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有人说是多事之秋，丝毫也不过分，这是一个大悲大喜、大事不断的年度。记得当年春天，东北某地降了陨石雨，大大小小的陨石从万里高空降下，撒在中国的大地上，实属历史罕见。在群众中引起了广泛猜测和流传，说“此乃不祥之兆”。以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基础的共产党员们也若彷若惶，将信将疑。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先验之灵呢？应
该说都存在，并且让你置信不疑。就在这一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先后于1月8日、7月6日、9月9日与世长辞。7月29日，中国北方城市唐山发生了地动山摇的剧烈震动，震级达7.8级，数十万人民群众蒙难，掩埋在泥土之中。然而，“四人帮”正是利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给新一代领导集体处处置障，反其道而行之，尤其对周总理的悼念不设灵堂、不准吊唁的规定，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怒。终于，爆发了后来以悼念周总理为行动的“天安门事件”。此举，也促成了“四人帮”的必然倒台与完蛋。
10月8日，是历史的重要日子，因为它记录了“四人帮”被粉碎这一重要事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赶出历史舞台。从中央到地方，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与揭批活动。以后，又以较长的时间深入揭批他们的罪行，直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遗臭万年。
但是，就是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出现了我有生以来最遗憾的一段经历。在几个极端分子的煽动下，以密切联系实际，将运动不断引向深入为由，把我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政治委员宋长庚、政治部主任杨军，称做“张、宋、刘、杨”，是青海省军区的“小四人帮”，经常进行小会揭、大会批，说我是冼恒汉安插在青海的“钉子”，是张江霖的“狗头军师”，是宋长庚的嫡系。
根据“运动”办公室的安排，有时要到会，有时要回避，回避不是休息，而是要写检讨。我文化程度有限，我不会写、不想写，但我想得最多的是这个检讨不能写。任谁都一样，不了解他人是可能的，还能不了解自己吗？我十来岁就出来参军，闹革命，难道说，我闹来闹去闹了个反革命吗？我始终这样认为，不是我瞎闹，就是他们胡闹，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所以，我泰然处之，在会场、办公室，于上于下，我依然如故。你拍桌子瞪眼，我照样喝茶吸烟。在领导眼中，我是两头“冒尖”的干部，“能干”，干过不少好事、大事，但脾气不好，有时也说错话、办错事。在“造反派”眼中，我是茅厕中的“石头”，又臭又硬。就这件事而言，工作可以不干，但话不能不说，因为我说的都是实话、真话。运动就是运动，有时群众发动起来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到了如此地步，总要有人作出牺牲和付出代价。1978年6月，宋政同志被任命为青海省军区参谋长，我被免职。
今天，我之所以回忆这段经历，显然不是怨恨、愤怒和有什么不满情绪，只是想说说，世界上绝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面对现实，时刻准备迎接艰辛的坎坷与挑战。后来想想，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揪斗、游街，勒令到农场、牛棚劳动改造的人来说，我这段经历又算得了什么。教训给人的启迪，有时更为深刻和珍贵。“运动”来了，把你当初因行为过激、说话伤人之举触动一下，未免不是什么坏事，这次经历对做好以后的工作还是有不少帮助的。
值此，虽有些“言不由衷”，仍要对当时那些跳得最高、喊得最响的人道一声：“老刘有谢了！”因为毕竟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