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明明有这‘四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再说，以为别人不知道就宽容自己，你太让我失望了?”
王密看见恩师动了气，羞得面红耳赤，赶忙包好金子走了。
法律和纪律是外在的强制性约束，而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行，除此之外还需要社会成员的自觉、自律。杨震的“四知”精神是自制自律美德的集中体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像他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慎独”。
梁鸿孟光以俭为美
东汉时期，平陵有个名叫梁鸿的书生，他家境十分贫寒，父亲死了都无力送葬，只用一领席子裹了草草了事。但梁鸿聪明好学，刻苦勤奋，通过层层选拔被保送到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在太学里，他成绩优秀，精通经史典籍，人人都很敬佩他。学成以后，梁鸿因为家世衰微，无人举荐，不能到朝廷当官，所以就自愿到上林苑去放猪。梁鸿是贫苦人出身，他没有因自己学识渊博就高高在上，而是和当地百姓相处融洽。
这个有学问而且又勤劳的人，口碑很好，当地人知道他尚未娶妻，都争着要把女儿嫁给他。可是梁鸿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
恰好，孟家有个女儿名叫孟光，生得相貌平平，但聪明贤惠、知书达礼，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孟家极其富有，孟老太爷什么都不愁，就是担心女儿的婚事。每次有人来提亲，大家征求孟光的意见时，她都不肯点头。这就把孟老太爷急得焦头烂额，因为女儿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别人家这么大的女子早已结婚生子。
一天，孟老太爷口气很生硬地质问女儿：“你都已经30岁了，难道就这样下去，一辈子不嫁吗?”
孟光回答得更是坚定有力：“除非有像梁鸿那样的人，我才嫁他。”原来孟光看不惯一些富家公子们骄横奢靡的样子，她对梁鸿的品德修行非常欣赏，觉得那才是自己心目中的大丈夫。
梁鸿听说孟光的品行和愿望时，很是好奇，就央人上门提亲。孟家一看，这正合女儿的心意，就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不久，二人成亲，孟家大摆酒宴，高朋满座，可梁鸿却高兴不起来，并且娶新娘回家后，一连七天都未理睬。到了第八天，孟光觉得奇怪，便忍不住询问夫君为何对她置之不理。梁鸿直言不讳地说道：“我想要的是一个生活俭朴、粗茶布衣的妻子，跟我一起耕作织劳，过一种隐居避世的生活。而你现在却穿着绫罗绸缎、珠光宝气，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样啊!”
孟光听到这里，顿时恍然大悟。她微笑着对梁鸿说：“夫君莫急，其实我是担心夫君嫌弃我无所修饰，粗布衣衫，而且这又是我们新婚的日子，才刻意打扮一番。其实我心里与夫君的想法一样，早已将麻鞋布衣准备在身边了。”孟光随即进里屋换上粗布衣服。梁鸿大喜，他觉得孟光与自己是心意相通的，并且为孟光起名为“德瞿(ｑú)”。
从此往后，梁鸿和孟光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便隐居在罢陵深山中，过着耕耘织作、诵书弹琴、互助互爱的幸福生活。
每天，梁鸿从田里劳作回家时，孟光已将饭菜备好，并且恭恭敬敬地送到梁鸿跟前。为表示对丈夫的尊敬，孟光总是低着头，把放置饭菜的托盘举得和自己的眉头一样齐。梁鸿同样也是毕恭毕敬地双手接过托盘。这样，二人才愉快地共进餐饭。
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尽管现在物质生活已经很丰富，但养成俭朴的习惯依然是成大事者的必备要素之一。生活的俭朴与奢侈关系到一个人的人生志向。生活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的青年人必须继承和发扬这种美德，它不仅是青年人的做事方式，也是青年人学习和借鉴的优秀品质，更是成功的习惯之一。
吴隐之饮“贪泉”而不贪
吴隐之，东晋时人，虽然家庭贫穷，但勤学好问，因此学富五车，而且他品德高洁、志向高远，极受当时大司马桓温的赏识，被任命到晋陵郡做了太守。隆安年间，东晋简文帝听说吴隐之清政廉洁，就将他提升为广州刺史。
在晋陵为官时，吴隐之从不接受任何人的一点礼物。朝廷给他的俸禄除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之外，他还要接济生活困难的族人。为了多节约开支，他处处精打细算，不仅平时很少吃肉，而且让妻子自己织布缝衣；在街上买了烧火的劈柴，也是自己亲自背回家里。有一年冬天天寒地冻，吴隐之夫妻俩竟然连一床厚棉被也没有。女儿出嫁，因为没钱置办嫁妆，忍痛把一条心爱的小狗拉到街上卖了，才勉强置办了一些简单的嫁妆。
吴隐之被提升为广州刺史后，依然一身清廉。
广州离东晋的国都建康(现为南京)有千里之遥。许多官员自恃天高皇帝远，常无法无天。负责此处军政大事的刺史就是地方一霸，终日胡作非为。加之广州盛产奇珍异宝，一个人只要能获得一箱宝物，就够子孙数代享用。广州历任刺史和其属下多是贪污受贿的不法之徒。
