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两都间交通的维护
为保证大都与上都之间四条交通路线的畅通，元朝统治者一方面建立健全站赤制度，给来往过客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另一方面在交通要塞设立军卫，保护行人的安全。
元朝在两都交通线上设置驿站的情况已见前述。在站赤承当差役的人，称为站户。站户是从民户中按一定财产标准签发出来的。在蒙古各部中，选择畜产多者应役：在中原地区，一般是按户等从中户里签发。一旦被签发为站户登记入籍后，即世代相承，不得改易。两都间的站赤，绝大多数是马站。马站户的主要职责是饲养站马（亦称铺马，蒙古语称为“兀剌”），随时提供驿站使用。按规定四户共养正马一匹，贴马（备用马）一匹，还要出人丁作马夫（蒙古语为“兀剌赤”），迎送往来使臣和递换接送铺马。此外，马站户有义务为过往使臣提供饮食、灯油、柴炭等，按照当时的分例，每名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斤，酒一瓶或一升：从人只支米、面：冬天加供取暖柴炭。这种供应，蒙古语称为“首思”，原意为汤、汁，汉文意译为“衹应”。①（参见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见《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在两都交通线上的站户，总数一万户左右。②（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九年三月”条）各站配置的站户人数并不一样，榆林、洪赞、雕窝、独石口等较大站赤站户一千三百五十户左右③（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六年九月”条），宣平等小站则只有两三百户④（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中统四年四月”条）。驿路以偏岭为界，岭南至大都各站由汉人充站户，岭北至上都各站以蒙古人应役。西路以兴和为界，分置蒙古、汉人站户。⑤（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中统四年五月”条）蒙古站户来自附近的蒙古部落。汉人站户除了部分在邻近一些州县签发外，大多来自外地，如云州的站户“乃迤南州城远来之人”⑥（《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年正月”条）：榆林站有来自山东夏津县的站户⑦（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经世大典·站赤》“至****年五月”条）。增设龙门站时，站户是从保定至大名的驿路上调来的。⑧（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六条政类》“安置龙门站”条）正因为“大都、上都站户多系迤南路分签拨前来当役，相去窎远，供给频劳”，规定由官府量给首思。以后各路站赤纷纷要求效仿此种规定，元朝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对此作了修改，“大都、上都站赤系天下之总”，其站户“一体自备经过使臣下马日首思”①（《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年七月”、“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大德五年十二月”条。和雇和买，是国家以合理价格雇佣百姓的车船或购买百姓的物品。），但和雇和买与一切杂泛差役则尽行免除。以后基本上照此执行。
各站的马匹和车辆，原则上由站户自备，有时由政府购买，分给站户保养和使用。由于“大都至上都站赤，每岁车驾行幸，诸王百官往复，给驿频繁”，车、马往往不敷供给，“递运系官及投下诸物”②（《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一九四二〇，《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年五月”，“至大三年八月”条。）经常不能按期到达，政府不能不添加车辆和增备牲口。到元代中期以后，两都间十三站（驿路全部站赤加西路雷家店、宣德二站）的马匹、车辆等有了比较固定的配置：
昌平 马127匹，车53辆，驴424头
榆林 马250匹，车40辆，驴400头
洪赞 马105匹，车40辆，驴420头
雕窝 马100匹，车40辆，驴400头
龙门 马96匹，车40辆
赤城 马100匹，车40辆，驴400头
独石 马100匹，车40辆
牛群头 马216匹，车80辆，牛320头
明安 马158匹，车80辆，牛320头
李陵台 马208匹，车80辆，牛320头
桓州 马158匹，车80辆，牛320头
雷家店 马70匹，车20辆，驴200头
宣德 马100匹，车20辆，驴200头③（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经世大典·站赤》）
