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王制》被视为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汉代今文经学言制度多据《王制》为说，后来今文学者亦多据《王制》以反对古文经学之论。蒙文通考察《王制》所言与《周官》的区别，指出据《王制》的记述，乡里的优秀学生可通过秀士、选士、俊士、造士等层层选拔，以迭升至国学，可与贵族子弟享受同样的教育，由于授官命爵也是在国学中选拔，所以庶民子弟也就和贵族子弟有了同样的机会。可见《王制》所载乡里的庶民子弟与贵族子弟有同样的受教育和作官吏的机会，这与《周官》中的贵庶殊途是大不一样的。蒙文通又引《尚书大传》和《白虎通义·辟雍》所言，认为在《尚书大传》和《白虎通义·辟雍》所记载的制度中，学校已经在乡里普遍设立，“里皆有师”，人民已能普遍地受到教育，这和《周官》里的乡、遂异制，教育仅限于国学和六乡的情况又大不一样，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今文学的理想，这是针对周代的种族歧视、教育的不平等而发。他说：
从前面所论，我们知道周代的种族歧视很严重，贵族、国人、野人之间界限和差异是严格的。《王制》、《大传》等所讲的那种贵贱平等、全国平等的教育制度绝不可能是周代的史实，只不过是今文学家的理想而已。何休继承了这些思想，把这一制度描述得更为全面。《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说：“圣人制井田之法，……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命曰进士。行同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士以才能进取，君以考功授官。”他结合着井田制度说明普遍设立学校，乡秀升入国学等情况，把问题说得更为明确具体。同时他还补充出不仅天子直辖领地是这样，而诸侯领地也是这样(诸侯有小学)，而且诸侯领地内的优秀者也可以保送到天子的大学里去，就使得这一理想制度更加完美了。
蒙文通指出，历史的史实是，周代的种族歧视很严重，教育也不平等。既然如此，那么，《王制》和《大传》等所讲的那种贵贱平等、全国平等的教育制度绝不可能是周代的史实，只不过是今文学家的理想而已。这种不分贵贱、平等受教育的制度被今文学家何休所继承。何休在他的代表作《公羊解诂》里把这一制度描述得更为全面、更为明确具体，并作了重要的补充，即不仅天子直辖领地是这样，而且诸侯领地也是这样，诸侯领地内的优秀者也可以保送到天子的大学里去，如此就使得今文学的这一理想制度更加完美。他说：“此非特王畿乡里之学，而侯国乡里之学也，……则《周官》所言，为贵族封建之制；《射义》、《王制》以下所言，为平等之民治，而实儒者之理想，非前代之史迹也。”指出何休《公羊解诂》所言，包含了侯国乡里之学，而不仅限于王畿乡里之学，如此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肯定今文学所讲教育，体现了平等之理想，而不同于《周官》所载之史迹。这是通过考经明史，来阐发今文学的理想政治，提倡教育平等，即“辟雍以排世族”，在排世族中，体现了教育的平等。
3、封禅
所谓封禅，指儒家所重视的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典。古代认为泰山最高，故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汉儒称，封禅是受命于天的帝王对天的回报，自舜就有了，其后历代沿袭这一礼制，包括易姓而王者有七十余位王到泰山封禅。封禅又与禅让相连，蒙文通说：“禅让说体现在礼制上就是封禅。”把禅让与封禅联系起来。儒家的禅让说是指将王位让与贤者的制度。与现代民主相比，儒家的民主思想虽有一定的时代差距，但也提出了古代的民主政治理想，推崇“尧舜禅让”的政权转让模式，这反映了人们早期民主政治的观念。尧以民主的方法选定王位继承人舜。经众人的举荐，尧得知民间有一个名叫虞舜的人，很有才干。尧叫舜处理政务，对其加以考核。舜经受住考验，尧把政禅让给舜，然后退休，由舜摄行天子之政。这就是尧舜“禅让”帝位之事，为历代所称颂。舜摄政二十八年，帝尧去世。舜顺应民心，正式继天子位。儒学代表人物孔子推崇尧，盛赞：“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儒家对“尧舜禅让”政权转让模式的赞扬和提倡，充分体现了儒学的原始民主政治思想，这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舜继尧位，后又禅让于禹。禹以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再立伯益。禹死，其子启夺位自立。此后，将王位让与贤者的禅让制度，为父子相继的王位传承制度所替代。但孔子对禅让制仍加以肯定，强调：“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这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蒙文通将禅让与革命加以比较，认为禅让说是今文学家软弱性的表现，因其不能坚持革命说，才用禅让来代替，对禅让说提出批评。可见禅让说与革命说有一定的联系。他说：
