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政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在这场生与死的豪赌中，李世民成了赢家，在此基础上，他继承了皇位，逐渐成长为一代明君。但谁又知道，在走近玄武门的那一刻，胜负究竟该如何判定？
政变：政治斗争的变数
首先看一看政变的全过程。
武德九年六月一日，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据《刘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划过长空是预兆着会发生政权更迭。六月三日，金星再次于白天划过长空，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这份密奏转交给李世民，其用意是暗示要他自杀来澄清嫌疑。
李世民马上回复一份密奏，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并欲冤杀他，奏章中有一句：“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李渊看后愕然，回复李世民说，他将于明日在宫中召见两兄弟和众大臣，一起来对质明白。
这件事马上被李建成由张婕妤处得知。如前所述，李建成决定和李元吉一起入宫拆穿李世民的谎言。
与此同时，李世民却已率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及李孟尝等人，于六月四日凌晨埋伏于玄武门内，同时命高士廉释放狱中囚犯，分发武器，来增强秦王府的兵力。
到六月四日清晨，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心知不妥，掉转马头，回奔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头张弓连射三箭，但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接满，以致三箭未射到李世民马前就已经力衰而落。
李世民却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但并不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树枝钩住腰带而坠马。李元吉追过去夺过他的弓，欲将之绞杀。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将他驱走，最后也将之射杀。
玄武门的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宫门才关上，这时东宫兵将的马匹已撞到门上。
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兵将大多持观望态度，两不相助。而其中有敬君弘挺身助李世民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观望一下，至少等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他不听，和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攻打玄武门不成功，又另生一计。薛万彻率兵转而攻击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众人大惧，眼看一时三刻间就会被攻破。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想出妙计，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示众。东宫、齐王府等人见首脑已死，顿时军心涣散，成鸟兽散。薛万彻见无法约束手下，率骑兵数十人逃离长安，躲进终南山中。
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对旁边的大臣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等本是“秦王派”的官员回应：“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李渊到此地步，也只得说：“善！此吾之夙心也。”于是依言下旨。
当时双方军队还在激战，尉迟敬德将圣旨宣布，裴矩又到东宫传旨，东宫、齐王府的军心更加无法收拾，终于全部散走。
最后，李世民将李建成五个儿子李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五个儿子李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李渊眼见一群心爱的孙子全被砍下人头，哼都没敢哼一声，自知身处危境，李世民血淋淋的屠刀只怕下一次就要架到他脖子上了，急忙在政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过了几天就表示要退位；两个月后（八月），李世民就正式在东宫显德殿继位为帝。
之所以是在东宫里登基，是因为他向李渊许诺，只要李渊有生之年，皇宫都由他来住，自己只住在东宫。但到贞观三年，李世民政权稳固后便开始大举清洗武德年间的旧臣，以便提拔新人。李渊从中闻到火药味，连忙表示自己愿让出皇宫。李世民自然要表示坚持前诺，李渊当然也坚持不再住皇宫了。于是最后还是李世民从东宫搬到皇宫里住，李渊迁往弘义宫（改名大安宫）。
玄武门政变大致如上，其中许多记载有不尽不实或含糊其辞之处，这里先要澄清和明确一下。
