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领导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他心里都始终装着人民群众。他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依靠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更不能忘了群众，要多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疾苦。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多次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冲击着旧体制，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兴风作浪，一时间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方泛滥起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云在《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材料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中纪委批转了陈云的批示，邓小平阅示后写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的批语，并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不坚决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确实要面对“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批示。同日，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并决定由中央领导分头到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地，传达中央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活动。习仲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前往云南的。
一月十四日，习仲勋一行到达昆明，听取了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负责人关于学习讨论中央《紧急通知》的汇报，同他们一起研究贯彻落实中央《通知》精神的具体措施。
一月十五日上午，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大专院校、部分大型企事业单位党委（党组）书记和驻昆部队在昆明的正师职以上干部，共三百多人参加的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习仲勋出席大会，传达了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反走私问题的重要指示，并发表讲话。习仲勋列举了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几种情况后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的，绝不是个别单位和个别人。如果不抓紧整顿，长期下去，就会变成不治之症。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采取果断措施，“先抓几个现行的重大案件和过去长期处理不了的重大积案，把情况搞清楚，写好材料，报告中央。中央准备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如果接到中央的紧急通知以后，不立即行动起来，将来发现重大问题迟迟不报的要唯党委是问，按失职或知情不报论处。” 接着，习仲勋讲了三个问题。一是介绍国内外有关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情况；二是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三是正确地认真地严肃地进行这场斗争，争取全胜。之后，习仲勋把讲话稿报送胡耀邦审示，胡耀邦批示说：“讲得好。”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毗邻，边境线长达四千零六十公里，多方政治势力在边境一带活动，形势比较复杂。“金三角”地区又种植罂粟，贩毒吸毒活动猖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这些社会毒瘤已被基本铲除。但八十年代初，国外毒贩和国内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利用边贸开放、商品流通活跃之机，将大量鸦片偷运入境，牟取暴利。根据云南公安部门掌握的情况，一九八○年侦破的烟毒案件有三百七十九起，比一九七九年增加二点七倍；一九八一年有六百三十四起，比一九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一九八一年全省公安、海关和工商部门共查获烟土六百万克，没有被发现的估计数量更大。一九八一年，全省十七个地州市中，有八个地州的二十四个县一百一十七个公社偷种罂粟七百五十七亩。据六个地州市调查，有二万六千九百一十八人吸毒。仅昭通县城关镇就有十三家地下烟馆，八百多人吸毒。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习仲勋在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的陪同下，先后到玉溪、红河、曲靖三个地州的七个县市调查。从了解的情况看，这些地方走私贩毒活动十分惊人，贪污受贿情况比较严重。习仲勋在调查研究后指出，云南走私贩毒和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之所以严重，除了客观原因外，重要的是由于在我们内部有不少人滋长了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借口“为集体谋福利”、“为大家办好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少数领导干部或明或暗地支持、袒护甚至亲自参与这种活动，更助长了走私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现在是内外勾结，东（来自港澳的日用消费品）西（来自缅甸等方面的毒品及其他物品）夹击，情况复杂，斗争尖锐。
习仲勋要求云南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落实中央紧急通知精神，动员一切力量打击走私贩毒、贪污受贿的违法活动，并以此为突破口，争取党风、民风和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中共云南省委表示，坚决按照中央通知和习仲勋的指示，排除干扰，一抓到底，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云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一方面坚决地打击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另一方面保护和发展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内外贸易。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取得了成效。
