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如果把北大这个小世界放在北京的大环境之下，则北大教授生活的优渥就更加不言而喻了。根据美国人甘博（Sidney Gamble）和步济时 （John Stewart Burgess）从1918年秋天到1919年年底在北京所作的生计调查，当时北京初等小学教师的月薪是24元，校长36元；高等小学教师的月薪是32元，校长40元。图书馆方面，京师图书馆在辛亥革命以后改称北京图书馆。该图书馆馆员的月薪，可惜甘博和步济时不分等级，只列出了总数，亦即19个馆员，共计800元。如果我们取其平均数，则为42.1元。北京儿童图书馆馆员的月薪16元；中央公园图书馆馆员的月薪从20元到40元，职员12元；北京通俗图书馆馆员和经理的月薪从28元到40元，实习员从10元到12元。
根据甘博和步济时的说法，当时北京的穷人阶级里，一年只要100元，就可以养活五口的一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毛泽东月薪8元，也足够养活一个五口之家。由此换算，胡适280元的月薪，足够养活北京五口一家的穷人三年。
当时大学教授待遇的优厚，何止跟中国其他阶级相比是如此，跟美国教授的薪水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联邦教育局（Bureau of Education）的调查，1919学年度美国助理教授的平均年薪是美金1,933元，副教授是美金2,486元，正教授则为2,628元。胡适在北大的教授职称实际上相当于美国的副教授。他的月薪是280元，换算成年薪就是3,360元，比当时美国大学正教授的平均年薪还要高。
4.五四运动后，胡适营救学生
6月4日早晨，就在杜威夫妇兴奋地看报纸、写家信报告女学生上街示威的时候，胡适来了。他告诉杜威夫妇他从前一天晚上忙到当天早上。他说没有人知道教育部长是否辞职了。前一天晚上十一点钟，他还在办公室忙着。最严重的事情是，北大已成为一座监狱。军警的帐篷包围了法科，亦即北河沿的三院，并张贴了告示，说里面关着扰乱公安、在街头演讲的学生。《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胡适等二十位教授致北大全体教职员的紧急启事：“六月三日下午一时，本校法科被军警围占。教职员暨学生多人被拘在内。公议于四日下午二时在理科大讲堂特开教职员紧急大会磋商办法。”
胡适告诉杜威夫妇，当天清晨四点他们终于获准送被褥进去给被拘禁的学生，但他们还没东西可吃。他说法科里有水，有地可躺，总比监狱干净。而且，学生也很高兴他们可以在一起。杜威夫妇在他们马拉松式的家信里说，当晚胡适又来了。他告诉他们，前一天下午拿到了通行证，进法科探望学生的情况。他说昨天一天有1000名学生被捕。三院的法科关不下，于是开始把二院马神庙的理科也拿来作监狱用。害得北大原来预定在理科大讲堂召开的教职员紧急大会，只好改借教堂开会。到了下午四点，那些上午十点就被关进去的学生还没吃任何东西，胡适于是设法由北大出钱送了一车子面包进去。
杜威夫妇还说，胡适有两个学生甚至被打了屁股。原因是他们被捕的时候，不但没保持沉默，还问了一些军警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军警恼怒之下，就把他们抓进去打了屁股。胡适追问不出是否属实，于是决定把这件事透露给外国记者。杜威夫人说五日早上，胡适要带他们夫妇去法科看看，她说她希望他能带他们进去，但想来他大概不会那样做。她说胡适忙着写信、写文章，要让外界知道真相。
杜威夫人所描述的6月3日到4日的情况，胡适在写给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的一封信里说明得更为透彻，并查明那两个学生被抓去打屁股的事件是子虚乌有的。这封信由张德旺找出来，公布在《胡适研究通讯》上，值得在这里广为流传：
东荪先生：今天［注：六月四日］我借得了一张“执照”（上有京师警察厅总监的印章），走进学生第一监狱，就是北大的法科，去看看里面的情形。昨天捉进去的学生，实数只有一百七十六人，都被拘在法科大礼堂。昨晚段芝贵［段祺瑞］有令，不许外面送东西进去。后来好容易办了许多交涉，方才送了一些被褥进去，共有三十几个铺盖。一百七十多人分用，自然不够用。今天有两个学生病倒了。一个是法文专修馆的学生，一个姓张，不知是哪一校的。昨晚大雨，天气忽然大凉，故容易受病。病倒的人被送回去了，警察的责任总算完了。
今天各校继续进行，自上午九时到我进去的时候，共捉去了八百多人。这八百多人分监各讲堂，不许同昨日来的学生相见。内中有清华的学生，穿着黄色操衣，精神最好；高师和俄文专修的灰色制服也很整齐。其余的大都没有操衣，但是精神都还好。