首先，关于“金星白昼经秦地”一事，由于涉及到预言的问题，后世史家多斥为迷信，或斥为是李世民为自己继位寻找借口而捏造出来的。这一问题我在1992年的一篇专门考证隋末唐初的预言的文稿中详谈过。隋末唐初有许多预言出现，而且经考证而证实不可能出于后人伪造，其中尤以“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这两条预言证据最为充足、无懈可击。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太白见秦分的天象引发六月初四事变”一节亦评论到这件事：“李渊拿出傅奕此状给李世民看，这不是给他一个天意要他当皇帝的喜讯，而是像拿到李世民要谋反的罪证，出示当面，要治他罪。这件事殆非史官虚构，因为天文志上有此星象的记录，后来唐太宗也曾对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几累于我’，可证当时李世民相当狼狈。”
其他研究者也证明过这一密奏的确存在。当时所举的证据也是上述李世民对傅奕说的那句话，载于武德九年十二月，即李世民夺位后不到半年。但因我不能肯定这一记载本身是否也是出于伪造，所以无法完全证实密奏的真实性，这一预言的真实性也就远不如“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那两条预言那样可靠了。
其次，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前夜所上的奏章，其中控告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这一事情早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就已疑心其中有伪。司马光非常谨慎地评论，说宫闱之事，讳深难测，这种事情恐怕说不清。
后世史家多认为此事出于伪造。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无凭无据这样控告李建成，既不明智，也不成体统，根本不近情理。而这种涉及男女关系的事情，所谓“家丑不外扬，李渊怎么可能会答应召集众大臣，让两兄弟当面对质？所以，他断定这份奏章根本不存在。
胡如雷所说很有道理，可证明奏章内容是经过伪造和歪曲的，但他因此而将写奏章之事也否定了，可就走得太远了。因为后来李建成正是由于从张婕妤处得知奏章内容，才决定入宫与李世民对质，从而在玄武门内遭伏被杀的。所以，若这份奏章不存在，就不存在李建成入宫之事，也就不会发生玄武门政变。由此可见，这份奏章是起到了“引蛇出洞”的关键作用。
很可能当时李世民的确写过一份奏章给李渊，内容也一定是控告李建成的某些问题，而且还应该有一定的威胁性，否则李建成就不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不去对质就会证实了李世民对他的诬告。但内容当然不可能是说李建成淫乱后宫，否则李渊不会公然召集大臣旁听。
李世民后来这样伪造奏章的内容，大概是从张婕妤报信这件事得到了启发。张婕妤、尹德妃二人亲近李建成，只是为了找个靠山，不可能和他真的有什么肉体上的来往，否则李世民早就拿出来向李渊告密以打击李建成了。但正因这二人的相助，李建成对后宫情形总能最快地了解清楚，平日必定已是对李世民造成诸多打击。李世民因此对二人怀恨在心，在编写史书时就乘机污蔑二人的贞洁，加以报复。
此外，奏章后半部分提到魂归地府、无面目见王世充、窦建德云云，应该是真实的，是李世民在暗示李渊不要忘了他有平定天下之大功，以激起李渊的不忍之心。李渊虽然在“杨文干事件”后有了牺牲李世民之心，但这种决心仍然常常有动摇的迹象，如他本来要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削李世民的王号，给陈叔达劝上几句又改变主意了。对于他自己亲自动手直接伤害李世民性命的事，李渊还是很犹豫的。
至于奏章的前半部分到底攻击了李建成什么，现在已无法推测。可以推测的仅是，李世民对于李建成一定愿意入宫与他对质是极有把握的，否则这份奏章就会“打草惊蛇”，令李建成警觉他要有所行动，而达不到“引蛇出洞”之效了。
李世民凭什么有这种把握？这可追溯到“杨文干事件”去。当初，李建成受李世民诬陷造反，被李渊召去仁智宫。如前所述，曾有谋士建议他据城起兵，但李建成终于还是孤身前往谒见李渊，澄清事实，使李世民的谋划落空。李建成有此经验教训在前，这次又得知李世民对他有所谄告，自然认定只要自己前往对质，就可以一如“杨文干事件”那样真相大白，说不定还可由此反告李世民诬陷。他倒没想到，李世民既已失败过一次，又怎么会重施故技？
这条计策，表面上与“杨文干事件”一计相似，实际上用心却是完全不同。李建成不加细察，终于遭伏而死。反而李元吉一开始时便对李世民此举心生疑惑，劝李建成称病不入宫。李元吉长期跟随李世民在外作战，亲眼目睹他如何设谋定策、破敌攻城，大概是更熟悉李世民的思维方式。所以李元吉个人才智不见得优于李建成，但却能有所警觉。只是他并未坚持己见，最后也是自陷绝地。
再次，李世民何以能伏兵于玄武门内呢？玄武门是皇宫北门，入宫者绝不能有寸兵于手，更何况是大队人马进入？唯一的可能是玄武门守将早已为李世民所收买，所以他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那里设下布袋阵，待李建成来自投罗网。
当时驻守在玄武门的将领是常何。陈寅恪根据现收藏于巴黎图书馆的“常何碑”，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一文中断言，常何本来隶属于李建成，但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所以在玄武门政变中，李建成还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丝毫不加防范，致使李世民有机可乘。
