还是喜欢胖一点的，大块头，看着也气派。你看你堂嫂，个子又高，块头又大，站着比男人都显块头。”
王一鸣笑了笑说：“娘，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审美观点不一样，就我大嫂那块头，到了城市里，想找对象都难！谁敢要啊，一百八十多斤，站在那里，像一堵墙。在农村干庄稼活是有劲，但城市里，又不需要干庄稼活。要那么大的块头干什么！艳梅腰是瘦，但身上的肉结实，屁股并不小，生孩子肯定没问题。她们家里的人，就那样，她姐原来也是这样，但现在，生了孩子也胖起来了，体重有一百二十多斤了，在城市里，已经相当胖了，所以你不用担心的。”
母亲听了王一鸣的话，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这次回家，算是于艳梅在王家的正式露面，再次确定了双方的关系。
第二年夏天，等王一鸣工作了一年之后，在于艳丽的运作下，一转正，他就得到了副主任科员的职务。这个职务，虽然在省委办公厅，是不显眼的，王一鸣知道，要是在县城里，许多人奋斗一生，都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位子。
在县城里读书时，王一鸣看到，那些在县城里非常风光的人物，像县高中的校长、县百货公司的经理、县化肥厂的厂长、食品公司的经理，这些炙手可热的位子，不过也就是股长、副科长的角色，正科长的级别，在县城已经是大人物了。副县级的位子，更是凤毛麟角，就是那有数的十几个人。而自己一毕业，刚刚工作一年，就得到了副科级的位子，这应该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了。
级别有了，工资也提高了十几块，现在每个月，王一鸣就有五十几块钱的收入了，比县城里工作好多年的老师还高几块钱。因为家里的情况也好多了，不用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节省出十几块寄往乡下了。弟弟二虎虽然也在省城里，因为读的是师范，补贴就很高，不仅吃饭不用花什么钱，就连平常里的日常用品，也是自己从伙食费里节省的钱，王一鸣一年下来，也就是为弟弟买双球鞋，或者买几件好一点的衣服，算是尽了哥哥的情义。
二虎是个懂事、憨厚的孩子，对哥哥从小就非常崇拜，又非常知道心疼父母，孝顺长辈，家里的情况，他非常体谅。所以他报考大学的时候，预先就向学校的老师打听过了，哪里补贴高，上大学不用花钱。本来，凭他的成绩，也是可以到外地读个好一点的学校，但为了节约路费，他还是选择读了省城的师范学院。
王一鸣思前想后，还是觉得以前挺对不住自己的弟弟的，就花了几十块钱，为弟弟买了一套运动服，送到了弟弟的学校。
二虎看到哥哥为自己买了这么贵的衣服，就说：“哥，这衣服穿着是好看，就是价钱太贵了，那是人家城里人穿的，我们家条件差，三妮和四凤还都在上学，家里开支大，我们不能和人家攀比吃什么穿什么了，你今后和嫂子也不要再为我买什么新衣服了，你把那不穿的衣服给我穿就行了。我不计较。你虽然上班了，但谈恋爱，还要应酬，必要的花费是少不了的，在大机关里混，我们农村人，穿得太寒碜，也会让人看不起的。你都上班一年多了，还没有一辆新自行车骑，你就攒些钱，给自己先买一辆自行车吧！手表也得有，你看那些参加工作的，谁手腕子上没有块手表啊，这你也得有，没有怕别人看不起。”
王一鸣想想，弟弟讲的确实也有道理，于是也就想方设法地攒了些钱，一年下来，他就为自己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星期天和于艳梅，经常骑着自行车，逛街或者上公园。
第二年，于艳梅也参加了工作，被分配到省财经学校当老师，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很快日子就好过多了。半年下来，他就又攒够了钱，为自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明晃晃的，戴在手上，时不时地抬起手，看看时间，显得格外地带劲。
弟弟二虎也大学毕业了，根据分配方案，他们这批学生，都是哪里来哪里去。二虎先是被分回了老家的地级市里，但出于照顾家庭的需要，也为了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帮助父母干干农活，二虎主动提出分回县城里。按他的成绩，他被分配到县城的城关镇中学，教初中的语文，对这个工作，他也很满意。县城离乡下的老家，也就是二十多公里，骑上自行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星期天就可以回家去了，帮父母照顾农田。学校里给他分了一间宿舍，他还可以时不时地到县高中，看一下正在读高中的四凤。
三妮去年参加了高考，却非常不顺利。她学的是文科，但成绩出来后，离分数线还差八十多分。父母本想让她到学校再复读一年，明年再试一试。但三妮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一背书就脑子疼，对复读一点信心也没有。别到最后，钱也花了，庄稼活也耽误了，一头也没有得到。家里的地多，活重，两个哥哥又都不在家，干脆自己辍学，帮助父母做农活，也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等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王一鸣看到妹妹三妮，像是换了个人一样，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腰也变粗了，身子也强壮了，胳臂也粗得像个男人了，走起路来，嗵嗵地踏着地，像是能把地面跺出一个窟窿。原来细皮嫩肉的学生妹，现在已经有点农家妇女的味道了。
