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评述伦敦发展得快的原因时指出：“城市越大，搬到里面来就越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越来越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械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
（三）城市化的聚集与扩散规律
聚集是城市化、也是城市发展最明显的特征和机制。城市作为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中心，在劳动技术、资金、信息、交通运输、人力资源、市场容量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方面，比周围地区拥有更多的优势，使得产业活动与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从而产生聚集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点。随着经济的集中，聚集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恩格斯认为，250万人集中在一个地方，可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100倍。这就是城市对劳动、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的集约功能，它势必产生规模经济的乘数效应。也可以说，体现了城市聚合效应的聚变引力规律。
城市化对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推进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以能量聚集、要素聚集，从而产生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城市化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又为工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劳动力资源，促进工业化、农业规模化与现代化以及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有利于扩大内需，有利于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市化，既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聚集的过程，又是一个扩散的过程。而这个扩散过程，一般是由内向外、渐进扩散的。
不过，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聚集和扩散的主次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城市化迅速发展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聚集。城市化接近成熟阶段，就会出现扩散。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等级规模越大，扩散的作用就越强，扩散的范围就越广。然而，在地域空间经济活动中，经济增长并不是均匀扩散的。市场经济的作用力一般倾向于强化而不是缩小区域间的差异，一旦某一区域由于初始的优势而比其他区域领先发展，这个区域就会形成累积优势，通过极化即回流效应，不断吸收外围或不发达地区的资金和人才向中心流动，从而导致外围及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滞后。当中心区域的经济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时，其资本、技术、人才开始向外围流动，就会产生扩散效应。扩散，是物质和文化在空间的转移，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进行。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有工业、科学技术、资本、信息、商品、服务、文化和思想；就形式而言，在世界范围内，是城市化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向城市化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扩散；而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则是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向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也就是大城市向周围边缘地区的扩散。城市化扩散的另一个现象，是随着工业化阶段的变换，一些老工业城市由于市场需求发生变化而进行产业调整，由此出现工业生产下降，就业机会减少，城市活力减弱，人口外迁。在20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那些以制造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城市和地区，如美国的匹兹堡和克利夫兰、英国的谢菲尔德和利物浦、法国的里尔、比利时的列日等，都出现了因工业老化而导致的城市化扩散。
（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
大、中、小不同等级的城市共同组成城市体系。在城市体系中，大、中、小城市间是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关系，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中，不能过分强调发展某一类城市，也不能过分贬低或忽视某一类型城市。“大、中、小城市间的关系犹如灌溉渠道体系中的干渠、支渠和毛渠，共同构成渠道体系。少了哪一个层次的渠道，都不可能发挥灌溉的功能。又如果树的树干、主枝和果枝的关系，共同构成果树的整体。”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是以发展大城市为主，还是以发展中、小城市或小城镇为主，这是理论界长期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崇小抑大或崇大抑小，都不符合城市化发展规律。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必须从中国人口密度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发展要求，服务业成长要求，国土利用效率要求以及经济全球化要求出发，适应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多元协调发展。
大城市、特大城市是推进现代化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精华所在，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支撑力量。当前，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还有一定的空间，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还缺少足够的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所以，中国应当加快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和比重。同时，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合理地扩大规模结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城市并非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圈，也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色、专业性强、人居环境适宜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合理的组团式城市群、城市带。不同类型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同时，需要做到统筹城乡经济，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并把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与推进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
三、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规律
由于地理、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基础的不同，大、中、小城市的发展是不等速的，这种差异正是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表现。平衡是事物发展的稳定状态，但是，这种稳定状态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且常常被不平衡所打破，新的不平衡成为事物发展的推动力。因此，不平衡、非均衡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
