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传统是人类文化长河中一条极富生命力的主流，其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尊重实践理性、从实际出发、破除迷信、追求真理、勇于创新，推动西方科学技术界在短短500年内创造出了超过历史人类创造发明的科技成果总和的伟绩，也带来了西方乃至全世界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巨变，工业科技文化成为当代人类文化体系的主体，这种主体地位还将一直延续下去，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世界的面貌。
四、蓬勃发展的学术民主
蓬勃发展的学术民主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自古希腊、罗马文化时期起，除了一切以基督教学为中心，将与基督教教义相违的思想均视为异端加以扼杀和迫害的黑暗的中世纪外，西方的学术氛围一直是十分活泼、开放的，各种新的学术思想不断涌现，百家争鸣，流派纷呈。
民主，是一个含义极为丰富的概念，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指人民管理，意即大多数人的统治。西方蓬勃的学术民主源自其政治的民主。在人类进入社会前，曾存在过氏族民主制，此时财产公有，不存在任何阶级、私有财产和剥削压迫，人人平等互助。氏族成员无论男女，都享有广泛的权利义务，他们有选择、罢免氏族首领和酋长的权利，成年的男女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氏族男女成员都可以参加氏族会议并有平等的发言机会，最后由氏族会议通过一切重大决议。从现有的历史资料看，东西方共有的氏族社会，特别是作为这个社会主要制度的原始民主制是没有差别的。但随着氏族社会的最终解体，奴隶制社会的形成，原始民主制在西方过渡到了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制，而在中国却未顺利地完成这一过程，中、西方的发展自此分道扬镳，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发展过程。在中国历史上，自夏、商、周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一直推行君主专制，没有出现过任何民主共和制。从西方文明发展史看，氏族社会解体后，古希腊、罗马在原始民主制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类第一个剥削阶级，即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共和制，此后，西方社会不断出现各种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制形式，即使在封建神权专制的中世纪，还有一些城邦国家仍然实行民主共和制，例如恩格斯曾经提到的15世纪至16世纪波兰贵族的民主共和国。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各国确立，并逐渐在地球上大部分国家占据统治地位。可以说，西方的学术民主是伴随着西方的政治民主思想和实践的演进而不断向前发展的。
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祥地、欧洲文明的摇篮，西方现代的自由平等观念、民主制度和科学精神无不来源于古希腊。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各种观点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自然辩证法》第三卷。）公元前8世纪前后，希腊进入氏族社会解体、奴隶制出现的时期，当时在希腊各地遍布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国家，大多实行奴隶主贵族民主制。这一时期，古希腊人喜好思想自由的传统成为西方世界学术民主的源头。现代美国史家汉密尔顿指出，在希腊人那里，“世界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在希腊城邦中首先萌发，是由奴隶制经济与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造就的，丰裕的物质条件、欢愉的精神生活和足够的闲暇时间以及政治民主的希腊城邦制度，加之在城邦生活中没有形成一个有势力的僧侣集团和一种钳制人们思想自由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较之当时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这里有其独特的与内在的历史条件。这种优越的文明条件，为各种学派及学术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沃土。在文学创作方面，诗歌、悲剧、喜剧的辉煌成就为世界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在哲学和科学上，米利都学派、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斯多噶学派、怀疑学派各出机杼，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迅猛发展，出现了西方哲学的肇始人泰勒斯与之并称为“七贤”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芝诺、皮浪等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等科学家，以及其提出的原子论、活火论、理念说、道德哲学、不可知论等，从而奠定了现代哲学、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基础；在宗教上，泛希腊的和个体城邦的宗教体系形成；在艺术上，雕塑、建筑成就斐然，《米洛的维纳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里亚灯塔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古罗马历经千年，“罗马政府是个集贵族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成分于一体的奇特的混合物”（威廉、哈迪、麦克尼尔：《西方文明史纲》。），在一定意义上，“它超越了城邦制狭隘的政治框架，创立了一个将地中海世界的不同国家合为一体的世界国家（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民主传统自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帝国时代，一直延续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古罗马政治民主渗透到了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同时，随着罗马扩张的过程，希腊、西亚、埃及、迦太基等东、西方文化都融会到了罗马民族文化中，加之罗马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采取兼收并蓄、拿来主义的态度，使得辉煌灿烂的古代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共同成为西方文化的古典传统，在文学、哲学、政治学、法学、艺术、科学等方面百舸争流、千帆竞秀。以哲学为例，罗马哲学的主要功绩虽在于对希腊哲学的继承和发扬，但自身也出现了卢卡莱修、西塞罗、卢西安等著名哲学家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上的尖锐对立与共同繁荣，并成为近代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基督教神学的理论源头。在世界文化史上最负盛名的罗马法学，也是众多法学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辩争和互促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博大精深的罗马法的影响大大超出了孕育它的社会，成为近代西方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纷纷效仿的法律蓝本，它不只是马罗人的文化遗产，更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中世纪，封建宗教文化占据了西方文化的统治地位，宗教渗透到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学术民主被基督教神学所扼杀，哲学成为宗教神学的婢女，教育成为宗教扩张的工具，文学成为宗教教义的衍生物，艺术成为宗教神的物化剂，相对于此前此后的时期，此时西方文化中的学术流派是较少的，学术研究的热情相对淡薄，所涉及的领域较为狭小，内容的局限性也比较大。