昨天来的人听说曾吃了两顿饭。今天捉进来的学生，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五时，还不曾有东西吃。我问警察，警察说有饭吃，但是来不及开饭。我想，这个饿死学生的罪名，本该让段芝贵、吴炳湘、王怀庆担任的。不过我既然看见了，实在不忍坐视，所以出来的时候，请大学里一班教职员派人去办一些面包送进去。但是人太多了，不知道能办得到吗？
英国前四五年，妇女争参政权最激烈。有许多女子领袖，如彭克斯特夫人（Mrs Pankhurst）等常常被捕。他们一进牢门，便不肯饮食。饿到三四天以后，警察着了慌，只好赔小心［注：说好说歹］请他们出去。他们出去之后，吃饱了又去闹乱子。这种手段叫做Hunger Strike［绝食］？。但是，这是对人道的政府说的，我们对于段芝贵一流人可不能如此做。如此做去，他们谁来睬我们呢。
昨天，北大法科有一位讲师吴宗焘，因警察用枪杆赶学生退礼堂（即是监狱），故和他们辩论起来。有一位兵官姓王，一个巴掌打去，鼻子牙齿都打出血来，经人拖住方才解开。
昨天传说，北大文科英文专门学生潘家珣、陈兆畴（都是顶好的学生），因为挺撞了王怀庆，被王怀庆送到步军统领衙门，打了十板屁股。这种传说，我本来不肯信。后来听说，王怀庆就是从前在滦州兵变的时候杀害烈士白雅如的人。我们就有几分相信了。今天我到法科访问，方才知道这事不确。潘君我也见到。原来，他们挺撞吴王两人是真的。不过后来他们被送到警厅监禁了一夜，今天又送回法科监狱，打屁股是假的。古人说的好：“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有人说现政府行好事，国人一定不信；说现政府用非刑作种种罪恶，不但国人一说就信，全世界人也一定深信不疑的。
法科的花园中央，扎了一个大蓝布帐篷。四围都是武装的士兵，地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枪架。大门外从骑河楼口到东安门桥，共扎了二十五个黄帆布的临时营幕，行人非有执照不能往来。
今天被捕的人太多了，法科竟装不下。北京各校的学生听说大学成了监狱，大家都要来尝尝这种监狱的滋味。今天各中学都出来讲演了。五点钟时，第四中学的学生三四十人被捕送来，法科已收留不下（法科连预科平日有一千学生）。那时北大理科已被军警占领，作为“学生第二监狱”。第四中学的学生就都被送到理科，监禁在第一教堂。后来陆续捉来的，也拘在此，到六点钟时，已有两百人了。理科门外也是刀枪林立，北大寄宿舍东斋的门口，也扎起营帐了。文科门口也有武装警察把守，文科门口共扎了五个黄营帐。到了明天，大概文科一定要做“学生第三监狱”了。
以上所说，都是我眼见的事实。
胡适
周策纵在他的英文巨著《五四运动》里，说胡适有言过其实之嫌。他说《晨报》记者在六日下午去探望了学生，发现条件还不错，而且看见几百个学生在院子里踢足球。然而，周策纵的批评有三个问题。第一，他用的不是胡适这封信。他引用的是王苣章（Tsi C. Wang）1928年在纽约出版的《中国的青年运动》（The Youth Movement in China）。第二，王苣章引述胡适，周策纵再引述王苣章。二手引述的结果，是一层比一层更远离胡适的原意。胡适的原信明明说：“病倒的人被送回去了，警察的责任总算完了？？昨天来的人听说曾吃了两顿饭。今天捉进来的学生，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五时，还不曾有东西吃？？出来的时候，请大学里一班教职员派人去办一些面包送进去。”这段描述到了王苣章书上却变成了：“根据胡适去法科监狱的观察，情况凄惨：生病的生病，饿的饿到几乎要饿死的程度。他恳求老师们送面包进去给他们吃。”等到周策纵根据王苣章的摘述再摘述，就被归结成一句话：“监狱里受伤和生病的人完全没有得到看护。”第三，周策纵征引《晨报》记者的描述，并不足以否定胡适的描述。胡适去探望的时候是6月4日下午，当时法科成为监狱还不到一天，一切都在慌乱之中。6月5日下午，军警已经拔营，从法科撤离。同时，教育部也命令北大立时复课。问题是，学生提出四大要求，作为离开“监狱”的先决条件：一、斥退三大卖国贼；二、保障学生的言论自由；三、允许学生出监的时候，游街庆祝；四、政府公开向被拘禁的学生致歉。6月8日北京政府接受学生的条件，于是学生在鞭炮与欢呼声中列队出监。因此，《晨报》的记者在6月6日下午去“监狱”探望的时候，学生是“自囚”，与胡适探望时“刀枪林立”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5.胡适对蔡元培的不满
