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点一段，《论语集注》中所引诸先生说已极详明。盖以其所见而言，则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尧舜事业何难之有？若以事实言之，则既曰行有不掩，便是曾点实未做得，又何疑哉？圣人与之，盖取其所见之高，所存之广耳。非谓学问之道只到此处，便为至极而无以加也（上蔡所记伊川先生与之答问天下何思何虑一段，语意亦正类此，见于《外书》，可并捡看）。然则学者观此，要当反之于身，须是见得曾点之所见，存得曾点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复礼之功，却以颜子为师，庶几足目俱到，无所欠阙。横渠先生所谓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谓此也。来喻大概得之，然其间言语亦多有病，其分根原学问为两节者尤不可晓，恐当更入思虑也（作于庆元五年，1199 年）。《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颜渊之叹》。
金春峰先生指出：“在晚年书信中，最重要的则是致廖德明诸信。”《朱熹晚年思想》。大概这些书信基本上都作于朱子七十岁前后，因而朱子此信中的观点，颇具有晚年定论的意味。廖德明的所问，表明至此朱子仍坚持“曾点的优为尧舜事业”，而他所看到的《论语集注》也还不是定稿。钱穆先生也由这封信中提到“《论语集注》中所引诸先生说已极详明”一句，而今本《论语集注》中只是收录了二程的四条“曾点说”这一事实，认为朱子完成《论语集注》定稿还在作此信之后。
此处朱子明言：从曾点的见处一面说，曾点所见是本，事为是末，因而可以说“由本制末，尧舜事业何难之有”；但从事实一面说，则曾点无实行可言，这一点也毫无疑问。朱子强调：孔子之“与点”，所“与”的是曾点的见处。后人在品曾点的见处之外，还要牢记伊川“正好下工夫”的警告，注意做反身的工夫，既去存曾点的见处，又要在日用工夫上以颜回为师，下学上达，于分殊上见理一，这样才能无所欠阙。朱子还特别提醒廖，不能分根源和学问为两节，但主一偏。另外，朱子在信中多谈事业学问，却绝口不提“气象”、不提“洒落”，而朱子在给廖的同一封信中也指出：
颜子之叹一段……大抵此等处，吾辈既未到彼地位，臆度而言只可大概实说，却于其中反复涵泳，认取它做工夫处，做自己分上工夫，久之自当心融神会，默与契合，若只似此直以今日所见附会穿凿，只要说得成就，正使全无一字之差，亦未有益，况以近观远，以小观大，又自不能无所失乎。
朱子的这一封信，也代表着他在论“曾点气象”上的晚年定论。我们说，廖的这一疑问对于朱子“论语集注”定稿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定稿中最终没有出现曾点优为尧舜事业的说法，以及其只论曾点见处的一面，这都是基于朱子对廖来信综合考虑的产物。
七 、朱子论《论语集注》“曾点言志”节的精神
上面详述了朱子与一大批江西弟子围绕修订《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的书信往复过程。这一讨论过程本身价值何在？笔者没说，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使我们深入到朱子的内心，去发现他在提出某一想法之际心里在想些什么，他有什么忧虑和矛盾，他又想通过对“曾点气象”的诠释实现什么目的。随之，映入我们眼帘的就不再只是朱子的思想，而且还包括他的人和他的内心世界。我们也能看到他们之间微妙的思想互动。其价值自然要比我们单纯关注朱子的那些被教材化了的思想教条更为重要。
另外，在朱子所有的从学弟子中，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来自江西的弟子特别爱谈“曾点气象”——而且几乎是无人不谈，而朱子的其他弟子则很少谈论该问题——就是黄榦和陈淳也是在吴伯丰和廖德明的交流中才开始谈论该问题的。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人就和陆学有直接的渊源，但若说完全没有关系也同样难以服人。至少可以说，陆学突出对心的强调更容易使人联想到“曾点气象”。事实上，喜谈“与点”也是朱子晚年对江西弟子们的一个基本印象，而他在与江西弟子谈话中，尤其是涉及到“与点”时，话语也格外地严厉。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其一，在弟子们的纷纷质疑下，朱子在书信和言谈中在总体上已经有把“曾点气象”逐渐降低的趋势。有感于部分弟子在讨论“与点”问题中所显露出的弊端，朱子在晚年自觉强化了虚实之辨，告诫弟子们应当以曾参、颜回等人为师，尤其要把自己用力的重心放在反身做工夫上。但是，朱子在正式的文字中对“曾点气象”的评价却始终没有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反而有越来越高的趋势，其在《论语集注》定稿中对“曾点气象”的推崇更是显而易见的。这一事实颇能折射出朱子在此问题上的复杂心态。
其二，朱子坚持强调为学要有序，要下学上达，更不能离开分殊而求理一；不能只做面向内心的工夫，而是要眼光向外去格物穷理，要注意本末内外动静精粗的合一。他对“曾点气象”的诠释也始终落脚在“天理”二字上。这也和其强调为学不能只做一个好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只重内心，只谈大本，是佛老之学。对此，深得朱子学精髓的黄榦，后来曾在对定稿的评论中进一步指出：