乘骑驿马和使用车辆，要有官府的证明或诸王的令旨。官府证明分铺马圣旨（亦称铺马札子、御宝圣旨）、金字圆符（铁制，亦称圆牌）、银字圆符三种。“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①（《元史》卷一〇三，《刑法志二·职制下》）站赤验符、旨给驿和供应首思，持圆符者有优先的权利。元朝政府原来规定给驿范围很严格，“除朝廷军情急速公事之外，毋得擅差铺马”②（《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年九月”条）。但是无论贵族、高级僧侣或是官吏都千方百计觅取铺马圣旨和圆符，享受免费供应的站马和首思，利用当时最完善、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其结果是给驿路带来过重的负担，造成了“给驿泛滥”的困局。这种现象在两都交通线上尤其突出，“大都至上都沿途站户消乏”③（《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九年三月”条）情况十分严重，统治者虽然采取了一些诸如救济站户、限制给驿等补救方法，但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为减轻两都间交通的压力，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有人建议“滦河自永平挽舟瑜山而上，可至开平”。至元三十年（1293年）七月，司天监官员答木丁在上都向忽必烈又提出建议，用“匾船”通过滦河向上都运送粮食。由于所需人力较大，中书省臣认为“事涉繁重，不宜轻举，候回大都区处”④（《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三十年七月”条）。后经过太史院官郭守敬等人的勘察，认为滦河难以通航，没有实行。
天历元年（1328年），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帝位在两都间爆发战争，上都军队将昌平、榆林、洪赞、雷家店、古北口等站站户轰散，“焚劫畜产房舍殆尽”⑤（《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经世大典·站赤》“天历元年九月、十一月”条），两都交通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局势稳定后，政府重新调拨马匹，招集站户，恢复站赤，两都之间的交通线勉强维持下来。元末，红巾军焚毁上都，两都驿站体系才完全解体。
由于居庸关是燕京通往北方的咽喉要道，大蒙古国统治者很早就在这里设兵守卫。成吉思汗时，命塔儿不台所统哈儿鲁军（亦作哈剌鲁，唐代葛逻禄人的后裔，原住巴儿喀什湖一带，蒙古西征时臣服）居守居庸关北口，此后该军就世代镇守于此。⑥（参见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三，《柏铁木儿家传》）拖雷又在居庸关立南、北口屯军，各设千户所，负责“徼巡盗贼”。⑦忽必烈时增加了守隘汉军并将两个千户所升为上千户所。至大四年（1311年）闰七月，枢密院官员上奏：“居庸关古道四十有三，军吏防守之处仅十有三，旧置千户，位轻责重，请置隆镇万户府，俾严守备。”①（《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元朝政府决定从钦察、唐兀、贵赤、西域、左右阿速等色目卫军中抽调三千名军士，加上原来守隘的汉军六百九十三人，组成隆镇上万户府，分设十个千户。次年（1312年），改为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不久又将上述哈儿鲁军划入了隆镇卫。②（参见《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隆镇卫不仅负责居庸关交通孔道的保卫，大都北面和西面的重要山口都由其掌管，它的下属千户分布在不同的地点，其职责都是徼巡盗贼，保护交通的畅通：
南口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居庸关
庐儿岭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本口
黄花镇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东口（即黄花口，在县东一百里）
白羊口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西北口（白羊口在昌平县西北三十里）
北口千户所 置司于龙庆州东口
隆镇千户所 置司于龙庆州北口
古北口千户所 置司于檀州古北口
迁民镇千户所 置司于大宁路东口
碑楼口千户所 置司于大同路应州金城县（今山西应县）东口
太和岭千户所 置司于大同路马邑县（今山西朔县东）太和岭隘（今山西雁门关北）
紫荆关千户所 置司于保定路易州易县紫荆关隘口③（参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元一统志》卷一）
为保证京师和“腹里”的安全，元朝设置了一个庞大的侍卫亲军组织。隆镇卫、西域卫、唐兀卫（1281年设）、贵赤卫（1287年设）、钦察卫（1286年设，1321年分为左、右两卫）、阿速卫（1309年设，分为左、右两卫）、龙翊卫（1328年设）、斡罗思卫（1330年设）等，是由“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当时称之为色目卫军。①（参见《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这些卫军大多屯戍在两都之间的交通干道附近。除了守卫关口的隆镇卫和在西道荨麻林的西域卫外，左、右阿速卫屯驻在古北口旁的潮河川②（参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贵赤卫屯驻在檀州③（参见《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斡罗思卫亦立营于大都北④（参见《元史》卷三四、三五，《文宗纪三、四》），钦察卫则常年在上都路及其附近屯驻⑤（参见《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在两都间设置的这些色目卫军，肩负着长期保护都城北大门、保障交通干线安全的任务。至于皇帝每年出巡时的人身安全保护，则由其他卫军专门负责，上都路本身亦设有卫军机构，详见后述。
