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皈依基督教。1889年自费出版为日本最早的自由体长诗《楚囚之歌》。1891年发表诗剧《蓬莱曲》，描写一个青年既否定现实，又反抗仙境的统治，表达了作者关于人生、世界、艺术等观点。诗剧的形式和浓厚的幻想色彩，在日本近代诗歌史上独具特色，是日本最早的浪漫主义作品。他的抒情短诗在日本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他是基督教反战运动的组织者，曾参与创办并主编日本最早反战运动的刊物《和平》。后期致力于文学评论活动。1893年和岛崎藤村等创办《文学界》杂志。从1892年起陆续发表《厌世诗人和女性》、《何谓干预人生》、《内部生命论》、《德川时代的平民理想》等文章，主张人性自由解放，提倡纯洁而高尚的爱情，向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挑战，并彻底批判了旧文学，为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他在人的观念、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上所作的贡献，对确立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影响较大。1894年因寻求个性解放的理想失败而自杀。
有岛武郎1878年3月4日生于东京贵族官僚家庭，幼年时代所受东西方不同教育，对他后来的创作思想有很深的影响。1903年入美国哈佛大学专攻历史和经济学，开始倾向文学；由于对唯物主义学说发生兴趣，放弃了宗教信仰。归国后任札幌农业大学预科英语和伦理学教师。
有岛武郎于1910年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等创办文艺杂志《白桦》，形成对日本现代文学有重大影响的“白桦派”，开始发表小说。有岛武郎于1911年开始在《白桦》上连载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明治时代一个叛逆的女子反抗封建道德，追求个性解放，经历种种苦难，结果遭到毁灭。这是他到晚年才最后完成的毕生大作。他所有的作品，都贯穿着对人类的爱；他写人生中美好明朗的一面和丑恶阴暗的一面，鼓舞为爱与理想而生存，而又不能不深感人生的虚无。
作品构思严谨，文笔华茂遒劲。1916年有岛武郎的妻子和父亲相继亡故，他放弃教师职务，回到东京，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他探索生活中深刻的主题，力求解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闷，被视为有良心的人道主义作家。由于资本主义的压力和他遵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他已不能安心停留于人道主义的范畴。1921年在东京《读卖新闻》上发表论文《无产阶级与文学》，使他成为日本最早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之一。他以行动贯彻自己的信仰，把他在北海道农场所有的土地分给佃户，把庄园住宅分给农民居住；并变卖私产，作为工人运动的经费。他虽然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人类真正自由的理想，但他的阶级出身和他所受的特权阶级的教育，在他思想上形成尖锐的矛盾。由于无法解脱，1923年6月9日自杀去世。
日本小说家号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寿陵余子。能赋俳句，俳号我鬼。
生于东京。本姓新原，父亲经营牛奶业。生后9个月，因母亲神经失常，过继给舅父做养子，改姓芥川。芥川家世世代代在将军府任文职，明治维新后，养父在东京府任土木科长。养父母精通诗书琴画，家庭里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气氛。
芥川自幼受到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上中学后广泛涉猎欧美文学，喜读易卜生、法朗士、波德莱尔、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深受世纪末文学的影响。1913年入东京大学英文系。学习期间，成为第3次和第4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同人。
1915年发表《罗生门》，并未引起文坛重视。1916年，大学毕业之前，在第4次复刊的《新思潮》上发表《鼻子》(1916)，受到夏目漱石的赞赏。《芋粥》(1916)和《手绢》(1916)接连问世，从而奠定了作为新进作家的地位。大学毕业后，在镰仓海军机关学校任教3年。1919年入大阪每日新闻社。1921年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身份到中国游览，回国后写了《上海游记》(1921)、《江南游记》(1922)等。
芥川龙之介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创作上既有浪漫主义特点，又具有现实主义倾向。早期的作品以历史小说为主，借古喻今，针砭时弊。：①取材于封建王朝的人和事，如《罗生门》和《鼻子》系根据古代故事改编，揭露风行于世的利己主义；《地狱图》(1918)写一个服务于封建公侯的画师为了追求艺术上的成就而献出女儿和自己的生命，抨击暴君把人间变成了地狱。②取材于近世传入日本的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如《烟草和魔鬼》(1917)、《信徒之死》(1918)、《众神的微笑》(1922)等。芥川晚期的作品，反映了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