虽然今文学都承认汤、武征诛是革命，但在今文学中还找不出像干宝那样明确提出“君德穷至于攻战受诛也”的武装革命的思想，他们所理想的革命方法只不过是以“素王”为目标的“禅让”。禅让就是由皇帝求索天下德若舜、禹的贤人，把帝位禅给他，让他接受天命。很显然，这充分暴露了今文学家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他们不满于现实政治，希望来一次革命，但他们又在暴力革命面前退缩了，而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达到革命的目的，于是便大力提倡禅让。无疑地，这只能是一种幻想。要想要求坐在金銮殿上的统治者退位让贤，这无异乎是与虎谋皮，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认为今文学者都认同汤武革命，但却未曾提出武装革命的思想，其革命方法不过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禅让的目的。其所谓禅让即是由君主求索天下像舜、禹这样的贤人，然后把帝位禅让给他，使他接受天命。蒙文通认为，这充分暴露了今文学家的软弱性。在他看来，只有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推翻君主的统治，革其命，才算是坚持了儒家的“革命”说。由此他批评今文学以“素王”为目标的“禅让”说来代替“革命”说，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不可实现的幻想，因为任何取得既得利益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和自身利益，都不会自动的退位让贤。蒙文通坚持暴力革命，批评禅让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年大讲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强调暴力革命，反对走议会式改良道路的思想的影响。虽然蒙文通以暴力革命论来批评今文学的禅让说，但也适当地肯定它不失为有进步意义的理论。他说：“禅让说虽是今文学家软弱性的表现，但以处在绝对王权的专制统治时代的历史条件来看，敢于要求皇帝退位，仍不失是一种有进步意义的理论。”客观地看到在当时封建专制主义的威严统治下，提出禅让说的今文学者敢于让皇帝退位，这仍是有进步意义的。并指出有的今文学者如眭孟、盖宽饶等就是为提倡禅让而殉道的。他说：
在当时竟然有不惜生命危险而敢于“捋虎须”、“撄龙鳞”的殉道者：
《汉书·眭弘传》载：“孝昭元凤三年，孟（弘字）意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上此书，……廷尉奏孟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
《汉书·盖宽饶传》载：“宽饶奏封事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奏，……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指意求禅，大逆不道。……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
……眭、盖二人并不是两个以生命为儿戏的书呆子，而是富有牺牲精神的前仆后继的殉道者。
据《汉书·眭弘传》记载，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出现了泰山的大石自立，昌邑的枯社木卧而复生，上林苑中的大柳树断枯卧地又自立而生等怪异现象，今文学者眭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而泰山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匹夫为天子者。”认为大石和柳树皆属阴类，为下民之象，而泰山是易姓而王者来封禅之地，把怪异现象的发生与易姓而王联系起来，推断当有匹夫而成为天子的人出现。所以他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眭孟引其师董仲舒之言，指出父子相继的王位传承与因圣人受命而将王位让与贤者，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所以他要求汉昭帝效法尧舜，于天下求索贤人，然后将帝位禅让给他，以承顺天命。当时昭帝年幼，由大将军霍光秉政，对眭孟上书要昭帝禅让一事很反感，于是下其书于廷尉。廷尉奏眭孟此书乃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结果朝廷将眭孟“伏诛”。“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子为郎”。眭孟遭伏诛五年后，原汉武帝太子戾太子刘据之孙、巫蛊之祸后生长在民间的刘询继昭帝即位，为宣帝，则征眭孟之子为郎，以示其意。为蒙文通称赞的另一殉道者盖宽饶，时任司隶校尉，“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寖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对当时朝廷信任宦官，而圣道渐废，儒术不行，以刑法取代《诗》《书》教化有所批评。并上封事引韩氏《易传》之言，提倡官天下，批评家天下，因官天下是传贤，而家天下则是传子。要求“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此言被“以为宽饶指意欲求禅，大逆不道”，结果上“遂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蒙文通认为，眭孟、盖宽饶二人就是富有牺牲精神、为提倡禅让而以身殉道的今文学者。他们一个被诛，一个自刭，均主张求天下贤人以禅让帝位，而不以传子。这体现了今文学的政治理想，在当时具有批评封建专制主义、约束君权的积极意义。
