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傲汉唐法映千古——北宋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北宋文学家、思想家、政治改革家，字介甫，晚年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庆历进士，历任鄞县、舒州、常州地方官，兴利除弊，卓有政绩。嘉坛跄辏他向仁宗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朝政，神宗时，他被拜参知政事、宰相，开始推行新政，但遭到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挠，两度罢相。最后，因变法派内部也发生纷争，变法终告失败。
熙宁九年，王安石罢相，次年辞官退居江宁，于元淘年（公元1086年）抱恨去世。毛泽东对王安石的评价令人深思。
【毛泽东评点北宋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引自《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页。
【王安石传】
不务虚名摸索治政之道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其父王益，大中祥符年间进士，历任州县官，以刚直不阿闻名，其倔犟性格对王安石有很深的影响。父亲游宦四方，王安石跟随父亲到过建安、临江、扬州、韶州、江宁、开封等地，江表岭外的世态民情开阔了他的视野。王安石受家庭的熏陶，在少儿时代，就广泛接触经史，习诗作文，并有一股子不服输的脾气：“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落不省旁人讥。”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13岁的王安石随父回故乡临川省亲。在金溪舅家，他慕名去见久负盛名的神童方仲永。仲永5岁即能作诗，天赋极佳，王安石之父常借以激励王安石的一个榜样。但由于不注意后天学习，当王安石见到他时，他作的诗已经很平淡无奇了。后来再见到他，昔日神童早已失却了璀灿之灵气。这件事给王安石很大震动，更加激起了他发愤自强的热情：“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不停地流逝，好男儿当锐意于建功立业，岂能蹉跎于碌碌无为？从此，王安石“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专心致志地埋头苦读。王安石志趣广泛，博览群书，举凡诸子百家、医、农、艺、文之类的典籍，他无不涉猎其间。聪颖的资质再加上刻苦努力，使王安石的学业有了惊人进步。他读书能一过目而终生不忘，写起文章来下笔如飞，仿佛漫不经心一般，但文章写成之后，读者无不为其构思精妙而折服。
王安石求知，并不只停留在书本上，还向富有实践经验的“农夫”求教。他也不死读书，而是勤于思考，惟理以求。这种探索精神，使他不拘泥于旧说，不因袭，常以批评的眼光看待事物，因而逐渐形成了有他自己特点的思想体系。
在儒家圣哲和文学巨匠中，王安石最崇拜的是孟子和杜甫。欧阳修非常赏识王安石的文学才华，曾赋诗把他比做李白和韩愈：“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王安石却不这样期待自己，而是把学习孟子作为自己的志向，他在回赠欧阳修的诗中写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王安石叹服的是孟子的“王道”、“仁政”。这表明，王安石之读书求知，已经与寻求治道相结合，以便在先哲圣言中寻找拯救时弊的良方。同时，王安石钦敬杜甫的原因则在于杜甫“忧君爱民”的节操，他在《杜甫画像》诗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释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后人评价说，王安石之所以这样推崇杜甫，“只因他一饭不忘君而志常在民也”。王安石在读书求知中，没有读出书蠹腐儒遵经循典的陈腐之气，而是汲取到了古贤人行王道施仁政的思想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意识。
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王安石逐步把攻读经书、吟诗作赋以求取个人功名摒弃到理想之外，而是高高树立起了行仁政、理民瘼，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从“钓取薄禄欢庭闱”发展到了“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立志要追随稷、契一样的君主，开创一个国强民富、天下康乐的新时代。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王益“不克其材而夭”。王安石年方19岁，对父亲的去世至为哀伤，有“先子泯灭予依谁”的悲叹。守制三年后，庆历二年（公元1041年）春，王安石以优异的成绩考中进士，被授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成为扬州地方长官韩琦的幕僚，开始步入官场。
