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蒙文通的理学思想是其整个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的经学思想相互联系在一起。一般的说,理学是经学史上宋学发展的主流和主要内涵。蒙文通对理学的研究,虽没有撰写专门的学术著作,但他对理学十分重视,曾“谓诸学中自得之深者惟理学”。蒙文通对理学的研究主要是将其放在整个儒学、儒家经学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认为儒家经学在其发展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或为汉学,或为宋学,但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理学作为宋学的主要内涵,是经学发展到宋代的产物。由此,蒙文通对理学十分重视,把朱学和陆学均以“卓绝”视之。然而他对宋学之理学的评价,则是以周秦、孔孟为标准,对宋明儒的“四书”学和“道统”论提出一定的批评,认为凡是阐明了孔孟学术的就取之,而不本于孔孟学术的则置之一旁。指出宋明理学是继汉儒之后对孔孟之道的阐发,《大学》深得思、孟之统,并调和程朱与陆王。然其偏重于心学,倡心性一元之说,则与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学一派的观点较为近似。其理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乃“折中归本乎孟氏”,以孔孟及先秦儒学作为评判理学的标准,即以宋明之说阐述周秦之说,而以周秦、孔孟说为准,来正宋明经说之是非,认为这是善学周秦,亦是善学宋明的原则。
蒙文通,享有国学大师、历史学家、经学家等众多称号。学通儒、释、道三家,于经、史、诸子皆有研究。他不仅在史学研究、在道家道教研究、在佛学研究、在古地理、古民族、古气候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在儒家经学、理学研究方面亦深有造诣。他在深研与兼治宋明理学的一生中,颇有独到的见解,笔者将作一归纳并细加分析,以飨读者。
(一)蒙文通对宋明理学的重视
关于蒙文通的专长,汤用彤先生曾在1957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上发言提及,他说:“现在很多人知道蒙文通是个史学家,并且是个上古史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蒙文通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有特长,因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离不开经学和佛学。此外,他对唐宋思想史的发展也极有研究,特别注意了过去未被人注意的那些思想家。”
蒙文通有着深厚的经学根底。早年曾师从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和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又曾向章太炎问学,22岁时著《孔氏古文说》,其在经学方面的独特见地深得其师廖平的赞誉:“文通文如桶底脱。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家。”蒙文通认为经学是“中国文化之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有时盛,有时衰,其具体形式或为汉学,或为宋学,莫不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先后撰成《经学导言》、《经学抉原》、《孔子与今文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等多篇经学著作。
蒙文通也有极强的佛学素养。虽很早就以经学而成名,但20世纪初期中国大地的今古文大论战,却使得他处于长期的游学状态。在这过程中,他渐渐地悟及佛学对中国思想深层的潜意识影响,于是与汤用彤等同时旁听于“支那内学院”,师从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潜心研究佛学。他在“内学院”期间表现出来的才华,深得欧阳大师的赏识,以至欧阳师以洙泗之传相许、孔门生机相期。蒙文通不负欧阳师的重望,集十余年之功,在佛学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相继撰成《中国禅学考》、《唯识新罗学》两篇作品,其佛学造诣日益精深。
蒙文通在史学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涉及面极广,既包括中国民族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佛教史、道教史、经济史、上古地理的沿革,还包括周秦史、六朝史、宋史等。他在宋史方面尤为精深独到。自20世纪20年代起直到逝世前,在各大学授课即开出中国通史、宋元史、宋史、宋代理学、宋代史学、宋代学术等基础课和专题讲座,60年代又招收培养宋史研究生。他先后共撰写论文、书稿等近三十篇、部。
