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大街道的办厂战略成功了，她们抱回了一个金娃娃。到了年底一算账，哇哦，净赚了50万元，不仅收回了全部投资，而且还有大量赢利。
办企业是需要魄力的。多年以前，笔者看过一篇报告文学，温州一位生产经营卫生洁具的成功企业家，当初为了打响企业的品牌，把价值上百万元的有瑕疵的产品全部砸碎处理了。有人为此心痛不已，说这些产品当作处理商品卖出去，咋说也有几十万元。这笔账该企业家不是不知道，但是，为了品牌，他宁可把几十万元扔进瓯江。当时读到这一节，笔者很为企业家的魄力折服。
这种魄力，葛菊英也有，尽管她与企业家表现的方式不同。
办工厂第一次支出，葛菊英就一掷10万元，她要买一块土地建厂房。10万元呐，这可是街道多年积累的一半啊！
这10万元不投资行不行？当然行！假如，葛菊英选择保守，她完全可以采用租厂房办厂的办法，这样，一旦工厂办不好，撤下来也容易，也算是一种“退路”。但是葛菊英就是不给自己留“退路”。这是葛菊英的性格。
其实，在葛菊英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这就是家底。她希望街道有个“家底”，在自己“家底”里办企业，那心里才叫踏实。
葛菊英的“家底”观念，让笔者想到了雅戈尔集团的李如成。在雅戈尔集团产生大量利润的时候，李如成的资金投向就考虑到增强集团的家底。他们用雄厚的资本，在全国各个城市购置了大量店面房。时间证明，李如成的这一购置“不动产”的战略是正确的。今天的雅戈尔集团成就了在国内屈指可数的实力，李如成的“家底”观念功不可没。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请读者千万不要用今天的数字价值来看待当时的10万元。要知道，那是1984年，一名国有企业普通职工的月收入仅仅30多元。葛菊英用10万元——相当于今天近千万元价值的巨款买下了一块土地，造起了1000平方米的厂房。
接着，她又用剩下的资金购买设备。等到设备谈下来，一算账，资金缺口尚有6万元。这下可把街道其他同志愁死了：6万元，到哪里去整？
“借！”葛菊英一锤定音。
“借6万元？万一……”不少人担心。
“开弓没有回头箭！没有万一！”葛菊英斩钉截铁。
……
后大街道居委会办的第一家企业是絮棉加工厂。
厂房矗立起来了，机器也在安装了。但是技术在哪里——办工厂没有技术咋行？还有，业务到哪里找？
别愁，葛菊英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些问题，她老早就准备妥了。
葛菊英魄力够大的，她用当时足够诱人的待遇，请来退休的有经验的技术工人担任厂里的技术员。至于业务，葛菊英也早就安排妥当了：通过镇海县特产公司，把宁波市特产公司全市的絮棉加工业务揽接过来。
好家伙！
葛菊英这一手厉害，她利用了计划经济的空子，她们的絮棉加工，几乎囊括了整个宁波市的“温暖工程”。尽管，加工絮棉利润很薄，但是有宁波市这个庞大的底数，工厂的利润，集腋成裘累计起来还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假如在今天，葛菊英这些做法简直算不上什么。但是那是个怎样的敏感时代啊！那时候，正是“星期天工程师”闹得满城风雨之时——上海市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他帮助社队企业做出巨大效益，自己拿了一些数字不大的报酬，为此差一点被关进牢房。
葛菊英胆子够大，她出高薪聘请技术工人，难道她不怕别人说闲话？
说闲话？葛菊英有啥怕的，她自有一套高薪请人的理由：咱们为老百姓办点实事，请人帮忙，付给人家劳动所得这有啥错？而且，大头还在集体这一块哩。
其实，真正让葛菊英如此有底气的是她心底无私——无私者无畏，这才是底气。
葛书记高薪请人的事情在街道传开了，她也已做好让人说三道四的心理准备。但是她没想到，居民们虽然有人说闲话，却没有人反对。为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葛书记为街道经济发展煞费苦心，街道发财了，但是他们的葛书记得到了什么？除了一身劳累，她没有从企业中拿到一点好处。
“咱葛书记有能力，假如她想发财，凭借她的能力，她办自己的企业早就发了。这样一心扑在集体上无私的干部，说她的闲话实在太没良心了。”居民们说。
