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大可回到马家堡后的若干行状，被后人编成了一部年谱：
1948年，凶年终于过去了，马家堡人开始重建家园。马大可提出种植大量土豆，因为同样一亩土地土豆产量可以是小麦的两倍，而且生长周期比小麦快，可以暂时解决马家堡人的温饱问题。
1949年，马大可收到了大哥马大憨的漂流瓶，瓶中有一封信，信中谈论的还是他那个蕞尔小岛的田园生活。马大可深受启发，开始组织一个宣传队，散发传单，鼓励每个人学习农耕百艺。同年十月，他给一位擅长写诗的国家元首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马家堡公社。国家元首在回信中说，目前建立公社还为时过早。
1950年，马大可收到了国家元首寄来的红皮书，赠送这本书的伟人称马大可为“同志”。同年，马大可为国家元首设计了一种具有号召力的手势，但最终没有被采纳。
1951年，马大可意识到，马家堡交通闭塞，民智未开，因此要开展一次启蒙运动。他对着喇叭筒，向马家堡的专业户宣布：凡是有一技之长，并且特别出众的人，我们要尊称他们为大师，马家堡要出一百名大师，他们可以是圆木大师、石雕大师、木雕大师、剪纸大师、书画大师、种植大师、绣花大师、纳鞋底大师、烹饪大师、家政管理大师、纺织大师、狩猎大师、举重大师、供销大师、幻术大师。那一年马家堡掀起了开会热，日有早会，周有例会，月有全会，年终要开万人大会。
1952年，在马大可的领导下，马家堡的手工业迅速发展，家家户户都传出机器的轰鸣声，日以继夜，不知有穷。于是，女工一月可得四十五日，男工一月可得五十日。
1953年，马家堡人遇到了好年景，麦生双穗，粟有一茎五穗。放眼望去，遍地都是稻麦，风一吹，稻浪麦浪哗哗涌动，好像他们自己会跑进谷仓里。在马大可的努力下，马家堡互助组终于成立了。从此，马家堡没有“你的”或“我的”这两个词，人们都口称“我们的”：我们的麦子熟了，我们的饭煮好了，我们活干完了，我们去睡觉吧，我们的狗下崽了。从那一年开始，马家堡人换下了旗袍、马褂、西洋装、土布衫，一律穿上了中山装、泡泡袖，衣裤的颜色一律是蓝色或灰色。他们在村子里给各种各样的鸟筑了一个可容纳三百只鸟的巨巢，并把所有不同种类的鸟都称为“鸟们”；他们还把各种名目的爬虫统称为“爬虫们”；把种类繁多的豆类统统称为“大豆们”；而所有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同志们”。
1954年，马大可开始研究养生之道，厉行节欲，把每个月的房事减至一次，并坚持三餐茹素，早晚打太极拳。
1955年，马大可采用杂交与选种的方式培育了植物的新品种。他向马家堡人传授了二十种烧土豆和三百六十五种煮鸡蛋的方法。那时候流行这样一句歌谣：马家堡人吃得好不好，看猫儿狗儿就知道。
1956年，马家堡的人口增长到九万，马大可作过统计：日据期间，马家堡的人口一度锐减至两万四千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家家户户都忙于生儿育女，平均每户生五个孩子。为此，马大可撰写了《人口论》倡导计划生育，他认为人口不受节制将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殖，给养则按算术级数的方式增长，这会给国家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他把这篇论文寄给那位擅长写诗的国家元首，但没有得到回复。同年九月，该文在一份墙报上发表，遭到了马家堡保守派的一致反对。
1957年，马大可被打成右派，并接受了批斗和教育。陪斗的，除了几个追随马大可的年轻信徒，还有一个便是被视为汉奸的马万卷，马家堡人只要把谁揪出去批斗，汉奸马万卷都要享受陪斗的待遇。那一次批斗，马大可被人打折了右手。从此以后他拒绝使用右手，拒绝坐右边的位置，拒绝走右边的道路，甚至闭口不提“右”字。
