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孔子乃是我们民族最伟大的一位思想革命家，他不仅是一位教育思想的革命家，亦是一位政治思想的革命家。他真是要从其专制政治与封建社会的思想中解脱出来，使得一般人民，都能在政治上得到平等，在教育上得到自由；而其删《诗》、《书》，定《礼》、《乐》，做《春秋》，正人伦之本，无一不是与近代科学精神和方法契合无间的。所以历代尊称他为大成至圣先师。”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卷，第2662页）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年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创始者。少贫，做过乘田（看管牛羊）和委吏（主管会计）。在母教影响下，潜心学习，曾问教于老聃，中年后开始授德讲学。五十多岁由中都宰擢任司寇，参与国政，后因政见不合离去，历游齐、卫、宋、陈等国。晚年返鲁，聚德、讲学，弟子三千。他的主要言行由门徒记载下来，编成《论语》。他删改史书，曾改订鲁国史官所编《春秋》。
〔解读〕
蒋介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思想崇尚有加，而儒学道统也影响了蒋氏的一生。孔子，作为中国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被蒋介石奉为圣人，其儒学亦被奉为圣学。
蒋介石从小受的是孔孟传统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蒋承认自己世界观的形成就是因为读了《大学》之后所受的启发而形成的。
由是，蒋介石对孔孟之道十分虔诚，处处以实现仁义礼治为己任。不仅要研究孔孟之学，更要实践孔孟之学。他认为对于孔孟之学要踏踏实实地做才行，要抱着“一捆一掌血，一棒一条痕，步步踏实，事事认真，有一句话讲一句，做一件事算一件”的精神，从一点一滴做起。
他不仅要求人们按照孔孟伦理行事做人，还竭力将孔孟的仁义道德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则。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江西推行“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其本旨，就是“要以礼、义、廉、耻的心维，完全表现在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上面”，“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全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目的是以封建的人伦道德来整治人心。到了六七十年代，蒋氏在台湾再次发起所谓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凭借我民族传统之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以建立反共斗争之坚强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挽救世界文化危机之途径。”
蒋介石在实践中，更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解释为孔孟之学，在两者之间画了等号，使其成为蒋介石执政大陆22年中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他说：“三民主义是仁义道德中发生出来的”。“三民主义是什么呢？在伦理和政治方面讲：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做基础”。
正是鉴于以上对孔学的认识和虔诚，蒋介石得出孔学与近代科学完全一致的结论。他说：“科学的精神，与儒家格物致知和凡及皆须审定其本末先后的道理契合无间。”
蒋介石尊孔显然是为其统治服务的，是以尊孔为名利用孔子。在20世纪民主革命浪潮上升时期，这种高看孔子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封建保守性是不言而喻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尊孔的意志，蒋介石对孔的评价颇高。1960年4月，在“孔孟学会”成立大会上，蒋介石称：“孔子乃是我们民族最伟大的一位思想革命家，他不仅是一位教育思想的革命家，亦是一位政治思想的革命家，他真是要从其专制政治与封建社会的思想中解脱出来，使得一般人民，都能在政治上得到平等，在教育上得到自由；而其删诗、书，定礼、乐，做春秋，正人伦之本，无一不是与近代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契合无间的。所以历代尊称他为大成至圣先师。”
孙子
“我深感觉到我们中国先民军事思想的精深博大和历久弥新，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真是太丰富了！就单以孙子来说，孙子兵法就是艺术的，同时也是哲学的和科学的。”
（蒋介石：《军事科学、军事哲学与军事艺术》1962年1月15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卷，第2723页）
〔孙子〕名武，字长卿。生于公元前535年。春秋末期齐国人。早年去齐奔吴，潜心研究兵法，其时适逢吴王阖闾即位，经历员举荐，受命将吴。在伐齐、攻楚等无数次征战中，充分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也不断丰富和完善了他的兵学理论。历经20余年戎马生涯，孙武功成身退，不知所终，唯留下兵法即《孙子兵法》13篇传诵世间。
〔解读〕