天下之理固根于人心，而未尝不形见于事物；为学之方固当存养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实行。夫是以精粗不遗，而表里相应，内外交养，动静如一，然后可以为圣学之全功也。点之志则大，质则高，识则明，趣则远，然深厚沉潜、淳实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则见高而遗卑、见大而略小，见识有余而行不足，趋向虽正而行则违，此所以不及乎回参也。虽然，自回参而论之，点诚有未至；自学者论之，点之所见岂可忽哉？规规翦翦于文义之间、事为之末，而胸中无所见焉，恐未易以狂语点也。胡广：《四书大全·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一引，《四库全书》本，下同。
黄榦此说既论人心，更论事物，既主养德性，也主察实行，内外表里精粗动静全面照顾，直指“圣学全功”，是对朱子的上述说法的忠实解说。
其三，朱子开始不喜人空谈“洒落”等主观境界，亦不喜人空谈“与点”，这是出于对这批江西弟子竞言“与点”的反动。朱子在晚年逐渐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去贱履，即使所谈的“尧舜气象”、“孔颜乐处”丝毫不差，也毫无益处——为什么不把目光投向儒学经典的其他部分，投向下学处呢？由此，我们说朱子不喜人空谈“与点”，并不代表他就对“曾点气象”持否定的态度。相反，他始终对曾点的所见者，即天理流行发现于日用之间的“实境”情有独钟，并希望充分挖掘其正面的价值。
其四，朱子在讨论中特别重视兼顾胸襟与事业，强调为学既要有无事无为的一面，也要有有事有为的一面，既要做大事，也要做小事，要本末贯通。这是因为朱子既担心人一味渲染“胸襟”而流于佛老，又担心其一概不谈“胸襟”而转入管商一路。朱子虽胸襟与事为兼重，但是他特别重视学者在大本上用力来统摄事为，以求天理为本，事为为末。我们说，这既是儒学强调内圣外王贯通的基本立场，也是朱子的一贯立场，只是他越在晚年对此就越自觉罢了。
其五，在朱子与弟子们的这些讨论背后，我们也能看到朱陆异同的消息。上文已经指出，朱子非常希望塑造出一个代表儒学理想人格的“曾点气象”——了无私欲，洞见天理之流行等等。但是当他的一大批江西弟子随之竞言“曾点气象”时，他却发现在为他所努力塑造的这个“曾点气象”之外，大家心目中的“曾点气象”还有着与“陆学气象”难以割舍的渊源：比如好高恶卑、刊落工夫，比如重内心遗外物、玄想气象，比如虚而不实、张狂放荡，比如不谈《论语》的其他的大部分内容、只谈与点这一段内容，还比如为学不按部就班，却急于求效等。由此，朱子也陷入了无限的尴尬中：继续推崇“曾点气象”，却很难划清他心目中的“曾点气象”和“行不掩言”、有“狂者胸次”的那个“曾点气象”之间的界限，则其流弊就会是引导人流于佛老或者是他心目中的陆学。同时，继续推崇“曾点气象”还容易和其所一贯主张的“理一分殊”、“虚实之辨”、以及主张下学上达的基本立场发生冲突。反之，若完全放弃推崇“曾点气象”，那么他又该如何评价程明道的“曾点说”呢？而他想要突出强调“曾点气象”之正面价值的初衷也会落空。在几经权衡之后，朱子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但问题也就因此而来，他只能在弟子们的反复质疑下调整对“曾点气象”的评价，以使自己的想法得到更为清晰的表达。在这些讨论中，新的“曾点气象”论也渐渐在“气象”上和陆学划清界限。
附录朱子论“曾点气象”的其他书信研究
《文集》中还收录了朱子与陈亮（少时取名汝能,字同甫,二十六岁改名为亮,三十六岁又改名为同,世称龙川先生，1143-1194）围绕“曾点气象”而展开的一场小论战。1185 年，朱子在给陈的复信中指出：
“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只是富贵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陇亩、抱膝长啸底气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断，便要主张将来做一般看了，却恐此正是病根。（作于淳熙十二年，1185 年）《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人至忽奉诲示》。
陈亮此前给朱子的信中有“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一语陈亮：《龙川集》，卷二十，《与朱元晦秘书·去秋辱答教》，《四库全书》本，下同。其书信中也明显带有“不平之气”和愿从此独善其身的味道。于龙川，这是意气语，是牢骚语，而朱子则看出了龙川自作洒脱而实际低沉的心态。此信就是在提醒龙川“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实不能代表儒者超脱的胸襟，更不是诸葛亮待价而沽，希望一伸抱负的心态，只是玩物丧志的代名词罢了。对于朱子的提醒，龙川颇不在意：
“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当时论者以为贫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贫，疑此景之可致，故以为可只作富贵者之事业，而来谕便谓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长啸底气象，如此则咳嗽亦不可矣。《龙川集》，卷二十，《与朱元晦秘书·又书·比者匆匆奉状》。