也就在这时，宋朝廷内外掀起一股改革的巨大声浪。是时，宋王朝已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自宋开国以来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聚，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已发展到极致，国家财政常年入不敷出，亏空越来越大。巨额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使农民不堪重负。贵族官僚则趁机兼并土地，迫使农民走上起义的道路。所谓积贫，就是指国家财政危机和下层人民的贫困化；所谓积弱，则是指宋王朝抵御辽朝、西夏侵扰的无能。宋王朝这辆颠簸在古道上的破车，终于到了非修复不可的地步。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围绕整顿吏治、裁汰冗官、减轻徭役、加强边防等内容进行改革，以缓和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史称“庆历新政”。但这些改革触动了大官僚、贵族、地主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其强烈反对。仅一年左右，新政就宣布撤销，范仲淹等人也被贬出朝廷。在“庆历新政”的前前后后，王安石一直在改革派官员韩琦的幕中，因而他对这次改革的前因后果非常清楚。范仲俺那种改革的精神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影响了当时一代士大夫的思想面貌，也影响着王安石。
“庆历新政”失败后不久，王安石的任期也届满。按宋制，他可以“献文求试馆职”，即献文求试在史馆、昭文馆、秘阁机构中任职。这些机构是储备人才的地方，也是一般士大夫求得更高职位的途径。学富五车的王安石完全可凭借其才华而获得这种机遇。但王安石却立志到地方任职，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办些实事，并且继续考察时弊，寻求治国救弊之良策，将自己的一些思考在任职实践中求证。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秋，王安石出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
鄞县跨江负海，有丰富的水资源，但由于水利失修，不能充分利用，使水白白流入大海。王安石一上任，就遇上了旱灾肆虐：“去秋冬出汴河梁，已见中州旱势强。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发满城黄。”王安石下车伊始，便带着官吏们在全县考察了十三日，找出了造成旱灾的症结，他把施仁政，理民瘼的第一件事，定位为兴修水利工程。当年冬闲之时，王安石动员百姓大兴河渠，修筑坝堰。连年的治理，终使该地水利状况明显改观。
王安石在鄞县还看到，在青黄不接之时，贫苦农民用粮十分困难，常忍受借贷者的高利盘剥，农民愈穷。为此，王安石采用了新措施，即先将官粮以轻微利息贷给农民，约定秋收后归还新粮。此举不仅保障了农民的生活，也使政府仓储谷物常新，又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
此外，王安石还在鄞县兴学校、严保伍，整顿社会秩序。这些改革试验，是王安石施展其政治抱负的初步尝试，为他后来的改革积累了经验。他在鄞县的改革，在当地很受欢迎，直到明代，鄞县农民还在陀山之下立祠纪念王安石。
皇倘年（公元1051年），王安石任满后，先后调任舒州通判、群牧司判官。这时的王安石政治才能已初露锋芒，尤其其学问文章更是知名于世。欧阳修推举他在中央任职，但他仍要求外任。嘉潭年（公元1057年）他被派往常州任知州，次年再调任江东提点刑狱，寻即进京任三司度支判官。进京时，王安石已经历了十五年的地方官生活，接触到了大量的社会实际问题，看清一些社会矛盾，其改革时弊的思路也逐渐形成。
上万言书发出改革呼声经过一番思索，王安石再次向宋朝廷发出了改革的呼声。嘉趟哪辏ü元1059年）夏，王安石向曾实施过庆历新政的宋仁宗呈交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陈述了自己的改革意见。王安石在万言书的一开头，就分析了宋王朝面临的严重危机：内以社稷为忧，外则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穷困，而风俗日益败坏。造成危机的原因则在于“不知法度”
。王安石所说的法度，是指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令，他主张在“法先王之意”的口号下，进行变法革新。之所以要打出“法先王”的旗号改革，是为了不至于引起天下人的惊骇和议论沸腾。可见，王安石对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是有清醒认识和思想准备的。
接着，王安石提出改革的关键是人才，只有选拔一些既懂得效法先王之意、又合乎当今时势之变的贤才，方能根据民情之苦患，变更天下之弊法。因此，变法之前必须培养一大批人才，这已成为当务之急。他认为，宋朝廷吏治败坏，做官的人中没有多少有作为的，相反，缺少才能、得过且过、贪婪卑鄙的人却多得数不过来。
