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卮言”为中心
相对于汉晋文学与庄子思想关系的研究，汉晋文学与《庄子》在文学表现方面的关系的研究就要冷清多了，以往的研究或者大而化之，谓《庄子》开创并影响了文学中的浪漫一派，或细而究之，仔细地搜寻汉晋文学作品中与庄子相关的片断，然后就说某作家在某作品的某处接受了《庄子》。这两种思路都没有深及汉晋文学与《庄子》在艺术表现方面的承继的实质。笔者通过仔细研读和比较，发现对《庄子》“三言”的言说方式（及相应的思维方式）的接受才是汉晋文学所接受的庄子艺术的根本内容。
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庄子关于“言”的思想。我们当然要引《外物》篇的论述来说明问题，《外物》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里，庄子所表达的是“得意忘言”，意思是言语不过是达意的工具，（作者）致意之后就该将它忘掉，接受者也该在得意之后就将它忘掉，不要被它束缚。可见，对于语言表达，庄子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空灵的态度，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这不仅源自他对道、意、言三者关系的辩证思考，还源自庄子对自我著述的阅读期待。《庄子》一书蕴涵着作者的深刻思想，而在表达上，《庄子》又多用寄寓之言，作者期待着有真正的解人能洞穿纷繁的言语表象，直接触摸作者的思想内核。明了作者寓旨之人，庄子愿与之为友。但是，他显然是失望的。我们知道除了一个惠施可以勉强说说话之外，庄子并没有真正的知音。“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有无限的无奈、遗憾和孤独在其中。但庄子还是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被理解和接受。语言是工具，庄子希望这个工具能发挥最佳的效用。从庄子对其“三言”叙述方式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出他是非常注意表达策略和言语艺术的，这当然都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他的思想。甚至，庄子还将言说本身当成一种言说——这样，从一定意义上说，言即意，《庄子》的形式就是它的内容。
还要说明的是语言与思维的老问题。在语言形式与思维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存在着多种理论，曾有一段时间，西方学术界对于语言形式与思维方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许多探讨。许多学者相信，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并行的发展和相互的对应如R.Carnap（R.卡纳普）：《哲学与逻辑句法》（Philosophy and Logical Syntax），伦敦，1935年，第78页。也有的学者完全否认这种并行的发展与相互的对应，或认为这种关系并不重要如G.赖尔《普通语言》，《哲学评论》，1953年，第167－186页。转引自（日）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导言，林太、马小鹤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版。本文倾向于采用一种比较公认的观点，即思维与语言活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在思维与语言活动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这么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把语言表述形式作为研究思维形式与方法的关键去加以探索，就不仅是完全值得的，而且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日）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导言，林太、马小鹤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页。而另一方面，“正如语言研究使我们能够对于用语言表述的思维的结构进行分析，对思维的主导法则的分析也同样能够验证我们对于作为思维表述手段的语言的分析”Marcel Granet（马赛·格拉内，汉学家）：《汉人的语言与思维的某些特点》，《哲学杂志》，1920年，101－102页，转引自（日）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导言，林太、马小鹤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页。因此，本章对于庄子言说方式的研究就与对其思维方式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以求相互发明。
笔者认为，庄子的寓言、重言和卮言的言说方式与意象性思维、直悟性思维和跳跃性思维方式基本上是对应的。这三种言说方式都在魏晋文学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
因此，本章的目标即在于考察《庄子》“卮言”的叙述方式，探索其思维方式，再由《庄子》的叙述方式和思维方式出发，透视汉晋文学作品，以考索庄子的言说方式在汉晋文学中的痕迹。之所以说是考索，是因为这种痕迹有时候是比较隐蔽的。
§§§第一节“卮言”旧说辨