蒋介石早在宁波箭金学堂读书期间，就开始接触《孙子兵法》。1907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后，更系统地接受了《孙子兵法》知识的教育。在黄埔军校期间，再次研究了《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成为对蒋介石影响最大的兵书，而孙子也成为蒋介石最为推崇的军事家之一。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在军事上也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反省。他要求“革命军人”认真学习《孙子兵法》这一“兵学圣典”，强调战争的艺术化和科学化，强调军人精神和品德的休养。1962年1月15日，蒋在《军事科学、军事哲学与军事艺术》的演讲中，对孙子及《孙子兵法》作了高度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他说：
我深感觉到我们中国先民军事思想的精深博大和历久弥新，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真是太丰富了！就单以孙子来说，孙子兵法就是艺术的，同时也是哲学的和科学的。
蒋介石指出，孙子“强调了解战争，发扬武德，重视军政，阐明生死与存亡的关键，特别是强调治心养气的原理”，在艺术方面，“强调谋略、情报、奇感、因敌制胜、诱敌欺敌，乃至间谍路线和三度空间作战的观念，特别是发扬战争机势与真正常变的原理”；在科学方面，孙子“强调辩证思考，详密计划，科学管理，后勤准备，地形识别等原理，特别是强调数字与时迷的重要性”。蒋介石指出孙子还强调“在军事科学、哲学与艺术三者的连贯作用”。
这里，蒋介石对孙子及《孙子兵法》的研究，其目的是将孙子的战略思想和原则服务于他“反共抗俄”的需求，这是毋庸置疑，值得我们注意的。但另一方面，他将孙子的军事思想从科学、哲学、艺术及三者的相互联系来进行研究与阐释，并没有单纯停留在思想上和继承与实践上的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是可取的，故而对孙子的评价也是符合实际的。
确实，孙子的兵法13篇，贯穿着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不仅客观揭示了战争与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关系，而且系统地论述了指导战争的重要规律和原则；不仅是中外兵家克敌制胜的法宝，也被运用于当今社会诸如政治、外交的角逐及企业管理、生产经营、体育竞赛、文化艺术、医药等各个领域。孙子兵法的作用早已超越了军事领域，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孙子兵法》确是“艺术的、科学的、哲学的。”
勾践
“我们今后惟一的出路就是‘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八个字。勾践灭吴，也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何况要打倒二十世纪科学时代的帝国主义，哪里是浮躁的举动所能成功？”
（蒋介石：《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1929年4月25日）
现在国危至此，如果没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之志，何能得独立自强之道？
（蒋介石：《革命军人的正气》1934年7月25日）
从前越王勾践，因能卧薪尝胆，所以才能雪耻昭吴，重建国家。我们今天所凭借的主观与客观各种条件，虽较越王勾践为优，必须以刻苦耐劳的生活，来代卧薪尝胆的精神，节省物资，减少消费，来克服当前的困难。
（蒋介石：《复职的使命与目的》，1950年3月13日）
〔勾践〕（？—前465年），春秋末年越国君。公元前497年—前465年在位。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率军攻打越国，越国战败，越王勾践屈服求和，成为吴国的附属国。但越王勾践不忘亡国之耻，他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任用范蠡、文种等人整顿国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于公元前473年消灭吴国，继而在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大会齐、晋等诸侯，共尊周天子，越称霸王。
〔解读〕
表面看来蒋介石与世人一样，对不忘亡国之耻，具有卧薪尝胆，立志复国精神的勾践，评价非常高。但只要分析一下他的有关评价，便可发现其目的有二：一是为其屈膝媚外，维护自己统治服务；一是激励属下“反共复国”，为精神颓靡的国民党上下打气。
随着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的推进，一方面，蒋介石谋求个人独裁统治的野心愈加膨胀，为此加紧寻求帝国主义做靠山；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则对中国革命横加干涉，接连制造屠戮中国军民的惨案。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主义运动也随之十分高涨。而蒋介石屈膝媚外，压制人民运动的行径也充分暴露出来。
1928年3月，南京被国民革命军进占，英、美帝国主义制造借口，炮击南京，造成我军民伤亡1000多人的惨案；次年5月，北伐军在山东境内的胜利进军，遭到日本帝国主义敌视和阻挠，日军在济南肆意烧杀劫掠，中国军民伤亡7000余人……蒋介石虽也感到极为羞耻，但却“忍辱负重”，向制造南京惨案的英、美帝国主义国家表示道歉、赔偿和“惩凶”；向制造济南惨案的日本帝国主义请求议和，保证“随时取缔”抗日活动，以换取他们对二次北伐的支持。而对于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却极力压制、打击，称群众的爱国行为是“浮躁的举动”。他为自己的所为解脱：“我们今后惟一的出路就是‘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八个字。勾践灭吴，也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何况要打倒二十世纪科学时代的帝国主义，哪里是浮躁的举动所能成功？”
