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1964）名伯循。陕西三原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4月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任社长。1909年起，先后创刊《民呼日报》、《民立报》等鼓吹反清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交通部部长。1913年参加反袁“二次革命”。1918年8月参加护法之役。1922年到上海，出任上海大学校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旋任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长。是年底随孙中山北上，被委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委员。1926年赴苏联会晤冯玉祥，是年9月国民军五原誓师时任监督，授旗之国民党党代表。翌年初任国民军驻陕总司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审计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29年任监察院院长，历20年。抗日战争时期兼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赞同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1949年春支持国共两党北平和谈，谋求和平统一。南京解放前夕被挟持到台湾。
〔解读〕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又是文化名人，在知识界、军界、政界都有较大影响。特别在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中，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对冯玉祥作战十分勇猛，助蒋介石取得了大战的胜利。蒋擢升杨虎城为十七路军军长。杨原是冯的部属，后来脱离用而依附蒋，于右任是功不可没的。故蒋对于不乏尊重的一面。在第一任监察院长蔡元培因不满蒋的专权辞职，第二任院长赵戴文因故未到任时，蒋介石选中于右任作了第三任监察院长。
于右任支持国共合作，对蒋介石的专权多有不满。长期以来，于与蒋貌合神离。即使如此，于右任也在一些事情上为蒋效过力，如在“西安事变”中亲自赴陕“宣慰”，只是这次效力，反招来蒋的不满。
1936年12月，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讨论对付目前局势的办法。因为杨虎城是于右任的老部下，事件又发生在西北，所以与会者一致认为于右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人选。于是南京政府组成“西北宣财团”，由于右任任宣慰使，以“宣慰”之名赴陕西招安，分化张、杨同盟，以收兵不血刃之效。
于右任受命之时就知此行肯定失败。因为他了解杨虎城的为人，也了解西北、东北军将士要求一致抗日的高昂情绪。但身为监察院长，于右任只得勉为其难。当天，于右任就向张、杨发出电报，要求他们保证“蒋委员长”的安全，避免战祸，并说明了自己即将赴陕的原因：“中央命我入陕，因思东北与西北之将领子弟，情均骨肉，使我动无穷之感念。西北甫有生机之人民，此时之情，当更可悯”。第二天，于又给张、杨发去电报，再次说明“我奉命入关，盼派人见我一详言也。”张、杨回电于右任，表明“兵谏”是为抗日救国，为功为罪，听候国人处置。至于于右任要以“宣慰使”的名义来西北，则婉表谢绝。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5日，蒋介石飞抵洛阳，于右任等人至机场迎接，蒋介石下飞机见于右任，劈头扔过来一句话：“张汉卿年轻，但杨虎城是于先生的部下，竟能如此，突出我之所料。”
吴稚晖
“吴先生是我国当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社会改革家，不但是国民革命的先觉，而且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所特别推崇的一位革命的圣人。”
（《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第2864页）
〔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武进人。晚清举人。早期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联合蔡元培等组织“留法俭学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最高国防委员会常委、江苏武进县区城国民大会代表、总统府资政等职。此外的职务还有国府建委会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学术方面精通文字考据，古文学造诣很深，其成就最大者是推广普通话。1930年被聘为国际文化事业协进委员会委员。在思想上，鼓吹无政府主义，并一直作为政治上的号角，为蒋介石摇旗呐喊。1953年10月30日在台病逝。
〔解读〕