社会生产方式是制约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因素，而生产方式又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所以，城市的发展首要任务的是经济发展。从城市经济发展来看，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资本流向的不平衡是产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直接原因，因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与资本流动的内在规律有密切关系。资本是逐利的，收益最大化是资本流动的内在动因，因而地区间的投资收益差额成为资本流动的直接指挥棒，这使得资本率先流向经济地理环境好、投资预期收益大的地区，伴之而起的必然是城市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但是，城市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并非意味着发展格局的一成不变，因为左右资本流动的还有一条重要的经济规律，即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表明，在特定的投资环境下，投资活动有一个最佳规模，超过这一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小，即边际收益递减。当边际收益为零时，继续增加投资则变得无利可图，日益膨胀的剩余资本就必须寻找新的流动方向，原有的非均衡格局很快又会被新的非均衡格局所取代。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经济增长在时间序列上永远是非均衡的，但这种不平衡却意味着空间上的“机会均等”，并可能带来空间上的某种动态均衡结果。例如，中古时期的地中海沿岸是世界资本的主要流向地，但随着边际收益的递减，世界资本逐渐向太平洋地区转移，这使得处于非均衡发展状态的两大地区具有均衡发展的可能。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城市，由于生产力要素（包括物质、人力、能量、信息以及资本流动速度与组合程度）不同，决定了城市间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差异及不平衡的必然性。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这种城市间、地区间的差别和不平衡发展，还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扩大的趋势，企图一下子“拉平”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发展中逐步缩小这种不平衡。
另一方面，自然地理条件又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与背景，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城市发展提供不同的舞台，形成区域城市分布的宏观差异。周一星认为：“大城市对自然条件的依存关系比非特殊职能的小城镇要紧密得多，因此大城市地域分布上的规律性更典型。”
世界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主要分布，明显集中在气温适中的中纬度地带。世界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平均纬度，在20世纪20年代初是44°30′，在50年代初是36°20′，70年代初是34°50′，具有在中纬度范围内向低纬方向缓慢运动的趋势。1981年初，全世界有百万人口以上城市197个，其中近90%（175个）在北半球。在北半球的这些大城市向北不超过北纬60°，其中137个（占总数的78%）在北纬25°以北；南北纬25°之间的低纬度地区一共只有50个。在低纬度的大城市，有两种主要区位类型：一种是坐落在海拔较高的气候凉爽的高原或山间盆地。例如，距赤道最近的首都城市基多（南纬0°13′）海拔2818米，月平均气温在13℃左右，丝毫没有热带气候灼人的酷热。类似的例子还有：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北纬4°36′，海拔2556米；玻利维亚的拉巴斯，南纬16°30′，海拔3632米；墨西哥城，北纬19°24′，海拔2259米；非洲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亚的斯亚贝巴，北纬9°02′，海拔2450米，等等。另一种类型则分布在低纬度地带能接受海洋调节的滨海低地，如新加坡（北纬1°17′）、雅加达（南纬6°10′）、利马（南纬12°03′）等。少数低纬度大城市则两种条件兼而有之，如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处北纬10°30′，城址在海拔1000米的山谷中，北距加勒比海也很近，既避免了严寒酷暑，又可享受热带海滩的乐趣。世界一批纬度最高的首都或大城市，如北纬60°附近的奥斯陆（59°55′）、斯德哥尔摩（59°20′）、赫尔辛基（60°10′）、圣彼得堡（列宁格勒，59°58′）以及更靠北的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64°09′）和世界纬度最高的5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及不冻港摩尔曼斯克（68°58′），都有受惠于大西洋暖流的特殊条件。
城市作为一个非均衡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不平衡发展是一个普遍规律。但是这种不平衡和差异，不是一定会构成马太效应，不是必然造成“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两极分化的趋向。在坚持非均衡理论、重视效益的同时，又必须注重公平，注重协调发展。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重大项目布局要充分考虑支持中西部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这是十分必要的。在城市分布上，应重视相对均衡，而不是绝对平衡。
四、城市与区域有序协调发展规律
城市不是孤立的点，而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对区域的发展起着示范、带头作用。但是，城市的发展又离不开区域的基础、保障和支援作用，离开区域的城市是不存在的。城市与区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推动。区域的条件与政策对城市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同一规模的城市，处于不同区域，其发展速度会有很大差异。这与城市所处的区域经济社会条件、地理位置、交通网络、历史背景、体制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城市发展必须建立在与其相适应的区域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同时又必然会带动其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区域的中心城市（或首位度城市）犹如区域的“心脏”，一般处于交通最发达，信息最灵通的地方。这里商品交换最发达、最集中，金融活动最频繁，资金周转最快，货物转运最多、吞吐量最大，所以它起着所在区域内最大流通中心的作用，是商流、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枢纽。另外，在许多地区，每座城市都还具有生产中心的职能，它是系统等级影响所及范围内水平和效率最高的生产集合体，具有技术、人才、资金输出和辐射的本能，具有区域内生产组织者和调节者的功能。同时，由于地区行政首脑机关一般都设在首位城市，国家的计划指导和人、才、物的分配与中心城市的功能也是分不开的。地区首位城市的分配活动，对整个经济区域的经济活动具有带动和支配的作用。同时，在每个首位城市，由于人口密集、消费量大和消费水平高，它自然也成为一定地区的消费中心，它的消费意向和消费品市场动态，也是地区经济活动的导向仪和晴雨表。所以，中心城市对区域的整体发展有着组织、协调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区域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城市的发展。因为城市的区位、规模、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形态都与区域特点、条件密切相关。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资源、交通、气候对城市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所以，城市与区域始终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二者的发展必须有机结合，协调有序，相互依托，共同发展是必然的规律。
五、城市发展水平与开放度成正比规律
城市从它产生开始就离不开与外部的交流和联系。城市发展的事实表明，没有一个城市的发展只单纯依赖本地资源而不与外界联系合作。现代化大都市更是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产物。全方位开放是现代城市显著的时代特征，也是现代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前提条件。
美国著名信息化理论家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用网络结构理论来解释分析城市的开放性，他指出，“网络是一个开放结构，能无限扩展，所有结点，只要人们共享信息编码（如价值观或成就目标）就能联系。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开放的系统，在不影响其平衡的情况下易于创新”。封闭则不可能创新，更不可能发展。开放是当今现代城市发展的趋势，尤其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构成了发展的主要功能和社会形态，是支配和改变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卡斯泰尔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认同的力量》中，进一步分析网络社会的特征时指出，“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网络成为社会的组织形式，工作是灵活而不固定的，劳动是个性化的。网络通过改变生活、空间和时间等物质基础，来构建一个流动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正遍及整个世界，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人类现在完全处在一个开放发展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