对于蒋氏政权的软弱，日本帝国主义更视中国如无人，“九·一八”、“一·二八”、“华北事变”、“七·七”事变接踵而来，欺人于不能抬头之辱境。蒋介石却一再忍辱偷生，竟言：“我们不仅要能慷慨牺牲，而且还更要能忍辱负重”，并将勾践这个榜样挂在嘴上：“现在国危至此，如果没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之志，何能得独立自强之道？”
蒋介石自独掌大权后，是勇于内斗而怯于外争的。济南惨案则是其怯于外争最早、也最突出和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尽管他有一副卧薪尝胆的样子和表白，但终其一生对外总是软绵绵、忍气吞声，而对于内争则全力以赴，或破釜沉舟。从济南惨案，“九·一八”和华北事变之处理，到蒋桂战争，中原大战和进攻红军之战的气概，两相比较，十分鲜明。由此，其评价勾践之妥协媚外，建立个人独裁的用意，昭然若揭。
蒋介石兵败大陆，偏居台湾后，国民党内人心浮动，精神颓靡，深感“反攻大陆”无望，失败主义情绪弥漫全岛。蒋介石也深知，长此以往，蒋家王朝终究要崩溃。此时他自比勾践，并以此激励部下，毋忘“国耻”。1950年3月，蒋介石在复职“总统”后称：“从前越王勾践，因能卧薪尝胆，所以才能雪耻昭吴，重建国家。我们今天所凭的主观与客观各种条件，虽较越王勾践为优，必须以刻苦耐劳的生活，来代卧薪尝胆的精神，节省物资，减少消费，来克服当前的困难”。之后，为激励其部属雪兵败大陆之“耻”，还制定了一个“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反攻大陆”计划。而这个“反攻”计划，也成为一个永远不能完成，后渐被台湾民众遗忘的时间表。
田单
“只要我们人人效法田单，念念毋忘在莒，就更将使雪耻复国的光辉史页，在我们的手里完成。”
（转引自《蒋介石详传》，第1525页）
〔田单〕战国时期齐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人。燕将乐毅来侵，克齐七十余城，惟莒与即墨未下，燕军并围之。单在即墨，被举为将，乃施反间计，燕王果召毅归，代之以骑劫。单于是将城中牛千余头，披五彩龙文，觫兵刃，尾束灌脂之薪，夜半，凿城墙数十六，驱牛出城，使壮士五千人随牛后焚其尾，牛疼，直冲燕军，燕军大溃。齐军杀骑劫，复夺所失之城。单迎襄王而立之，封安平君。
〔解读〕
蒋介石退台后，一直把“反攻大陆”作为一面大旗摇晃不停。20世纪60年代初，大陆国民经济经历了三年严重困难尚未恢复，同时还随着国际上出现的一股反华反共逆流，中苏关系极度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又是发表文告，又是成立行动组织，同时多次派出特务对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地区进行骚扰，仅1962年就先后派出九股特务。然而偷袭大陆的国民党特务均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或捕获，蒋介石“反攻大陆”行动遭到沉重打击。在此背景下，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九大，提出“反共复国”路线，又于次年12月发起了“毋忘在莒”运动，梦想田单复齐故事重演。
何谓“毋忘在莒”运动呢？蒋介石称：
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仿2200年前，田单在莒县和即墨，纠合军兵，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莒”运动。本来在41年（1952年），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忧启圣，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莒”四字题名于金门太武山上，作为将来反共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共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莒”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字的意义。
他在讲话中还介绍了田单恢复齐国的长期计划六条和其所受启示七条。所谓田单六条是指：“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时间改变战力的劣势”；“以心理战、情报战配合谋略战，以削弱燕军的斗志，并迫使燕军自乱步骤”；“号召齐国各地志士，在敌后破坏燕军的行动和补给”；“与莒城互为犄角，对包围两城的燕军形成外线作战的优势”；“以战略上的攻击和战术上的防御，奇正互用，准备对敌奇袭”；“编练士民，补充兵力，在战局转趋稳定以后，即行反攻，号召忠义，光复全齐”。蒋得到的七条启示是：“坚忍不拔的精神”；“研究发展的精神”；“以寡击众的精神”；“主动攻击的精神”；“防谍欺敌的精神”；“军民合作的精神”。他说：“只要我们人人效法田单，念念毋忘在莒，就更将使雪耻复国的光辉史页，在我们手里完成。”
为了贯彻蒋介石上述指令，国民党当局还颁发了《“毋忘在莒”运动实施纲要》。尽管蒋演讲、动员，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则无人真正响应。倒是对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号召，许多国民党的军队人员纷起响应。徐廷泽、黄天明等驾机飞向祖国的蓝天，投入人民的怀抱。就连蒋介石的前行政院长翁文灏、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甚至接替他总统职位的政敌李宗仁，也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大陆，并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
蒋介石还能“反攻大陆”吗？美国人对蒋“反攻”态度的冷漠与大陆原子弹爆炸成功，使后半生倾全力从事“反攻圣战”的蒋介石长叹一声说：“完了！我们反攻大陆已没希望了！”看来，古人难救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