王一鸣知道，这都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的结果。那个时候，农村实行了五六年的分田大包干，大集体时代的农业机械化，已经荡然无存了。一家一家的田地，都成了皮带。因为农村的土地一块一块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地势高，有的地势低；有的土壤肥沃，有的贫瘠；有的利于灌溉，有的利于排涝。所以在分地的时候，颇费周折。精明的庄稼人不愿意自己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在分地的时候，都是平均分配，各家各户，都是旱地也有，水田也有，一户户，都是一条条的，像是长长的皮带。这样的土地模块，根本就没办法进行机械化的耕作，所以几乎一夜之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中国农民又回归到几乎刀耕火种的年代，重复着古老的耕作模式。
原来在生产队大集体的时代，每到耕田犁地的时候，公社里的东方红大型手扶拖拉机，一辆一辆，就会出现在那一望无际的田地上，烟筒里突突地冒着黑烟，机器声轰鸣着，像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大力士，一趟下来，就把土地掀了个底朝天。
原来的大宝贝，突然成了谁也不待见的东西，停在了仓库里，先是腐蚀、生锈，然后是年久失修，谁也不再用心看护，一天一天，就被那些贪小便宜的人，拆去卖了废铁。
农村几十年建设的农田水利设施，那些水泥干渠、排水沟，也被那些爱贪便宜的乡民，为了扩大自己承包地的面积，多种一行或者两行庄稼，人为地破坏掉了，整个农村，成了一个个家庭单打独斗的生产单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干活的积极性是无可置疑地提高了，但农村劳动的艰巨性、繁重性，却把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民，推回到遥远的过去，他们要完全依靠人力，从自然手里讨食吃。
中国农民，就像一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为了自己的那一口粮食，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挣扎着，他们虽然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却和刀耕火种的时代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样地都要掏力流汗，靠自己的血肉之躯，在黄土地上耕耘。这样的劳动，天长日久，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不费力气地改变一个人的身体状态。一个苗条纤细的农村姑娘，经过年把的体力劳动，就变得饭量惊人，腰围会陡然增加许多，变得肩宽背厚，甚至会虎背熊腰，从后面看，完全和男人没有多少区别。
看着妹妹三妮短短一年的改变，从一个皮肤白皙、身段苗条的学生妹，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王一鸣感慨万千。他想起自己看过的一本书，说苏联三十年代搞大清洗的时候，那些出身高贵、长相娇媚的女孩子，受到了有组织的迫害，为了把她们改造成为像普通劳动者一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有关部门就组织这些美丽的姑娘们，到了伐木场，当扛木头的工人。几年下来，这些当初从事音乐、舞蹈等艺术工作的，身段苗条、气质优雅的高贵女性，在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下，一个一个，变成了膀大腰圆相扑运动员般的身材。她们力气巨大，饭量惊人，一个人可以扛起一根圆木，和体力好的男人没有什么区别。让那些当初曾经见过她们美丽的身段、为之神魂颠倒的男人们，一个一个大倒胃口，顿时没有了任何非分之想。
这说明繁重的体力劳动，超过人体负荷的劳动，有时候对人类，带来的是多么大的灾难。王一鸣想，如果于艳梅也在乡下，从事这样的体力劳动，一年过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个曾经的杨柳细腰，让自己痴迷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城里女人那典雅的气质，那摇曳多姿的步态，会不会都不复存在了？
看着妹妹，他又心疼起来，问：“三妮，不上学你不后悔啊？干农活多苦啊！现在咱家又可以供得起你读书了，你为什么不上了呢！好歹考上个学校，都比这当农民强，长年的风吹日晒雨淋，人老得很快，你看爹，还不到60岁，就已经是标准的小老头了。城里那些大干部，60岁了，还看着像是四十多岁的样子。于艳梅她爹，就比咱爹小几岁，人家看着腰一点也不弯，脸上的皮肤，白里透红，像我一样，人家那也是一辈子，城里人和乡下人，差别那可大着呢！难道你就心甘情愿，一辈子做个农村人？”
三妮听哥哥说，知道他也是为自己好，苦笑了一下说：“哥，你的好意我理解，但我看了，我就是这个命，我费了很大的劲了，就是学不会，我也没办法，我再学习，也考不上大学的。我不像你，天生的聪明，咱家老祖坟里的灵气，都让你和二哥带走了，我和四凤，都不是读书的料，这样也好，可以在家里多陪陪爹娘，你们就放心工作吧，人各有命，我们就是这样的命，不怨恨谁。”
王一鸣听了，也只好作罢，打消了再劝妹妹读书的念头。
于艳梅刚参加工作半年，突然发现自己该来的例假没有准时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自己怀孕了。回来找王一鸣商量怎么办。王一鸣一听，还挺高兴，就说：“反正孩子已经怀上了，第一胎，再怎么着，也不能打掉的，人家都说，第一胎的孩子聪明。我们赶紧把结婚的手续办了，我到机关里，赶快要房子，快抓紧时间，准备吧！”
于艳梅先把怀孕的事情，和姐姐于艳丽说了。于艳丽也同意他们尽快结婚。到了家里，把怀孕的情况又告诉了母亲，母亲又告诉了父亲。家里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赶早不赶晚，就在随后的元旦节，把喜事办了。
王一鸣和于艳梅，通过姐姐于艳丽，找了医院的熟人，开了婚检证明，然后顺利地办好了结婚证。王一鸣拿着结婚证，就到了办公厅的后勤处，提出要一套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