如何培养造就一批人才呢？王安石认为，须从“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个方面下手，而且要“有其道”。“教之之道”，是指教育人才的方法。王安石特别强调学用一致，反对学生只背诵经典章句，应付科举考试，却对治国一窍不通。他主张在学校中设立典章制度、刑法、政令等学科，使他们学习治国才能。他还反对读书人只学文不学武，应把“骑射行阵”列入所学学科，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朝廷可做公卿，出征可为战将。“养之之道”，即培养人才的方法。王安石认为既要“饶之以才”，增加吏禄，使其养廉耻而远避贪鄙，又要“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取之之道”，乃选拔人才的方法。王安石认为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只能录取一些死记硬背、能写点文章的人，缺乏真才实学。“任之之道”，就是要让官吏长期担任一定职务，使他们在一个岗位上有所作为。王安石这一系列培养人才的方法反映了其整肃吏治的思想，其目的是要使整个官僚制度适应变法的需要。
王安石在《言事书》中也谈到理财问题，虽言论不多，但观点鲜明，那就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因此发展生产、增加财源，是理财之根本。
王安石在《言事书》的最后，总结了以往改革失败的教训，强调皇帝在改革中所处的关键性地位。创法立制，有所革新，必然会阻力重重，但皇帝应该明白，在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如果不进行改革，宋朝就难免重蹈汉唐覆辙。
《言事书》展示了王安石主张改革时弊的思想，并形成了进行改革的基本路线，那就是：依赖皇帝的权力，整顿现有官僚机构，制定一些能适合当前局势的法度，巩固宋朝的统治。但庆历新政破产后，原本就缺乏生气的宋仁宗已变得更加庸碌无为、暮气沉沉。时下已拜为宰相的韩琦、富弼等人也早已失却了昔日的改革激情，换上了一副随波逐流、保守苟且的面孔。王安石的上书并没有对他们有丝毫触动，但这道振聋发聩的奏折却使王安石更受朝野上下瞩目。
万言书遭受的冷遇，并未使王安石气馁，他再次向宋仁宗呈上了《上时政书》，改革的呼声更加响亮，言辞愈益激烈。他以历史上晋武帝、唐玄宗等享国日久、因循苟且以至身遇灾祸而悔之不及的教训，劝宋仁宗不要安于现状，碌碌无为，并直截了当地敲响了“有为之日，莫及于今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的警钟。但这一次的上书又是石沉大海。
嘉塘年（公元1061年），王安石被任命为知制诰，为皇帝起草政令和文告。嘉贪四辏ü元1067年），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王安石也因母亲去世，回江宁按制守丧。皇帝对变法的冷漠，使王安石心情沮丧。宋英宗想召他到京做官，都被王安石谢绝。王安石牵挂的不是个人官位是否亨通，而是国家的变法大业。
推行新法富国强兵利民宋英宗即位后，无所作为，只在位四年，就因病去世。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其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
宋神宗对王安石是久闻其名的。他在当太子的时候，和侍讲之臣韩维经常议论天下大事。韩维的观点常得到神宗的赏识，韩维即告诉宋神宗：“这不是我的看法，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意见。”随着宋神宗年龄的增长和对国家大事的日益关注，也随着朝野对王安石的呼声不断高涨，宋神宗就很想见一见这位主张变法的人。他即位后，立即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宋神宗召王安石到开封，任其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年轻的宋神宗不同于宋仁宗和英宗，即位后，已有一股改革旧政的强烈愿望，想效法唐太宗，使宋朝在他的统治下也出现太平盛世，他也想寻求一个像魏征那样的宰相，辅佐他干一番事业。宋神宗召见王安石，问他：自开国以来，百年无大变，天下太平，这是什么原因？王安石回答：天下并非太平无事。他剖析了开国以来特别是仁宗时在用人、理财、治军各方面的弊端，指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至于理财，毫无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他鼓励宋神宗，要拯救国家，解除危机，就要“变风俗，立法度”，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表示了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
宋神宗在王安石的激励鞭策下，决心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他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次年，又以王安石为宰相。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变法运动终于在全国展开。归纳起来，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可以分为三大方面，即：理财以富国；整军以强兵；改革教育、科举制度以提高统治集团的整体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