吴稚晖是晚清举人，学识基础扎实，精通文字考据，古文学造诣很深，文笔出手不凡，尤其是起草过不少民国史上的著名文件，如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开除汉奸汪精卫党籍的决定等。在吴稚晖死后16年，由国民党史会编辑出版了《吴稚晖先生全集》，全书18册，洋洋数百万言，足可以看出他的才华、学识，当然也可看出他的“反共”观点种种。
然而在中国现代史上，还没有一个学者像吴稚晖那样，整天死心塌地围着蒋介石转，整日显眼于南京官场，政客的影子盖住了他的学者身份。
吴稚晖虽从事沉闷、枯燥的古文学，却是个开放活跃之人，近、现代史上不少大事均与他有关。吴第一次参加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是追随康梁改良派，史称“公车上书”事件中，吴是参加者和签名者。1903年的“苏报案”，因吴经常在该报上发表反清文章而受到牵连，受到清政府的通缉。1905年在伦敦求见孙中山，开始成为孙的追随者，在以后的20年，可以说是孙中山的友人和助手。由此，吴捞到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他自己则以“革命圣人”自居。
吴稚晖最重要的政治选择是信仰无政府主义，自始至终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共的主张。还以无政府主义不主张当官为由，极少担任行政职务，以在野身份为蒋介石捧场。
在南京官场的幕后，吴稚晖素有“疯狗”和“妖怪”之称，见谁咬谁。但他“疯”得很有分寸，对蒋介石是从来不骂的，常以长辈和过来人的身份，以嘴仗为主要形式给蒋介石帮腔。其对蒋介石集团鼎力相助，十分卖力。
作为蒋介石的师爷，吴稚晖给蒋帮腔的第一个内容是弹劾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反共时机还不成熟，只是在国共统一战线内部进行挑拨离间、煽风点火的活动。当蒋介石统治地位已经确定，有能力、有条件建立独裁统治时，吴便站出来公开为蒋鸣锣开道。北伐军开进上海后一个星期，即1927年3月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座谈会，讨论由吴稚晖起草的“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4月2日，中监委会举行全体会议，吴作报告，描述了所谓共产党企图叛党祸国的阴谋和行动，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吴的报告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具有巨大煽动力，指引蒋的反共措施出台。次日，汪精卫路过上海，吴为劝说汪加入上海反共阵营，竟当众下跪劝阻汪精卫西上。当为汪拒绝时，吴又当众破口大骂汪。如此表演，对一个已过60岁的人来说，不是一件易事。只要是蒋介石反革命所需要，吴稚晖什么都干得出来。
吴给蒋帮腔的内容之二是大骂倒蒋派。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用了三年时间，基本制服各地方实力派。这固然因蒋的军事实力强大，但吴的“叫学”功不可没。1931年3月广州非常会议事件起，国民党内鼎足而立的胡、汪、蒋三大派，前两派集中在广州，另立政府，以和南京方面对抗，蒋在政治上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吴先是到处奔走、分化、拉拢对手，见不奏效，只有动用看家本领，以骂为手段，把南京的中央和蒋介石比做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和正统革命者，称广州的倒蒋分子为“政治垃圾”。
吴给蒋帮腔的内容之三是大捧蒋介石。1927年7月9日，蒋介石立誓就任北伐军总司令，请吴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旗致同，吴授旗后说：“今天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全体党员，敬奉总理遗像、党旗国旗，授我革命军总司令，率全体将士，载而北征，牧野之捷，载主东下，一戎斯定，天下为公。”1943年10月10日，蒋第二次就任国家主席，吴在蒋就职典礼上致词曰：“敬恒等随公至久，知公至深，公之治事治军、以至于治学，无不至大至纯，至精致明，而贯通融合，更一本乎圣经贤训，而技之以力行。以定而为国，国基乃巩；以定而济世，世道乃通。”此种场合，他还经历过二次，一次是1946年12月伪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国民党第一部“宪法”时；一次是1948年月，蒋被选为大总统时。
在蒋介石和吴稚晖的合作中，后者担任了什么角色，曾给吴立传的作者是这样说的：
革命建国的诸统，由是而递嬗、发遑，先生以国之大老，每每躬与盛典，隐隐担负了协赞护持的重任。
也就是说，吴以年事高资格老的特殊身份，来为蒋唱赞歌；蒋则把自己宣誓就职时的监督和授旗任务，全部交由吴负责，以作为给吴的最高荣誉。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死台湾。蒋不仅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还将吴的骨灰存在“忠烈祠”。在吴稚晖诞辰100周年之际，蒋撰文称：“吴先生是我国当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社会改革家，不但是国民革命的先觉，而且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所特别推崇其是一位革命的圣人。”蒋送给吴这么多头衔，其目的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