年轻的胡适有他很“冲”的一面。他气蔡元培一走了之，把北大的烂摊子留给他担。大家会问，胡适有什么资格说北大的摊子是他一个人担的？蔡元培辞职的时候，是把校务交给理科学长温宗禹代理。同时，北大评议会跟教授会的紧急联席会议，也选出了一个六人委员会来襄赞温宗禹代理校务。胡适显然觉得，放眼望去，舍我其谁！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胡适自视过高，但当时流传的谣言也常遥指着胡适。五四以后北京谣言满天飞，到处都是匿名揭帖。事实上，北大的评议会与教授会在紧急联席会议上，除了选出六人委员会，还决议禁止匿名揭帖，规定所有布告一律用机关名义发表，个人意见发表也一律签名，以示负责。
当时流传的一个谣言，就是说胡适觊觎北大校长的职位，试图利用学生运动达成他的野心。杜威在家信里写了这个谣言：
他们［注：安福俱乐部］用匿名揭帖攻讦所有其他的人。有一个匿名揭帖号称有一千五百八十个学生联署，但没附姓名。这个揭帖说学生罢课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收回青岛。但是，胡适及其同党--胡适是唯一被指名道姓的人--试图转移这个运动的目的，就是胡适想当北大的校长。他［胡适］对这个谣言处之泰然，但这个揭帖到处都是，也刊登在安福俱乐部的报纸上。
杜威所说的话，可以从张申府给胡适的信得到佐证：
久思聚谈，久而未果。又以英语说不好，杜威教授来，亦未便造次往会。比大学以内，三四宵小任意猖獗，诡谋弃旧迎新，心致为不甘。闻先生态度消极，是必不可。即避觊觎校长之嫌，难免见疑为胡仁源所动！大凡素负声望之人，当事势危急之时，苟敢挺身而出，大声急呼，未有响而无应者。拿破仑走出五委员会议时事，其例也。然则先生其图之矣！
胡适6月22日写给蔡元培的信，不只对蔡元培抱怨杜威的事，还洋洋洒洒地列出了十项数落蔡元培的不是。那封信现已不全，我们知道除了杜威的部分，多半是跟个别的教授--包括林语堂--订约的问题。我们从蔡元培央请蒋梦麟转述给胡适的话，可以知道蔡元培觉得胡适错怪他了。他说：
他怪我的是两件事：一、是他替我打算的五年、十年的计划，不应忽然一抛；二、是他手里订了五年、七年的契约同杜威的事，忽然一抛，是对他不住。但弟想这是他错怪了。第一事：哪一个人办事，没有几年的计划？但是外界关系变更后，或不能不全部抛弃，或不能不作一波折，这是常有的事。这一回算是我先走。万一政府果然发布免职的令，我能为五年、十年计划的缘故，硬着不走么？且我也安保后来接手的人必肯按照这计划做去么？第二事：他手里订的五年、七年的契约与杜威的契约，并不是他替我个人私订的，是替北京大学校长订的。弟辞了职，有北大一日，就有履行这个契约的责任。况且中国对着外国教习，是特别优待。就是北大消灭了，政府也不能不有相当的对付，因为这个学校是国立的（辛亥成例很多）。请兄便中告他“不要着急”才好。
蔡元培央请蒋梦麟先代他作的解释合情合理。不但如此，他还亲自写信请胡适原谅。他说胡适在信中所提到的十件事情，六件已经解决了。其他四件，他请胡适照原约办理，他会负完全责任。蔡元培语气不愠不火，确实有领袖之风。他知道胡适在“冲”的当头，如果针锋相对，就会造成僵局。胡适在6月22日那封信，显然在数落了蔡元培的十大不是以后，向蔡元培辞了职。用蔡元培在回信里所转述的话，胡适说：“因任杜威君演讲的译述，将离去大学。”同样这句话，他在写给蒋梦麟的信里就更“冲”了：“决计不干。”害得蒋梦麟着急地劝胡适说：“适之呀！书呆子虽要发脾气，他的好处是憨气。脾气过了，有患难来，就会把脸孔一搭，再来干干看。你的为难的地方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终望你忍着痛，持冷静的态度。”蔡元培的回答也说得恰到好处：“弟觉得很可惜！望先生一面同杜威作‘教育运动’；一面仍在大学实施教育。这是弟所最盼望的！”
多少人咏赞胡适温文儒雅，有着永远让人如沐春风的风度。殊不知这是胡适洗练出来的，随着年岁的增长，越发练得炉火纯青。五四时期是胡适最“冲”的时候。他不只对蔡元培发过怨气，还对同样留学哥伦比亚、时任《益世报》主笔的邓家彦“冲”过。原来胡适央请邓家彦在《益世报》免费刊登杜威的演讲广告，邓家彦答应了之后，却在经理说《益世报》从不免费刊登广告的情形下，把杜威的演讲登入新闻栏。胡适生了气，把研究系、同盟会都牵扯进来，指责邓家彦因党见而排斥胡适和杜威。邓家彦反唇相讥：“若因杜威一广告，遂牵及研究系，彦虽无似，尚不致武断如此。兄竟以此入人于罪，愤愤然若不可解者，岂哲学家固应如是耶？不然，何所据而说我党见太深，又何所据牵及同盟会？兄之推理，得毋逸出轨道耶？抑岂兄受研究系所托，故向弟致其攻击耶？”胡适这时的“冲”，可能也跟他横扫文坛，与各派争夺文化领导权、霸权有关。
6.胡适的北大建筑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