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与领导的一场史无前例的举国性运动。历史上从没有哪个统治阶级敢于自己发动群众“造反”，“触及自我灵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可以说全国上下、人人都参加了“革命”，拿起了“批判”的武器。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上至五六十岁的婆婆，下到十几岁的娃娃，都毫无例外地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之中。“运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机关停止办公，专事进行“革命”。由于要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联系本单位的实际，因此围绕着对单位领导的看法，以及各个组织的所作所为，很快形成了观点完全对立的两派，也就是当时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各有所拥，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绝不调合，斗争相当激烈，个别地区甚至发生了武斗，局势一度异常严峻。奉中央军委命令，部分师团迅速调赴事发地区，执行制止武斗和维持稳定任务，经过不懈的努力，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由于兰州军区参与了“文化大革命”，机关亦停止了办公，也形成观点明显不同的两派。二级部长以上的领导均成为批判对象，司令部机关不少部长受到了群众组织的批判。虽然作战部没有搞运动，但内部观点仍然存在，内部揭批也搞了许多次。由于我刚从北京军区调来，工作时间较短，大家对我还算客气。会上，一是要求我要大胆揭发问题。因为
与首长接触多，经常参加重要会议，肯定知道的东西也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二是不能骄傲。在兰州工作时间虽短，但在别的地方工作时间长，同样会受到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影响，要随时准备交代自己的问题。由于工作头绪多，且经常下部队，加之作战部只进行正面教育，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矛头向上，只要对准领导就是“大方向”。兰州军区机关“造反派”提出的口号是：“打到张（达志）冼（恒汉）杨（嘉瑞），解放大西北”。当时，张达志任司令员，冼恒汉任政治委员，杨嘉瑞为参谋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由于身边的警卫、工作人员都受到了影响，为防止发生意外，兰州军区警卫营被调至天祝县打紫沟司令部农场生产，五十五师一六三团进驻兰州军区大院，负责兰州军区首长和重要部门的安全，同时防止地方“造反派”冲击军区机关。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部队受到一些极左思潮的干扰，给战备、训练、施工、日常工作都带来一些影响。后来，为保持高度稳定，中央军委决定，省军区以上机关停止“四大”，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
“运动”虽然停了下来，但观点、对立情绪一时无法消除，吵吵闹闹，争来斗去，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套，没有多大的兴趣，加之战备工作过于紧张，没有陷入“派性”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