西欧文艺复兴、英法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照亮了西方文化中世纪的宗教黑暗，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各国确立为西方学术民主的复兴提供了政治基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为各类学术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为学术进步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推动，在西方文化的天空，学术民主的传统重又熠熠生光，各种学术流派不断涌现，宗教信仰、自然科学理论、社会制度、国家体制、道德体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从理论到实践都出现了不胜枚举的杰出人物和伟大成就，文艺方面的但丁、薄伽丘、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达·芬奇，哲学上的培根、笛卡尔、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科学领域的哥白尼、牛顿、伽利略等人，对当代和以后的社会、文化、科学的发展都有划时代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由于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日趋完善、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对于学术研究、思想自由的桎梏越来越少，学术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的门类不断增多，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民主较之以往空前兴盛，各种学术流派更是异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这一点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鲜明地看到，毋庸赘言。
总之，西方文化中的学术民主传统比中国要深厚得多。反观中国古代社会，除了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有过并不长久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兴盛期外，学术民主一直因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备受压制：秦始皇“焚书坑儒”，进行文化上的清洗；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独占鳌头、雄霸千年，使其他诸多学派的学说或中道而绝，或只能改头换面依附于儒学，或只作为少数学人孤芳自赏、不为统治阶级和大众认同而得普遍传习流布的“异端”；隋唐开科取士，科举制度化成为统治阶级扶植正统思想、压制非主流文化的有力武器，把广大学者士人的注意力集中到少数几本儒家经典上，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以及进行多方位学术研究的可能和热情；清朝入主中原后，还曾大兴“文字狱”，学者们人人自危，思想自由和学术民主更无容身之所。加之中国地理环境是三面陆地、一面临海的地形，容易造成一种隔绝机制，阻断中国与外部世界更多的交往，历史上大多数朝代均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加之中国“大一统”的封建宗法社会结构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影响，中国吸收外来文化可说是桎梏重重，中国学术界惟我独尊、以华夏天朝自居、视外邦为夷狄心理日盛。特别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入末期，中国文化的保守性排外必不断增强，汉唐时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文化古风已明显减退，明清之际有大批知识分子积极关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科技文化，但反对势力更为强大，甚至有人盲目地认为：“中国之教，自伏羲以迄周礼，传民有要，阅道有宗，天人之理，发泄尽矣。”（《圣朝破邪卷》。）
西方这种对学术民主的重视、积极谋求对外文化交流和学术更新的心态，和中国长期封建专制对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钳制以及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学术心理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成为西方创造灿烂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固思想基础，而曾辉煌一时、为四方崇仰效仿的文明古国——中国，却因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落后，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竞相欺凌、压迫的对象，直到新中国建立后，重塑学术民主、改革开放，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使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有了现实可能性。
主要参考书目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张岂之主编：《中国传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袁行霈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龚红月、王培林等编著：《智圆行方的世界》，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朱贻庭主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乔长路著：《中国人生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张文勋著：《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徐仪明、陈江风、刘太恒主编：《中国文化论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徐万邦、祁庆富著：《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李子贤、段炳昌、刘鸿武著：《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