1927年初，发表《玄鹤山房》，通过老画家之死，揭露家庭内部的纠葛，反映了人生的惨淡和绝望心情，暗示旧事物的衰亡和新时代的来临。写这篇作品时，芥川已萌自杀的念头，使以后的作品如《海市蜃楼》等充满了阴郁气氛。《河童》(1927)通过虚构的河童国，抨击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遗作《齿轮》和《某傻子的一生》
(1927)描述作者生前的思想状态。在短短12年的创作生涯中，芥川在创作过程中苦心孤诣地不断进行艺术探索。他的文笔典雅俏丽，技巧纯熟，精深洗练，意趣盎然，别具一格。在日本大正时期的作家中占有重要地位。
20年代末期，日本社会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芥川意识到自身的矛盾和软弱无力，因“对未来的模模糊糊的不安”，终于在精神极度苦闷中自杀。
太宰治(1909～1948)，日本小说家，原名津岛修治，生于青森县一大地主家庭，1930年入东京大学法语系，曾一度参加左翼运动。太宰治于1935年以《丑角之花》走上文坛。他的小说《惜别》(1945)描写鲁迅在日本仙台的留学生活。
战后创作的长篇小说《斜阳》(1947)，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以贵族子弟为主人公，描写他们在战后由于社会地位下降，战前那种优游闲适的寄生生活已成过去，靠着变卖家产维持腐化堕落的生活。作者对日趋没落的贵族表示了无可奈何的悲伤与惋惜。《维扬的妻子》(1947)和《没有作人的资格》（1948）也是他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前者写一个贵族出身的诗人生活腐化，妻子为了替他还债，去当了酒馆女侍，也过着堕落的生活。作品表现一种颓废的人生哲学。自传体长篇小说《没有作人的资格》写一个耽于女色的知识分子，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最后被关进疯人院。太宰治的作品和新戏作派（又称无赖派）不少作家的小说一样，大多通过混乱的两性关系或男女纠葛，表现活着不过是求取官能享乐的生活态度，反映了日本资产阶级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战后群众运动的冲击而产生的绝望情绪。而他却无法克服这样的绝望情绪，终于在1948年像凋谢的樱花永远飘逝在水中。
飘落的樱花飘落如故，而飘逝的诗人一去不归！他们的生命只有在他们的作品中才能与飘落的樱花重叠，他们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凝视着樱花创造的生与死的交界线，感受生命乃至世界万物的流逝与无常。然而又是什么让樱花飘落如故，而飘逝的诗人一去不归？难道只有冥冥之中的上帝才能告诉我？
4．疯狂的自白
20世纪文学最大的真实就是全面揭示了人的不健全，它使文学似乎变成了一场集体的心理治疗。20世纪焦虑和绝望折磨着每一颗敏感的心灵，这不像中世纪末期那种出自对道德的焦虑，也不是古代末期如罗马帝国时人们对死亡或命运的焦虑，而是一种对普遍的怀疑和无意义的焦虑，这种焦虑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命运，正如萨特在《无出路》（NoExit）所暗喻的那样。在这种境况下，存在主义成为这个世纪艺术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世界的荒谬感、冰冷感，人的异化导致人更加迫切地询问自己的身份，人究竟因何而在，以及如何获得自由，这些哲学命题反复在艺术中出现，从荒诞派戏剧到垮掉派、自白派诗歌，到新浪潮电影，甚至嬉皮士的生活方式——存在主义实在获得了最深刻而宽广的表现，而焦虑和绝望蛰伏在诗人的一切思考之下，你敲开每一颗诗的核桃发现的总是它！焦虑在本质上仍是一种人对自身存在的肯定，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自我的异化和丧失。
面对这种弥漫于美国整个社会的普遍的失落感，一部分人通过正常人格下的正常的自我肯定克服了它，然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们通常为避免极端绝望而陷入病态和加倍的焦虑中。这种病态焦虑下的人对存在和虚无有着比常人更深的体悟，于是也往往更具创造力。因此，当某颗敏感的心灵把这种加倍焦虑以艺术方式成功表达出来时，人们就会在普遍性的体验上，获得更加强烈的震撼。垮掉派总是让人们神经紧张、目瞪口呆，自白派总是被评论家们形容为“疯狂”，皆缘于此。
但对于现代诗歌，“疯狂”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它反映了诗人情绪表达的强度和深度。二战以后美国政坛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而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的新批评在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又正与之契合。因而从四十到五十年代的二十年里，美国文坛沉寂冷落，学院暮气沉沉，青年们“在麦卡锡和朝鲜战争的余波里无声无息”，被形容为“沉默的一代”。然而从沉默中爆发的喧嚣那么惊人！1955年艾伦·金斯堡在旧金山六号画廊当众脱光衣服，跳上桌子朗诵他的长诗《嚎叫》。