经过紧张筹备，后大街道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工厂开工了。听着絮棉机器轰隆隆的声音，葛菊英觉得比任何音乐都动听。
棉絮一车一车运出去，款子一笔一笔汇进来，街道账面上的数字越来越好看。葛菊英感到有种成就感，但是她们的脚步没有停止。等絮棉加工厂产生一定利润，葛菊英又开始了“滚雪球”战略。
就在絮棉厂开张不久，葛菊英她们相继办起的手套厂、毛线厂又陆续投产了。
后大街道的办厂战略成功了，她们抱回了一个金娃娃。到了年底一算账，哇哦，净赚了50万元，不仅收回了全部投资，而且还有大量赢利。
葛菊英，了不起！
时隔30多年，笔者采访问起当年办厂的感受，这位年过六旬然而依然精神焕发的基层党委书记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候年轻，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累。”
葛菊英真的不累吗？她也许忘记了，但是与她一起工作过的社区干部依然记得。那时候她虽然是街道书记，但更是工厂的“总管家”。有一段时间，絮棉厂质量出现问题，她急得上火。为了抓质量，她把工厂当成了家，整天待在厂里和师傅查毛病究原因。办工厂需要联系业务，于是她又成了“外勤”，小心翼翼与业务单位的同志加深感情拉上关系，甚至诸如进原料这样的事情，她也常常亲自出马。那时候的葛菊英才叫苦哩。她坐车晕车，上车闻到汽油味就恶心。但是为了进原料，她坐上厂里的那辆“拖鞋爿”小货车，跑宁海、跑上海，每次出去，她在车上晕得脸色煞白，常常把胆汁也吐了出来。
其实她感到最苦的是在饭桌上。她不喜欢喝酒，而且也没有大酒量。但是每次为了接洽一笔业务，她只好与对方单位同志“尽心”喝酒。她知道，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加深感情联络最好的方法是喝酒。有时候与客户单位主管喝酒，常常喝得甩头甩脑回到家里。家人看到她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对她说，你这又何必呢，工厂又不是你的，劝她别这么拼命。她惨然一笑：这次我出去值啊，你们猜猜，我接到了多少业务？10多万元哪，你们说我该不该去。至于身体，你们放心吧，没关系，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在旁人看来，葛菊英她们的企业办得实在太顺。其实，个中的苦楚只有她们知道。
她们创办的第二家企业手套厂就曾经走过弯路。那家手套厂是后大街历史上寿命最短的一家企业。
创办手套厂前，葛菊英她们经过再三核算，算来算去都有利润可赚。从理论上计算，这应该是一家比较有前途的企业。
但是，市场经济的风险有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够算出来的。等到她们的产品上市，葛菊英立刻敏锐地觉察到危机。为啥？市场不认可她们的产品。
她们的手套生产出来了，摆上市场，订货者却寥寥，原因是生产成本高，定价自然不能便宜，而手套的质量又“一般化”（这么说已经很客气了）。这样的手套摆上市场货架，消费者自然不买账。几个月干下来，仓库里手套倒是多了，可是卖不出去，还赚啥钱呀？到时候算算细账，手套厂不仅没有赚钱，而且还亏本。
市场真是无情啊！
亏本的买卖当然不做。眼见得扭亏为盈无望，葛菊英与其他领导一商量，大家果断决定：转产！
好在船小掉头快。葛菊英毫不犹豫选择的转产战略显然是明智的。这就是葛菊英她们的高明处。其实，在手套厂开办的同时，葛菊英已经瞅准了一个产业，她要利用镇海传统优势办一家毛线厂。
这是葛菊英的前瞻性思维——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
于是，手套厂关闭之时，就是街道镇海毛线四厂开工之日。
葛菊英这一次找对了路子。
在南方，手套可用可不用，所以，她们那些质量并不咋样但价格不低的手套滞销也不奇怪了。但是毛线就不同了，南方人喜欢毛线，几乎所有稍微有些经济能力的宁波人，总希望有一两件毛线衫。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时期，毛线是一种紧俏品，上海的毛线虽然质优漂亮，但是一般人哪里买得到。于是，当葛菊英她们毛线四厂生产的毛线一上市，立刻受到消费者青睐。
办厂第一年获得的50万元利润，就是葛菊英她们用一条条棉絮、一团团毛线累积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