在博涉儒、释、道的过程中,蒙文通对儒家思想极为看重,认为:“儒家思想于中国两千年之历史影响至巨,不明儒家思想,不足以明两千年之国史。”他对儒家学说的历史文化根源作了深入研究,提出儒家法夏、法殷的理论。他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哲学思想的演变、学术思想的变化等等都作了阐述,尤其对周秦时期、宋明时期的学术思想论述较多,如:《周代学术发展论略》、《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理学札记》、《理学札记补遗》、《儒家法夏法殷义》、《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孔氏古文说》、《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天问本事》等等。
蒙文通在研治经学中,进而研究宋学特别是理学。他认为,从宋明理学可以探究“儒家思想之本根”。其所学极为广博,虽不专攻理学,但“尝谓诸学中自得之深者惟理学”。其直接论述理学的材料主要集中在《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后论》、《理学札记》、《理学札记补遗》及分别于1952年、1963年写给张表方、郦衡叔、洪廷彦的三封书信中。蒙文通的理学思想的形成,如同其经学思想一样,几度变化。他自述道:“文通少年时,服膺宋明人学,三十始大有所疑,不得解则走而之四方,求之师友,无所得也,遂复弃去,唯于经史之学究心;然于宋明人之得者,终未释于怀。年四十时,乃知朱子、阳明之所蔽端在论理气之有所不彻:曰格物穷理,曰满街尧舜,实即同于一义之未澈而各走一端。既知其病之所在也,而究不知所以易之。年五十始于象山之言有所省,而稍知所以救其失,于是作《儒学五论》,于《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一文篇末《后论》中略言之。自尔以后,又十年矣,于宋明之确然未是者,积思之久,于陈乾初之说得之,于马列之说证之。”由年少时的“服膺”到三十岁时的“有所疑”,进而于四十岁时“知”其弊,到五十岁时则“稍知”如何“救其失”,之后又渐渐认可并“独契”于陈确的学说,继而在“解放后一二年来,研读马列著作,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可以说,蒙文通于宋明理学是“究心”于一生。
蒙文通研治理学的态度和方法很特别。作为博通儒、释、道的学者,蒙文通却称:“独以宋明理学最为难学。尝谓宋明儒书,草草看去,字字认得,句句讲得,但其道理却常体会不得;盖以其非仅闻见之知,而更为德性之知,须于事上磨炼、心上磨炼;非深自体念省察,不能有得也。”蒙文通认为,宋明儒书并非只是描述人的感官与外界事物相接触而得到的知识,而是蕴含深刻的道德修养的认识,这需要通过人的认真体会,才能理解其含义与思想,才会有收获。他认为,“读宋、明理学书,不能当做是学知识,而要当做是学道理,读时应顺着书中所说去体会其道理,要在能懂,不可求快。”从“自少年时服膺宋明人学”,到“晚岁乃独契于陈乾初”,蒙文通尝说“自家这点认识,皆从心思极苦中来”,“虽不专攻理学,而于宋明儒书数十年中读之实未尝稍间岁月也。”蒙文通认为学习理学既要深信,又要大疑,疑不是否定,信也非迷信。正是因为他的“持之以恒”、他的“信而疑”;正是因为他“读宋明书,悉优游涵泳,反复嚼咀,于其义之未得者,辄精思苦索,忘废寝食,不贵其多或速也”,才会有“平生于理学之大有进境者三”。也许正如他的堂弟蒙季甫所说“先兄治经,主张‘通经致用’”,正如其哲嗣蒙默教授所认为的“默(按:自称)念理学乃先君生平抱负之业”。
蒙文通研究理学的角度也值得借鉴。他不赞成其师廖平“严分经史”的观点,而主张经、史贯通。既然“传统史学,本于儒家”,他将治经的方法和成果纳入史学研究,同时也将史学研究的经验融入治经的过程,因而经、史相得益彰。如:考据这种方法,无论在经学发展过程中,还是在史学演进途中,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有人把它归为经学,有人归之于史学。蒙文通则认为: “考据是工具学问,经、史都用得着,但它却不是经学或史学。”在研治宋明理学时,蒙文通将理学研究与宋史研究结合起来,如:研究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考察宋代的经济发展状况,辨析王安石变法等等,同时也兼顾对宋学的其他学派,如王安石新学、三苏蜀学、浙东婺学等学派进行研究,做到“上下四方、前后左右”的纵横比较考察研究,以便从多个角度与侧面体现它们的联系,使人对宋明理学有一个更为清楚、全面的认识。
(二)宋明理学是继汉儒之后对孔孟之道的阐发
蒙文通在研习宋明理学时,赞同宋明理学是对孔孟之道的阐发的观点,但却不认同大多数理学家对儒家道统的看法。道统说由唐代的韩愈明确提出,包括“道”和“统”两个方面。韩愈认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即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同时指出,儒家此“道”的传承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即后世儒家列为道统之传道谱系表中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在孟子死后,儒家的“仁义礼智”就失传了。