我看见被疯狂毁坏的我这一代人的最好的头脑饥饿歇斯底里的袒露，拖着身躯在凌晨穿过黑人街巷寻找愤怒的注射，长着天使头脑的希比们在夜的机械中为了古老而神圣的交合在向星光闪耀的发电机燃烧（《嚎叫》）
《嚎叫》引起的轩然大波不仅是关于它是否淫秽的道德讨论，更重要的是它以革命性的暴力姿态直接冲撞了学院派的陈腐诗风。随着战后美国科技和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诗人们逐渐丧失了个性，为大工业的整齐和一律所吞没，对像机器一般刻板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不满，但又苦于找不到崇高的理想和解脱的途径。
于是他们只有沉浸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转向自我，进行自我发泄，自我揭露，并恨不得与这个不尽人意的世界同归于尽。1959年，学院派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出版他的诗文集《生活研究》），一反T·S·艾略特的学院派诗风及其“非个性化”的创作原则，以惊人的袒露描述他的个人体验和家庭生活，更多地注重了对个人生命、病态时代的深刻与坦率的探究，“将文化的矛盾转入个人矛盾”，一时间，美国年轻诗人们趋之若鹜，自白派风靡全国。在这本诗集中，洛威尔用交响乐式的排山倒海般的诗句回顾了“西方文明的堕落、美国的堕落、洛威尔家族的堕落、洛威尔本人的变化”。其坦率与深刻让人触目惊心。以第一人称写作，采取一种所谓“自白”的形式，把传统诗人羞于启齿的心灵阴暗面：诸如酗酒、精神病、性变态、嗜死等以激烈的方式展示于众人——自白派“辉煌的痛苦与神圣的嚎叫”，由此发端。自白派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特殊的情感气候里，以自己的“语言力场”
（艾伦·金斯堡语）同传统势力和不公正的社会进行着引人注目的却又是力量悬殊的抗衡，以写自杀而且付诸行动而着称，整个儿的名副其实的一个“自杀派”。
一般说来，美国的自白派即指洛威尔及其学生W.D.斯诺德格拉斯、安妮·塞克斯顿、西尔维亚·普拉斯，以及另一位诗人约翰·伯里曼。（考虑到诗歌中的“自白”色彩，有些评论家也把西奥多·雷特基和艾伦·金斯堡归其名下。）自白派诗人有意地抛弃艾略特传统，以第一人称写作，采取一种所谓“自白”的形式，把传统诗人羞于启齿的心灵阴暗面：诸如酗酒、精神病、性变态、嗜死等以激烈的方式展示于众人。比如艾略特在《荒原》里也描写过性行为，但他并没有让自己作为叙述者，他让梯雷西亚斯这位半男半女的神话人物去观察一切，唯独避开了自己，这是他“非个性化”的方式，然而安妮·塞克斯顿就可以大胆地写下诸如以下的诗句：“你的火焰至今咬在我的腿上/你的轮子转动，我的肋骨压碎/这样的女人不会羞于死亡/我一向就是她那一类。”自白派对诗歌的这种开拓与存在主义的先驱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脉相承的，陀氏描写的永远是人性背面的病态、犯罪与心灵的骚乱，他在《地下室手记》的第一句就写到：“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如果说这是隐藏在这些作品深处的一条线索，那么我们可以发觉这些诗人思想深处关心的是置身现代生活中个体的真实存在，而不是抽象的人性，他们努力表现的是此时此刻的“自我”，而不再是历史、传统，或者宗教的教义。
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世纪病——焦虑和绝望使他们痛不欲生，陀氏的精神状况自不必说，自白派五位诗人也都患过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且其中三位：
西尔维亚·普拉斯、约翰·贝里曼和安妮·塞克斯顿，均以戏剧性的方式自杀身亡。
由于他们的诗篇看起来充满那么强烈的自传色彩，这多少给对诗歌阅读、分析带来困难，人们总不自主地陷入对作家生平的猜测里。比如普拉斯——她是其中个性最奇特的一位——她与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短促的婚姻，她对死亡超乎常人的热情以及她的自杀，一直吸引着人们尤其是传记作者们的热情和好奇心。“自白派”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即使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也许你从来不知道这个流派，但你无意之中却会走上它的黑地毯！
自白派诗歌特别注重个人感受、心性的流露（或者隐露），强调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内心生活、内心世界，诗歌中处处流露着痛苦、迷茫、悲观、隐晦、死亡的气氛，而自白派诗人又特别执着于自杀。罗伯特·洛威尔1917年生于波士顿一个名门世家，194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获普利策诗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波林根诗歌翻译奖、哥白尼文学奖、国家图书文学评论奖，被公认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诗人和自白派诗歌的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