习仲勋十分关心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对云南走私贩毒等情况调研的同时，他深入到农家和集市调查研究，先后与近六十个农民交谈，嘘寒问暖，了解农村政策的落实情况。由于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加上风调雨顺，农村经济形势很好。一九八一年全省粮食总产达到一百八十多亿斤，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经济作物增长幅度更大，油料为百分之四十八，糖料为百分之十九，烤烟为百分之六，农副产品收购量增长百分之三十二，城乡储蓄余额增长百分之三十六，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也很大。
习仲勋每到一地都关切地询问粮食产量准不准，农民收入实不实？地州县的负责人都一一作了回答，说：其实每家的粮食产量都少报了一些，是留有余地的。建水县委的负责人说，实行“双包”责任制不到一年，高寒贫困地区就出现了“八多三少一繁荣”的好形势，即粮食增产多，油料增产多，交售粮油多，大牲畜饲养多，工副业收入多，社员储蓄多，收回贷款多，商品销售多；返销粮减少，贷款减少，毁林开荒减少；农贸市场繁荣。在泱田乡小寨村党支部书记家里，主人告诉习仲勋，他们七口之家，去年在扣除包交提留任务和吃穿用花费外，净收入现金三千五百多元，现在的生活是“粮食堆满楼，吃穿不用愁，客人到我家，有酒又有肉”。玉溪县城关公社瓦窑村农民金培学说，去年从集体分得粮食六千五百斤，现金一千三百五十元，粮食吃不完，也有钱花，“三转一响”都有了，全村像他这样家境的农户有三分之一左右。
习仲勋在玉溪地区还考察了五个农贸市场。这里商贾云集，赶集的群众川流不息，市场交易十分活跃。有些市场每逢集日少则一两万人，多则三四万人。市场上各种农副产品、土杂制品、日用百货极为丰富；饮食、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应有尽有，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在边境地区的红河州，州委副书记董恒秋兴奋地告诉习仲勋，过去有些干部群众对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缺乏正确认识，担心会使“党变修了”，现在则说“吃的是七十五号文件的饭，喝的是十三号文件的酒”。
习仲勋出身农家，一直关注着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当在云南看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群众生产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时，他打心眼里高兴。他想只要政策对头，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对此，他感受十分强烈，思考了一些问题。三十日回到北京后，他将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写成报告，送给胡耀邦和党中央。
习仲勋在报告中肯定了云南省的工作后，指出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社会治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除走私贩毒和贪污受贿外，还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搞非法串联，扰乱社会秩序；一些刑事犯罪分子不断制造恶性案件，偷盗抢劫，搞封建迷信活动等等。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一些怪事。比如，去年九月，有两个反革命分子在蒙自县城大街上连续发表反动演说十七天，竟没有一个人揭发制止。他指出，这些问题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其因素虽多，但最重要的还是与领导班子有关，有的涣散软弱，有的“三种人”没有得到彻底清理，有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纯的情况。
在报告中，习仲勋认为当前农村工作中需要抓紧研究解决的有两个问题：
第一，当前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确实很好，但在我们的工作中也遇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加以解决。有的基层同志注意支持、奖励和宣传少数“冒尖”户的多，对劳动致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讲得少，因而对如何关心、帮助和扶持困难户发展生产、逐步改善生活，对认真落实优待军烈属、保障五保户生活的政策却有所忽视。农民盖新房的越来越多，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现在一般都占地较多，而且是占用良田，必须解决好统一规划和节约用地问题。还有不少地方农副产品大量积压，亟待处理；有些土特产品由于加工不善、包装不好，而影响销路和价格。对于这些问题，中央和国务院虽已有明确指示，但要认真贯彻执行，还要费很大力气，做很多工作。再就是，在目前农贸市场已经相当繁荣的情况下，如何改善和加强管理也是个大问题。此外，还有些工矿企业对周围环境污染严重，没有或没有完全治理，群众意见很大，工农关系紧张；边远、贫困地区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上还有不少困难等等。
第二，切实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特别是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思想、政策教育。要大力宣传劳动光荣，鼓励劳动致富，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要针对干部、群众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划清是非界限，澄清糊涂观念，批判错误认识。要经常动员和组织思想理论、宣传文化工作者到农村去，到一切需要去的地方，调查研究，帮助工作，从各方面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如现在每场集市的上市人数都是成千上万，但根本见不到我们的任何宣传活动），抵制封建思想残余和落后腐朽思想的侵蚀。还要继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整顿和健全基层组织，继续加强民族工作，解决好遗留问题。
二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在《情况通报》上摘要刊发了习仲勋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