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首先想到了后果。也许我人微言轻，像一粒沙子投入河中，激不起一点浪花。也许会因此惹怒许多人，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可能是本性使然，也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六十二岁的我决定铤而走险，跟所谓的“苹果文化”叫一次板。因为我有很多疑惑，不吐不快。
－、洛川苹果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个叫做李新安的年轻人用毛驴从河南灵宝驮回洛川故乡二百棵苹果树苗，从此苹果就在洛川生根成长。七十年时光转瞬即过，如今苹果已经发展成为洛川的支柱产业。洛川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所产苹果质优味美，享誉国内外，苹果也为洛川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一座高原新城拔地而起，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把每一个村寨相连，村村寨寨一排排新修的楼房代替了古老的窑洞，几乎家家院里都停一辆小车，果农们出行大都开上了自己的爱车，小小的县城被各种汽车拥堵得水泄不通。金秋十月红红的苹果香飘四海，高速公路上拉苹果的汽车川流不息，高原儿女敞开胸怀欢迎天涯海角的宾客。
据笔者考证，苹果最早从欧洲引进，先在东北、新疆栽培，以后逐渐向黄河以北发展。解放初期东北苹果享誉全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山东苹果取而代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陕西苹果后来居上。洛川苹果其所以能有现在的规模，自然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自2001年以来，洛川苹果面积一直稳定在五十万亩左右，年产苹果十多亿斤，产值二十亿上下。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如同一个人，有他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时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苹果园，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收获期，已经逐渐衰败，这些果园占到洛川苹果园面积的大约三分之一。每年冬春季节，树叶落光时，便可以看到那些老果园的果树缺胳膊少腿，残缺不全，少量果园已经被果农挖掉，又重新栽上幼树。据有关苹果专家介绍，老果园毁掉以后，必须进行土壤改改良，才能栽植新果树，如果不改良土壤，苹果树的结果寿命将会大大缩短，形成恶性循环。笔者认为，老果园的更新改造是洛川苹果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洛川苹果进入稳产时期。可是果农的收入是否每年都在增加？笔者跟某些果农交谈，果农们说，2001年跟2011年相比，苹果的售价上涨了百分之三十，而农药化肥几乎上涨了一倍，劳动力成本更是数倍上涨。加之物价上涨，一袋面粉由2001年的三十多元上涨到现在的八十多元，扣除物价因素，洛川果农的实际收入每年都在下降，至少十年期间没有增加。
这就是洛川苹果发展的现状。可是我们的县级主要领导没有忧患意识，不去思考怎样带领洛川人民从苹果的单一经济中走出来，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民收入；不去探索一条怎样使洛川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而是满足于目前的虚假繁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津津乐道地躺在苹果树下欣赏着什么“苹果文化”。苹果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可能连我们的领导也无法说清。
二、品牌、符号，当官之道
笔者并不否认苹果文化，认为苹果文化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跟饮食文化、茶文化、黄土文化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一样，是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积累，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并不是某一个领导人发明的专利。
公元2008年金秋，我应邀参加县上一个电视剧创作研讨会，第一次听到苹果文化这个名词时有一种新鲜感，听领导作报告甚至还有点振奋，记得领导说过，我们现在有优质苹果这个品牌，我们还必须有自己的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就叫做“苹果文化”（不是原话）。紧接着县上就成立了可能是目前为止全国唯一的、以苹果文化为专题的《洛川县苹果文化研究协会》，会长由省上的一位文化名人兼任，顾问的名字一长串，全是一些中央、省、市领导或者名人。
其实这样做也无可厚非，符号跟品牌同样重要，通过文化宣传提高洛川苹果的知名度，对开拓苹果市场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领导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花巨资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北京洛川苹果文化研究协会》，邀请名人写文章、出书、出画册，大肆渲染“洛川苹果文化”。之后又在西安成立了《西安洛川苹果文化研究协会》，听说还在上海、深圳、延安等地成立了所谓的《洛川苹果文化研究协会》，同样又广邀名人到会捧场。县里当然也有不少追捧者领会领导意图，大肆宣扬现任领导独具慧眼、有开拓精神。一时间有关苹果文化的宣传甚嚣尘上，大有压倒一切之势。奇怪的是，我们有些省、市、甚至中央领导都在不痛不痒地发表言论、写一些吹捧文章替苹果文化鸣锣开道，好像苹果文化真成了什么新鲜事物、伟大发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洛川县的大地上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