在儒家道统的续接性方面,宋明理学家推崇孔孟之道,但大多认为,儒家道统自孟子以后就断了,成了“不传之绝学”,直到周敦颐、二程出,此端绪才得以接续下来。蒙文通对此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儒家道统自孟子死后,并没有断裂,“秦汉之间,学犹未坠”。他以伏、陆二人为例,说伏生《尚书大传》的“心之精神”即尽心,认为“此足以阐明孟子之说”;说陆贾的“天地生人也以义理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之谓道”是“犹诵法《中庸》之言也”,而“伏、陆之后,儒学渐昧,孟子之精深,为庸庸者所不能知,……庸庸之论固未精,亦无大过,固可持之以与中人”。
在《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一文中,蒙文通谈到了政治学说的恢弘、经济思想的丰富之后,说道:“至是而周、秦间之儒学,所以恢弘孔、孟者,其精其备,几非孔氏、孟、荀之所能想见,是则儒之所以绌于战国而独尊于汉代者也。”他认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诸子学盛而史学衰落的时代。儒、道、墨等各家互相采获,相互融会。“自儒兼取墨法之义,而理义之恢弘卓绝为不可企及;其人生哲学亦显有取于道家,而义亦益趋于精致。”“儒之取法家,义系于《春秋》,儒之取墨学,制具于礼家。自取法、墨以为儒,而儒之宏卓益不可及。上视孔、孟为旧儒学,此则为新儒学也。”“故经与传记,辅车相依,是入汉而儒者于百家之学、《六艺》之文,弃驳而集其醇,益推致其说于精渺,持义已超绝于诸子,独为汉之新儒学,论且有优于孟、荀,讵先秦百氏所能抗行者哉?百川沸腾,朝宗于海,殊途之事,纳于同归,斯先汉经说者,又百家之结论也。”因此,“汉代经学是孔氏后学经过战国八儒汲取百家之长而形成的新儒学,……这个新儒学虽与孔、孟有传承关系,但其思想实质已有很大的差异”。
蒙文通认为,汉代新儒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的儒学,它汲取先秦诸子各家思想之长,使它在理论上较各家为全面;它重视了三古的典章制度,使它在方法上较各家为具体。故“《六经》之道立,而百世楷模以定”。西汉经说集周秦诸子思想之所成,而为后世立下规范,即是子史之中心,亦即中国文化之中心。故蒙文通有“经学莫盛于汉”、“汉代经术以西京(按:西汉)为宏深”之说。在董仲舒向汉武帝献“天人三策”,儒家学说得立学官、一跃而独尊之后,儒家经、传的地位也相应发生变化:传记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六经》经籍虽然留存下来,但章句、注疏之风却大盛。因此,“西汉学术,应当明确由儒家转变到经生的过程。伏生《尚书大传》,韩太傅《诗外传》,董生《春秋繁露》,还是儒家,而刘向、匡衡之辈,则为经生。儒家则犹意气风发,经生则章句之徒而已。”周秦的儒生到汉代分化为儒生和经师。“汉初儒生议论风发,是一代新儒的表现。到这一议论逐步定型,也就无所用其改制理想,于是经学舍传记而入于训诂、考据,于是古学渐兴,而以经学为历史,理想之途抑而不行。他们的理想也还只是今文家所定型”。西汉后期,经学史上出现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前者重传,后者重经。伏生、韩太傅、董仲舒等重视阐发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故属于儒生;而刘向、匡衡之辈,则侧重于训诂、考据,故是经生。后来,章句之徒逐渐占了上风。“幸微言大义之传,事犹未没。自儒者不得竟其用于汉,而王莽依之以改革。……故东京之学,不为宏言卓论,谨固之风足尚,而恢弘之致顿消。”幸好,儒家的微言大义还没有因章句之风而失传,经王莽发展到东汉,儒学吸纳百家之后的恢宏、精深消失了,但仍不离孔孟之道。
因此,尽管汉代经学思想纷呈,仍是对孔孟之道的阐发,仍属于儒家学说的一个发展阶段。“汉师之说虽不必得孔、孟之精微,然典型犹在,未尝离孔、孟之说而以异派之说参之。”如前所说,伏生、陆贾谈心、谈性是不离孔孟之道。董仲舒、韩婴对性的论述,亦是对孔孟之道的阐发。蒙文通说:“董以善为王教,在性外,而性未可谓善;韩以善固性,惟俟王教以成之,此率性修道之义。”董仲舒主张外铄之性,而韩婴主张内在之性,一内一外,差异很大。而韩婴说性正是基于董仲舒的论性。因此,“以韩氏之义补董生之说,然后可以孟子性善之论通于孔子性近之说”。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认为人性本来是相近似的,并不存在根本的差异。人们的善恶智愚差别,是由于后天习染不同而形成的。孟子言先天性善,主张以“扩充”四端使性善成为现实。因此,蒙文通认为,以韩婴的内在说即先天的性善,补正董生的外铄说即后天的“扩充”之义,就能使孔、孟之性说自然相通起来。蒙文通对《淮南子》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淮南·本经》言“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亦孟子以本心明性善之旨,不过,“《淮南》性善、物堁之论,犹是《心术》、《解蔽》袭道家之陈言,故仍主于虚静之说”。“汉代异说,皆自董生启之,智不足以烛荀氏之非,固其所短;然《董书》无物堁之论,则固未沦于道家之域,犹有儒之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