《庄子》“卮言”，旧是难处，甚至它曾让一批学子狼狈不已，洪氏《容斋随笔》载：“淳化三年，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不得知所出，相率叩殿槛，乞上指示之。”洪迈：《容斋随笔》。研究者对“卮言”一直颇感兴味，他们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是庄子最具特色的表达方式，对之有太多的猜测联想，但言人人殊，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说法得到公认。
研究者对“卮言”的研究多从对“卮”的考察开始。或采取音训的方式，认为“卮”是“支离”的合音，“卮言”就是“支言”，即“支离无首尾之言也”〖KG-1mm〗司马彪注，钟泰、杨柳桥、曹础基等均采用这种说法。这些学者隐隐感觉到庄子语言“支离无首尾”的特色，而这确实也是“卮言”的重要特点（后文会谈到这一点），但用“支言”解释“卮言”，在文字学、语言学上都没有什么依据。
更多学者通过考察“卮”作为一种具体的器物的特点和功用，来寻求它与“言”之间的意义联系。这种思路始于郭象，象注云：“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47页。因此，卮言即指非执一守故之言，随物俯仰之言。成疏再联系“卮言”一词出现的语境，对郭说进行引申，认为随人所变、己无常主的“卮言”是“无心之言”，“是以不言，言而无系倾仰，乃合于自然之分也”同上。认为卮言出于无心，就如同“卮”无系于倾仰一样，是合于自然之分的。今人徐复观、陈鼓应等均持此看法。这种看法意识到了卮言随顺变通，不执不固的特点，尤其是成疏一语道破了卮言无心而合于自然的本质特点，实有可取之处。郭象对于“卮”的想象明显地受到了《论语》中“欹”这种器皿的启发，但是，卮是否真是如欹器那样满则倾、空则仰呢？研究者没能提供可靠的器物考古或文献资料方面的证据。
而同样是将卮想象为一种与欹相似的器物，有的研究者又从中生发出另外的意义来，他们认为卮器满则倾，空则仰，可谓持中有度《说文》将卮解释为一种用来节饮食的圆形的器皿，颇似于今天的量杯。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因此，卮言就是中正之言，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陈景元：厄器满则倾，空则仰，中则正，比喻中正之言也。日出未中则斜，过中则员，及中则明，故卮言日出者，取其中正而明也。、碧虚都持这种观点。而卮的持中有节，正与无是无非的“环中”、“道枢”相合，正是合道之言边家珍《〈庄子〉“卮言”考论》（《文史哲》2002年第3期）云：“卮”有持中有度的特点，故可以象征持中合道之物象(如《齐物论》之所谓“环中”、“道枢”者)，作者也因而可以将合乎“环中”、“道枢”之言——合道之言称为“卮言”。这种意见看似有道理，而实际上，卮的持中裁量，与《庄子》无为意义上的“休乎天均”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庄子》说“卮言日出”，而古代文献中又有“漏卮”之语，如《太平御览》卷七六一引古本《淮南子》和《盐铁论》，其中都提到漏卮。《淮南子》称：“水足以溢壶榼，而江河不能实漏卮。”《盐铁论》云：“川源不能实漏卮。” 曹植《与吴季重书》曰：“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这就使得一些学者将卮器与漏斗相联系，如张默生先生的《庄子新释》认为“卮是漏斗，卮言就是漏斗式的话。……庄子卮言的取义，就是说，他说的话都是无成见之言，正有似于漏斗，他是替大自然宣泄声音的”。 笔者认为“漏卮”之说并不表示卮就是漏斗。文献资料中奉卮请寿、赐以卮酒等内容随处可见，“卮”甚至用作量词（如“一卮酒”），可见，古人捧在手里用以盛酒祝酒的器具应该不是一个无底的漏斗。又，《文选》左思《三都赋》序中有“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的句子，善注引《韩子》：“堂溪公谓韩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无当，有瓦卮有当。君宁何取？’曰：‘取瓦卮也。’”可见卮有当（底），非为漏斗式的器皿。
以上这些解释，往往致力于在《庄子》语言中去寻找与“卮器”的对应点，且大都是从《庄子》自述“和以天倪”出发，去猜想 “卮”的特点。正如刘士林所说：“这些注释都是从‘和以天倪’来注‘卮言’，再把卮的修辞学、语源学意义牵连上，其方法论上的错误，在于以‘功能’(‘用’)来解释‘结构’(‘体’)，所以难免有捉襟见肘或辞意闪烁之嫌，也难以形成统一。”刘士林：《庄子“卮言”探源》，《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
“卮”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器皿？“卮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呢？研究者不再满足于传统训诂学的文献考索，而开始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成果，试图找出 “卮”的原型。叶舒宪走的正是这样的路子。他的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惊喜。他为天倪、天均找到了实物原型，又从民间留存的器物中找到了对应的卮杯模型，发现天倪、天均最大的特点即是无止息的回旋运动，而卮杯亦于不停的注满与酌空之间形成回环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他认为天倪、天均、卮与《庄子》文本之间的根本相契点，就是“循环往复”。他认为从文体特征上考察庄书，不难看出类似天钧的回旋运动和类似卮器的注满与酌空式往返运动构成最根本的表达模式，不仅直接体现于内外篇之整体结构，而且也体现在每一篇的内部结构，乃至具体章法、句法、词法和字法等各方面参见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作了细致的统计，发现《庄子》一书的结构几乎就是一个大的循环，大循环中又包含了许多的小循环。