少数人盲目地吹捧，更多的人陷入思考：现任领导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这些所谓的《苹果文化研究协会》究竟研究什么？研究出了什么成果？是实实在在的研究机构还是徒有虚名？成立这些协会时究竟花费了多少资金？能不能给全县人民一个交待？是为洛川人民谋福祉还是在作秀？为什么不去实实在在地干一点实事，做一点调查研究，亲自下到基层去了解一下果农究竟在想什么？有什么实际困难需要解决？为什么不在科研上下一番功夫，解决苹果园的更新改造问题？苹果腐烂病每年都在蚕食着我们的大片果园，为什么不在洛川成里一个《苹果腐烂病研究防治中心》？为什么我们周围其他县都在探索工业强县的路子，而我们却要始终抱紧“苹果生产专业县”这块招牌不放？任何一个县，如果光抓农业，不因地制宜地实施工业发展的路子，很难摆脱贫困。试问这几年以来，我们的主要领导为县上引进了什么项目？据说，国家每年补贴洛川县财政两个亿的资金，吃国家财政补贴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才能使我县实现财政盈余？
有人做过一番统计，县里每年光送礼的苹果就有十几万。（究竟是十几万斤还是十几万箱？有待落实）本县原有的文化遗产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土生土长的文化人才无人问津，却出高价聘请来一大群根本不懂苹果的文人、退休干部著书立说，为《苹果文化》贴金。不能不使人怀疑领导大肆渲染《苹果文化》的真实目的，这个文化符号用得恰到好处，得到了几乎所有上级领导的肯定和鼓励，成为主要领导晋升的阶梯。
笔者不禁要问：全中国两千多个县，差不多每一个县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为什么其它县的领导不去搞什么《西瓜文化》、《大枣文化》、《桔子文化》、《核桃文化》、《梨文化》、《杏文化》、《桃文化》……以及其它多得数不清的特色文化。假如所有的县级单位都在北京建立一个什么特色文化研究协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文化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如果把所有的产业都以文化命名，是不是有点太俗？
三、缅怀和思考
历史上，洛川曾经是一个多民族集聚的地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成就了独具风格的黄土文化。铿锵有力的蹩鼓奏响了先辈们征服大自然的号角，老奶奶剪刀下的窗花彰显了高原民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父辈们粗犷的嗓门吼出来的秧歌调子演绎着黄土地的变迁，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礼仪习俗凝聚了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共同的智慧。笔者认为，黄土文化才是高原民族的真谛，苹果文化应当归属于黄土文化的范畴。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些为洛川苹果的发展凝聚了心血的先辈们一个个在我的大脑里显现，使我不得不书。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原国民党付师长屈伸。出身于洛川县城内一户殷实人家，早年出外求学，一生忧国忧民，曾经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访贫问苦，大骂当年洛川驻军集二师长“草菅人命”，其父屈老先生为此被集二师长打死在裢褡沟。正是这位仁人志士指示其亲属李新安把苹果树引进洛川。
解放初期洛川隶属原黄龙行署，黄龙行署专员郭景龙打听得洛川出了一个能人李新安，培植出了苹果树时，亲自骑上毛驴拜访李新安，跟李新安促膝而谈，探讨黄土高原发展农业的路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原县委书记王安民参观城关园林场，吃一个苹果都要亲自掏钱。果树专家郑彦勇在洛川工作二十年，差不多每一个果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洛川苹果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还有“果痴”安金海、“泥腿子”干部史连让，他们的事迹家喻户晓，在洛川广为流传。正是由于这些领导、干部和群众的不懈努力，洛川苹果才有了今天的规模。事实上，哪一任干部在洛川表现怎样，每个老百姓的心里都有一本账，有人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洛川人的心上，有人却很快被洛川人遗忘。
我六十二岁了，已经退休，生活稳定，无后顾之忧。整天逛公园、带孙子才是自己的正经营生，大可不必去忧国忧民，乱发议论。有人说凡是遇事爱较真的人一辈子都活得很累。我相信。我就是吃了爱较真的亏。但是我无悔，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则。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遇到想不通的问题私下议论的多了，公开质疑的少了。许多领导被一群言听计从者簇拥着，几乎听不到任何批评意见，甚至也没有发表批评意见的场合。大家互相吹捧，一团和气，想尽千方百计投机钻营，在一个单位干几年得不到提拔便有了怨气。有些领导更是别出心裁，搞一些有名无实的花架子工程，欺世盗名，谋取所谓的“政绩”，比如《苹果文化》。
早在春秋时期我们的先祖就提倡百家争鸣。历史学家把“文死谏、武死战”（注1）列为忠臣良将的道德范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说过：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领导干部应该能上能下，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把领导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列入其中，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此文作于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