1958年，打麻雀大会战在马家堡率先展开了。码头汽笛长鸣，路上喇叭声不断，一些人敲打锣鼓或锅碗瓢盆，挥动竹竿、旗帜，以此吓唬麻雀，不让它们落地，直至累死坠地。县里面的指导专家还专门分发了有关资料，里面详细推广消灭麻雀的方法：掏窝法、诱捕法、巢箱歼灭法、假窝诱杀法、拴小诱老法、食物下毒法、砸砖头法。小小的麻雀也跟地、富、反、坏、右一样，被人们彻底妖魔化了。这一年夏秋，风雨不调，五谷不和。马家堡的农作物遭到了可怕的虫灾：蝗虫吃掉了它们的叶子，蚜虫吸掉了它们的汁液，蝥虫啃掉了它们的根，剩下的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供人来吃了。马大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有位面目狰狞的陌生人拿着兵器闯进我们村，把人民打翻在地，把我们的土地劫掠一空，他的名字就叫贫穷。”这一年，村子里再也没有人挑着担子喊白糖桂花赤豆粥了。马家堡人饿疯了，他们吃起饭来就像是一项在桌子上进行的体育竞赛。这一年的米变得尤为金贵，拿马大可的话来说就是：“一粒米掉在狗尾巴上也要追着吃。”
1959年，有人从含矾的桦树叶中挤出染料，有人用椴树皮编织皮鞋，有人开始吃蜘蛛、蟾蜍、老鼠、蝙蝠，甚至于坟头的糯米砖。马大可在山上发现了一种俗称“崩瓦碗”的草本植物，据说它有三分米气；还有一种芡实，俗称“鸡头米”，也可以补充粮食的匮乏。马大可在日记中写道：“氣”字从米，没有米，人就没气了。同年，马家堡出现了一桩怪事，有人的肚皮居然唱起歌来，还有人更厉害，能用肚皮唱起语录歌。修炼辟谷食气的功法在马家堡一度流行开来，有人饿了四十多天，以至鼻孔流血，身上出现了色斑，嘴里念叨着食物的名字，脑子里出现了幻象。
1960年，马大可突然发疯了，他的妻子（注：即小脚女记者）曾这样描述道：“那一晚，我看见马先生举着一个青花五彩大碗，迎光侧视。那是马老爷当年使用过的大碗，据说是马家堡的瓷匠特地为马老爷定做的，胎质好，胎体轻，釉面光洁。那个大碗曾盛过多少白生生的大米啊。我问马先生你在看什么，马先生说我在看碗底。我凑近看了一下，碗底什么也没有，只有内壁绘着龙呀凤呀，栩栩如生。马先生眯缝着眼睛说，喏，你看到碗底映现出来的米饭了吗？米饭一粒粒的，多饱满。他一边自说自话，一边流下了口涎。我知道他终于疯了。”从此以后，马家堡人看到，他们的精神领袖马大可常常对着空无一物的餐桌咆哮，对着荒凉的大地咆哮，对着风咆哮。
1961年，灾年厄月接连不断，蝗灾再度降临。春天刚过，每株农作物上就栖满了上百只蝗虫，据说这是因为上一年经过连旬干旱和暖冬，蝗虫就更迅速地得以繁殖和传播。接着又发生了猪瘟，猪们肌肉颤抖，四肢震颤，鼻孔流脓汁。畜牧场关闭了，肉联厂也关闭了，连洗牲井也被人填埋了。最后，还出现了由肝吸虫、钩虫、血吸虫、日裂体虫、姜片虫带来的流行性疾病。病人所表现出来的常见症状是：头昏脑热，在昏迷状态中他们会高喊革命口号、唱语录歌等等。同年，马大可住进了精神病院。他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创作了一系列以歌颂“大跃进”为主题的油画：南瓜大得像稻桶，把木架都压弯了，把船都快要压沉了；玉米长得可以搭桥，一直延伸到彼岸；大团大团的棉花像云朵一样飘在枝头；“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住一位小姑娘，一束束用红头绳捆扎的小麦呼啦一下飞上天，这就是他想象中所谓的“农村大跃进社社放卫星”了。一位外国记者在精神病院采访他时，见到了这些风格怪异的画作，便竖起拇指，称他为“伟大的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大可四年后病愈出院，第二年即被下放山区。
1967年，孔家店被砸了。精通语录的人打倒了熟读论语的人。马大可要求摘掉十年前扣在头上的帽子，却再次受到了批斗。他的小儿子当着众人的面扇了他一巴掌。但马大可感到十分欣慰，儿子毕竟长大了，他的手劲大得出乎他的意料。他是左撇子，天生反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