但胡如雷反驳此说。他引用“常何碑”的碑文指出，常何是在李世民早于武德二年派其手下大将刘宏基给招揽过来的。在对王世充之战中，常何还被任命为左右骁骑，由于其作战英勇而深受李世民的赏识。常何与李建成之间发生关系，是迟至对刘黑闼的第二次作战中，随同他平定河北。李建成可能确实在那时对他有所拉拢。但在武德七年，李世民将他调入长安，赏赐他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挺，委派他在玄武门做统领。
由上述种种可见，李世民一直对常何信任有加，非常重用，而在政变前两年将之调到玄武门任职，显示在那时他已开始在玄武门部署势力，以应不测。因此李建成又怎么会对他视为心腹而不加猜疑呢？
也有人猜测常何是李世民安排到李建成身边行反间计的，即故意假装背弃李世民这个旧主子而投靠李建成。虽然李建成曾经想收买李世民的手下大将尉迟敬德而被拒绝，尉迟敬德将此事告知李世民时，李世民反劝他“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可见李世民确实有过让身边受李建成拉拢的将领行反间计之心。
但我觉得此事还是比较可疑。其一，李建成怎会如此信任一个原来是李世民的爱将的人呢？其二，到底常何在玄武门的职位是李世民安排的还是李建成安排的呢？如果是李建成的安排，那么可以说李建成把他当成了心腹。但如果是李世民安排的，李建成又怎会当他是心腹？
除非“常何碑”的内容本身也有伪造的成分，如果信之不疑的话，那就只能说是李建成本人太掉以轻心了，压根没想到、也不相信李世民以如此弱势兵力，竟敢在京城内发动政变；同时也显示他认识不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对李世民在那里安插亲信长达两年竟都不加留意。
李世民能发动政变成功，玄武门始终控制在他手中是最大的关键。所以常何在此事中立有大功，虽然其人并无卓异才能，后来却可官至中郎将。
至此，史实已基本澄清，可谈一谈政变中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两种：偶然性原因和必然性原因。即李世民的成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
先说必然性。胡如雷作过总结，我认为很有见地，不妨先看看他的总结。
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他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他们团结一致，投入战斗，因而致胜。
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需分为两层来谈。第一层是，李世民身边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这一点是李建成所远远不及的，这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就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仅仅是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而不能用他们，或这些人不忠心于己，那也是有不如无。因此，第二层是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为己效忠。前面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收复尉迟敬德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尉迟敬德恐怕未必没有叛逃之心，只是他乃一代名将，声誉所系，一旦叛逃就会一世英名付诸流水，所以他不能如寻相等人那样毫无顾忌地逃走。犹豫之间，若非李世民示之以诚，结果只怕大为不同。
因此，在李世民的身边，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智计百出而又忠心耿耿的谋士，又有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不为重金所收买的猛将（李建成曾送金银珠宝给此二将，欲将之收买，但二人均拒绝，且于事后如实告知李世民），还有张亮不被严刑拷打所屈服、程咬金宁死抗旨等这样为之卖命的心腹。
反观李建成，虽然他手下也有魏徵、王珪等良臣，但王珪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魏徵，史书所载他在李建成手下时的事迹只有两件，其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其二是劝他及早诛杀李世民。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可能后来魏徵为李世民重用而成唐初重臣，史官因此而掩饰他为李建成办事的情况，所以不怎么记载他在东宫的作为。二是可能魏徵在李建成手下真的没有受到很大的重用，所以无所作为。若情况属于后者，则更可见李建成在用人上与李世民的差距。
即使李建成有重用魏徵，而东宫中可称道的谋士唯魏徵、王珪、韦挺三人，武将唯薛万彻等寥寥数人，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形见拙的。
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只是与李元吉二人一起谈论，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左右。他与这三人事无巨细，大事小情，都必定开诚相见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