陈龙川意味朱子的此信只是寻章摘句，因此其回信充满了意气。他的复信末尾有“各家园池，自有各家景致”一语，已包含不想再与朱子置辩之意。这一小插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人对于“沂水舞雩意思”的不同理解。于朱子，“沂水舞雩意思”绝不等同于“忘世逍遥”；而于龙川，则对此并无感触，也毫不在意。这一论战并没有太多的学术意义，却可以看出二人不同的价值取向。
次年，黄榦致书朱子讨论“曾点言志”节，这封信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朱子答曰：
所论曾事甚佳，但云道体虚静而无累，恐钝滞了道体耳（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 年）。《文集·续集》，卷一，《答黄直卿·向留丞相》。
黄榦在强调曾点的“见道”时，渲染了“道”“虚静”和“无累”的一面，朱子对他的告诫，这么说有违儒学动静不离的基本宗旨。此后朱子在对“曾点言志”节评论的修订中特意强调其“见其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动静之际从容如此”云云，正是因此而改。
此后约1190 年前后，吴伯丰来信，就《论语集注》对“曾点言志”节的评论提出了质疑：
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论语集注》谓三子之对，夫子无贬辞，则皆许之矣。而又载程子之说曰三子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夫子不与。二说似相抵牾，以愚意索之，岂非许之者以其材足以有为，而其不与者，则未能合己之志欤？
程子又曰：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若达，却便是这气象也。盖谓子路之意未免有所作为，而曾点所言，则皆行其所无事耳。使子路有见于此，一皆循其理之所当然，而不以己意参焉，则即曾点之气象矣。然必大观夫子所以哂子路者，特以其言之不让而已，如冉有公西赤之言，非不知让者，遂谓之能达此道理可乎？必大于此，盖屡致思而有未能灼然者。《文集·续集》，卷一，《答黄直卿·向留丞相》。
吴的来书提到了两点疑问，一是《论语集注》中既认为孔子不与三子，但又强调三子之对夫子无贬辞，这是明显的抵触；二是对程子评论三子的不解：他不明白三子与曾点的差距何在。他还认为，孔子在许之和不与之之间，体现出了明显的褒贬态度。但是我们知道，朱子在内心中一向事业与胸襟并重。因此，他只能既推崇曾点的胸襟气象，又强调不能贬低三子之对。《论语集注》正是他的这一想法的体现。针对吴的第一个疑问，朱子答曰：
不与者，不若于曾有与点之言耳。以孰能为大之语观之，不害于许其才之可用也（作于绍熙元年，1190 年）。《文集》，卷五十二，《答吴伯丰·诗传中有音未备者》引。
朱子这里强调，“孔子不与三子”，只是认为三子只是尚且和曾点有差距，这并不妨碍孔子同样称许三子。孔子更没有贬低三子的意思。针对吴的第二个疑问，朱子指出：
子路地位已高，故见得此理，则其进不可量。求赤之让，乃见子路被哂而然，非实有见也，又其地位与曾点之地位甚远，虽知让之为美，此外更有多少待事耶？同上，卷五十二，《答吴伯丰·诗传中有音未备者》。
这里，朱子既强调子路地位已高，其进不可量，同时明确认为求、赤“地位与曾点之地位甚远”。这与他日后在《论语集注》的改订本中认为曾点所见是天理，而三子只是“规规于事为之末”的观点相差甚远。
两年后，赵师夏致信朱子，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
四子言志一条，程子曰“夫子与点，盖与圣人之意同，便是尧舜气象，使子路若达为国以礼道理，却便是这气象也”何也？盖为国不循理道则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则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点有见乎发育流行之体，而天地万物之理，所谓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扰之，则天地顺序而万物各得其所，此尧舜事业也。子路则以才气之胜，自以为虽当颠沛败坏，不可支持之处，而吾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诚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气象勇锐，不若曾点之闲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礼者，盖言理则隐而无形，言礼则实而有据，礼者理之显设，而有节文者也，言礼则理在其中矣。故圣人之言体用兼该，本末一贯。若曾点则见其体而不及用，识其本而违其末，所以行有不掩而失于狂欤？《文集》，卷五十九，《答赵致道·周子曰》引。
对此，朱子答曰：
得之。（确切年代不详，约作于绍熙三年，1192 年）同上。
赵师夏认为三子和曾点的差别是任智力和循天理的差别，但是曾点尚见体而不及用，因此还属狂者之流。他尤其提出了礼实理虚的观点，这一说法虽然得不到《论语》本身的支持，却切中了朱子所非常看重的虚实之辨，因此得到了朱子的首肯。
§§§第五节 朱子在《论语集注》定稿中对“曾点气象”的讨论
朱子晚年在经过对《论语集注》“曾点言志”节的反复讨论之后，最终确定了此节注释的定稿。在我们看来，这和他与陈淳的最后会面时的讨论一起，组成了他对于“曾点气象”问题的晚年定论。当然我们相信，如果不是朱子随之就离开了人世，他对此问题的探讨一定还会继续。我们也没有必要把他在“曾点气象”上的晚年定论和他此前对该问题的讨论对立起来。
一、定稿研究
（一） 《论语集注》“曾点言志”节的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