而刘士林将《庄子》“卮言”溯源到了《老子》中出现的表现道体的中空之物，如，“谷神”(神秘莫测的山谷)、“橐龠”(风箱)，他将《老子》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冲”训为“盅”，即中空的杯子。他认为深得老子虚无之道的庄子，即是以中空之卮杯来象征道本身，“而厄言就是描述道的‘大言’、‘大辩’和‘不辩之言’。也正因为此，它才能‘和以天倪’才能‘不言则齐’‘得其久’，到齐物的境界”刘士林：《庄子“卮言”探源》，《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他还从世界各民族原始文化和文学中找到了象征世界的道、本体、最高存在的“中空”之杯的原型，以为佐证，如《圣经》中关于‘圣杯’的记载，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著名长诗《荒原》中的圣杯题材，印度诗圣泰戈尔献给神的歌集《吉檀迦利》对“杯”的咏叹等。
这种思路虽然找到了所谓原型来系连卮言与庄子文本，看到了《庄子》书中同一主题的反复出现，但是，若只是取循环往复之义，似乎任何一种容器都可以充当这种言语方式的象征物，庄子为何独独选“卮”为原型呢？而且，以上研究者均没有很好地说明“卮言”与“寓言”、“重言”的关系，没有理解什么是“和以天倪”——而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他们反复地证明卮言与天倪的某种契合，却还是忽视了庄子对于语言的总体态度，忽视了对于《寓言》中除“和以天倪”之外对于“言”的大段论述，而这正是对《庄子》卮言以和天倪的重要诠释。这就使得他们的某些研究如叶舒宪先生对《庄子》篇目、寓言、意象等作了复杂的统计，认为《庄子》的文本结构充满了玄机，这其实是与庄子无为的处世思想和语言思想相违背的。偏离了《庄子》的基本思想。
另外还有一部分研究者不再拘泥于“卮”作为一种容器的一般意义，而是开始挖掘“卮”作为古代盛酒的器皿的特别含义卮是古代一种圆形的酒器，又名觯，李炳海先生详细考证了卮与觯异名同质，这种圆形的酒器在春秋以前称觯，春秋后则作卮。参见李炳海《卮言与先秦祝酒辞》，《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他们认为卮言即卮酒相欢之言，清谈之言，如罗勉道：“卮言，如卮酒相欢之言。”王运：“‘卮’、‘觯’同字，觯言，饮燕而成，举觯后可以语之言也，多汛而不切，后世清谈矣。”参见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李炳海先生也认为卮言是扬觯之言，它如同先秦祝酒辞一样有着有感而发、随机应变、一气呵成甚至滔滔不绝的特点李炳海：《卮言与先秦祝酒辞》，《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这种观点总算突破了卮言即如卮之言的思维定势，但是，亦有不少漏洞。“相欢之言”说与《庄子》一书的情感基调及创造出发点颇为不符，魏晋之世盛行的清言或多或少有一些相欢的意味，庄语却是满载着作者深沉的思考，绝非不着边际的闲谈；而李炳海先生的“祝酒辞”之说虽然发现了庄子语言流转自如的特点，却又忽视了祝酒辞与庄子之言的重大差异，那就是祝酒辞或称颂或暗含讽劝，都有着极强的现实功利目的，庄子却强调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对于这一点，后文将加以阐发。他的论述还有过于武断之处，比如说先秦文献中有扬卮（觯）、举卮（觯）而言的记载，李先生据此就认为卮言是扬卮而言的“简称”，甚至说“只要是举杯祝酒之辞，都可纳入卮言的范畴加以考察”，“《庄子》书中的卮言之称，借用的是酒席间的术语”李炳海：《卮言与先秦祝酒辞》，《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按李先生的说法，将言说艺术发挥到了极致的如李斯、苏秦等纵横家之言更应称作卮言，因为它们与祝酒辞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均具备有感而发、随机应变、婉转生机的特点，而且也具备极强的现实功利目的。
而另一种思路开始抛开“卮器之谜”，从卮言出现的篇章《寓言》、《天下》等上下文以及《庄子》一书的整体思想和话语体系出发，确定卮言的含义。如赵明认识到了卮言与庄子的独特思维方式的关系，卮言与“恣肆”、“诡”文风的关联，认为：“‘卮言’是受‘是非两行’的独特思维方式支配所说的‘是不是，然不然’、‘俯仰无心’、‘无特操’的言论。……有意突破传统的以‘中和’为美的审美原则，追求双向逆反的极致，它所产生的‘恣肆’、‘诡’的艺术效果正是战国中叶人最为欣赏的那种新奇的美。”赵明：《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5 、896页。孙以楷、甄长松则认为，“卮言”应释作“矛盾之言”，即“‘是不是，然不然’这类超然于是非彼此的矛盾语式。”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且不管这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恰切，这种结合庄子思想整体来研究和考辨的思路却是最近于庄子的浑融之道的。
下面，笔者就沿着这种思路，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庄子》自己对卮言的阐述出发，再结合“卮”原型意义的探讨，联系庄书内证，得出自己的结论。
§§§第二节“卮言”的本质及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