两都之间的道路，大半为山路，崎岖难行，其危险地段需要经常派人修理与维护。由于站户负担已很沉重，因此修路的任务大多由驻军来承担。如至元十七年（1280年）七月，发卫兵八百人治沙岭桥⑥（参见《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至元十九年（1282年）七月，发察罕脑儿军千人修缙山道⑦（参见《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泰定二、三年（1324—1325），又调军修野狐岭、色泽岭、桑乾岭三岭道。⑧（参见《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至正十四年（1354年）五月，“诏修砌北巡所经色泽岭、黑石头河西沿山道路，创建龙门等处石桥”⑨（《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
元代的设站、立卫和修路等措施，为两都间的交通提供了保障。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红巾军焚烧上都之前，两都交通线基本上畅通无阻。
六、两都巡幸制度
自从两都制度确立以后，元朝皇帝每年“北巡”上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巡幸制度，正如当时人所说：“皇朝建国之初，四征不庭，靡暇安处。世祖皇帝定两都以受朝贡，备万乘以息勤劳，次舍有恒处，车庐有恒治，春秋有恒时，游畋有度，燕享有节，有司以时供具，而法寓焉。此安不忘危，贻子孙万世之法者也。故列圣至于今，率修而行之。”①（《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行幸》）上都巡幸，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行期。元朝民间知识分子对皇帝巡幸上都的时间，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如叶子奇说：“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官里岁以为常。车驾虽每岁往来于两都间，他无巡狩之事。”②（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孔齐也说：“国朝每岁四月驾幸上都避暑，为故事，至重九还大都。”③（孔齐：《静斋至正直纪》卷一，《上都避暑》）这些记载大多来自道听途说，并非亲身所历，所以与事实颇有出入。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开始巡幸上都，是在中统四年（1263年）。这年二月十三日由大都起程赴上都，八月二十五日返回大都。以后则大多在二月出发，偶尔在三月起行，从来没有推迟到四月。由上都返回大都的时间多在九月，有时提前到八月或推迟至十月。大都新城建成之后，忽必烈往往先在一月底或二月初“畋（打猎）于近郊”，地点在大都西南的柳林，返回大都宫殿后二至七天内即起程北上。元成宗铁穆耳基本遵循元世祖的巡幸时间，只有一次因为在二月份得病，才拖到四月成行。元武宗海山把巡幸时间确定在三月至九月。以后的皇帝，习惯于草地生活的如元英宗硕德八剌、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等，都遵循三月至九月的巡幸时间，有时甚至有意延长在外时间，至上都气候已寒冷仍不还大都。如至治元年（1321年）八月底，元英宗驻帐于兴和，“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④（《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习惯于汉地生活的如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文宗图帖睦尔及元顺帝妥懽贴睦尔等，由于对草原的寒冷气候不大适应，都尽量缩短在上都的时间，往往在四月甚至五月才从大都出发。上都地区“七月已似十月凉”①（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五，《秋夜长》），入八月后更是“高处不胜寒”，随行的百官、侍卫、伎工等“多人南归之心，早已合矣”，所以多于七月即从上都起程南返，八月回到大都。元末人熊梦祥所记“九月车驾还都，初无定制，或在重九节前，或在节后，或在八月”②（《析津志辑佚》，204、221页），这一记载是可信的。
（2）路程。从忽必烈起，皇帝的巡幸总是自东道辇路赴上都，西道返回大都。东道全长七百五十余里，十八处纳钵，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巡幸用了二十四天，已见前述。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巡幸用了二十五天（闰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二十四日）。③（参见《元史》卷一四，《世祖纪一一》）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巡幸只用了十九天（五月十八日至六月六日）。④（参见《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如该路每纳钵只住一宿恰需十九天，元文宗当即如此，而元世祖和元顺帝都是在某处停留了数日，所以要二十四五天，其他皇帝当大致相同。归程西道全长一千零九十五里，设二十四处纳钵，至正十二年（1275年）巡幸仅用二十二天（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三日），至顺元年（1330年）巡幸用了二十三天（闰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十一日），当有一至两处纳钵不停留。总的说来，来往里程虽然西路多于东道辇路，但所用时间相差不多，都在二十至二十五天之间。除此两道外，皇帝有时也经古北口道还大都⑤（如至元二十年（1283年）纳钵，参见《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所用时间则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