由此，蒙文通进一步指出，禅让是今文学家普遍认同的政治原则，“《韩易》、《鲁诗》、《韩诗》、《公羊》、《礼运》都讲禅让，禅让是今文学家普遍的学说，当是无可否认的”。除董仲舒讲禅让、讲易姓而王外，《白虎通义》也讲禅让，以禅让解释封禅。他说：
《白虎通义·封禅》说：“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礼器·疏》引《白虎通》：“绎绎，无穷之意，禅于有德而居之无穷也。”《疏》又说：“《白虎通》云禅以让有德。”(今本与此不同，当从此。)从《白虎通》来看，很明显地表示出封是受命之礼，是开始；禅是成功之礼，以传贤人，是结束。……今文学莫不用禅让解释封禅。
蒙文通通过记述今文学关于封禅的思想，指出其易姓而王须封禅，向上天报告。封是受命，禅是以传贤人。主张王位乃天之所予，须有德如尧舜者居之，以禅让解释封禅，体现了今文学封禅以选天子的理想。
4.巡狩
所谓巡狩，亦作巡守，原指帝王离开国都巡行境内。古代皇帝五年一巡守，视察诸侯所守的地方。《尚书·舜典》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蒙文通认为，巡狩的本义乃“巡所守也”，并不涉及黜陟诸侯之事，后来今文学赋予了巡狩以黜陟诸侯之义，而主张选贤任能。他引《孟子》所载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对此作了阐述。
《孟子·梁惠王》载：“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琊，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这是把巡狩、述职说成类似检查工作兼游乐的制度，根本没有黜陟诸侯的意义。这应当是巡狩、述职的原始意义。
当时齐景公问他的臣子晏婴，说我要到转附、朝儛两处山去游览，再沿着海边向南行，直到琅琊，看看山川形势，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修养才能与古代先王的巡游相比？晏婴回答齐景公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极了！天子到诸侯国去视察叫做巡狩，所谓巡狩，就是巡视诸侯所守卫的疆土。诸侯去朝拜天子叫做述职，所谓述职，就是陈述自己所承担的职责。春天时巡察百姓的耕种情况，而补助困难的农户。到了秋季则巡察百姓的收获情况，而补助那些歉收的缺粮户。夏朝的谚语说，我王不来游历，我怎能休息？我王不快乐，我怎能受赏赐？既游览又快乐，诸侯应当效法。经过考察，蒙文通认为，巡狩的原意是天子到诸侯之地去巡历，即检查工作兼游乐，在当时并没有黜陟即进退升降诸侯的意义，对诸侯的贬斥、进用，是巡狩的后起之义。
蒙文通在考察了《王制》、《白虎通义》等材料之后，认为今文学所讲的巡狩，有了黜陟诸侯之义，主张选贤任能，有功德者升迁，而不敬不孝者则削地绌爵，反映了儒家理想之制度，而非巡狩之本义。他说：
今文学家既主张禅让，选天下之贤人而禅以帝位，因而对诸侯也主张选贤。……选贤只不过是今文学家的理想而已。今文学家不仅主张选贤以为诸侯，同时还有对诸侯的惩奖制度——黜陟。黜陟具体体现在巡狩述职的制度中。……《礼记·王制》说：“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五月，南巡守至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很显然，《王制》是把巡狩的主要作用认为是黜陟诸侯。《尚书大传》中也有类此的说法。《白虎通义·巡狩》说：“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在闰，天道大备。故五岁一巡狩。三年小备，二伯出述职黜陟。一年物有终始，岁有所成，方伯行国。时有所生，诸侯行邑。传曰：‘周公入为三公，出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诗》曰：‘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言东征述职，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职亲说舍于野树之下也。”很显然，这又把述职作为黜陟诸侯的制度了。不仅述职黜陟诸侯的意义是前引《孟子》书所没有的，而且《白虎通》把三公以二伯身份出巡作为述职的讲法也和《孟子》谓“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在制度形式上都迥不相同了。……《白虎通》又还有以功德黜陟迁位的办法。但无论哪一种黜陟的办法，都找不出任何史实为证，都只是今文学家的理想而已。在尚贤思想的支配下，既主张选贤能立以为诸侯，如果没有对诸侯进行黜陟的权力和办法，又将如何能保证诸侯不违法虐民。两者完全是相依而起，使理想更趋完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