可这些犯了贪贿罪的人不知省察自己的品德操守，而是百般为自己开脱罪责，说他们之所以会在广州犯罪，是因为在赴任的路上误饮了“贪泉”之水。“贪泉”是距广州20里的石门的一处泉水。于是，官员们为了表明自己是清官，无论多渴都不饮“贪泉”之水。
吴隐之上任广州刺史，路经此处时却偏偏要饮“贪泉”水。家里人劝他还是小心一点好。吴隐之不听，不仅喝了水，还赋诗一首：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他觉得只要心中无贪的欲念，无论喝多少都不会贪。
吴隐之在广州刺史任职后，屋里的陈设极其普通，平时吃的也是蔬菜、干鱼之类东西。有人唆使厨师在烹鱼时把鱼骨剔除后再往上送，暗示广州地处偏远，贪污一些也不会骨梗在喉。吴隐之知其含意后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更加警惕。吴隐之任满返回建康时，连一点金银宝物也没有带上。他的夫人曾买了一斤沉香，吴隐之发现后扔到了河里，那条河因此被称为“沉香浦”。
他当官几十年，家中只有薄地数亩，茅屋数间。有人要送给他车马，要给他另建府第，他都坚决地谢绝了。因此，人们都说，吴隐之是一个“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的好官。
怨天尤人是贪官的通病。其实，贪官之贪是本性，关贪泉何事?北宋理学宗师周敦颐品格高洁，他曾任广东路提刑，他为官清廉，曾将连州一处山泉题名为“廉泉”。如果说饮贪泉而贪，那么是否饮了廉泉就会变廉呢?非也!为官之人非得修身养性，才能抵住诱惑。如王勃《滕王阁序》所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而犹欢。”吴隐之无论处于何种诱惑人心的地方都能保持清廉本色，洁身自爱，为官员们树立了典范，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司马光不贪奢华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一生高官厚禄，地位显赫，却清廉自守，从不贪奢。当许多王公大臣们在京城里盖豪华的深宅大院时，司马光却在一个偏僻的陋巷里深居简出。
有一年冬天，一位客人前来拜访，竟然发现司马光的客厅里连个火炉都没有。客人冻得浑身发抖，司马光忙叫仆人端来一碗姜汤，客人喝完后才稍为暖和了一些。后来，司马光为了司马光解决过冬时的寒冷问题，便想出了一个挖地窖的办法。因为地窖里冬暖夏凉，所以冬天他就在地窖里工作和接待客人。因为这件事，京城里就有了“皇家钻天，司马入地”的谚语，意思是说，皇帝和王公大臣的宅第越盖越高，可司马光的房子是往地下打窖越挖越深。这一谚语是对司马光俭朴生活的真实写照。
司马光的妻子因病亡故时，他连埋葬费也拿不出来，只得把三顷薄田都典出去，才换回钱来把妻子的后事办妥。司马光的俸禄和赏赐每年得到不少，但大部分都用来周济了衣食无着的贫苦人。其中，有个本乡人庞籍中年病故，留下孤儿寡母，很难维持生活。司马光见此情景，就将庞籍亲属接来同住，视为一家人。他每年还要拿出许多银钱去救济穷人。正因为这样，他常常入不敷出，致使家中囤无余粮，库无存银，一遇紧急用钱之时，也就只能典卖土地救急了。
司马光以仁为本，主张宽待百姓，尤其要宽待农民。他认为农民是国家的基础，无民即无国。因此，他一再反对朝廷增加农民的田赋徭役负担，主张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也富裕起来。
司马光目睹那些王公贵族终日挥霍无度，声色犬马，而百姓却入不敷出，温饱都成了问题，不禁痛心疾首。有一年，许多州县发生灾荒，庄稼收成减半，百姓受饥挨饿，甚至卖儿卖女，而朝廷上下却仍然过着歌舞升平的生活。司马光敏锐地察觉了这一不正常现象，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的饥民随时可能暴动，他坚决要求朝廷罢赐罢宴，拿出钱粮，赈救灾民。
又过了些时候，宋仁宗将大批金银珠宝、丝绸绢帛赏赐各位大臣。众大臣看到眼花缭乱的宝物，都乐不可支。独有司马光并没有为之所动，他劝谏皇上应节省开支、舒缓民力，他还把所得的赏赐之物全部交给谏院，以充公用。
由于司马光能够清廉自守，所以名震四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爱戴。史载，他69岁重任宰相时，京城里欢迎他的人在街上围得人山人海，他被后人誉为“真宰相”。
清正廉洁是为官者必备的美德之一，只有清廉才能受到人们的爱戴，成就千古美名。为官者如此，为民者亦复如此。有两句诗写得好：“天地万物各有主，一丝一毫莫乱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靠贪污受贿，走不正之道获取，迟早会遭到法律的制裁。我们应该尽早养成清正节俭的美德，保持高洁的品格，不贪不奢，给社会带来一身清风正气。
于谦两袖清风
于谦，字廷益，明朝时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于谦自幼喜爱读书，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进士，1428年任御史巡按江西。他为官清廉，绝不受贿，而且严惩贪污、平反冤狱，深得民心。
于谦身居官位，但他特别注意自己为官的节操，一直兢兢业业，廉洁守法。他爱国忘身，十分勤俭节约，所居之屋仅蔽风雨，家无余资。明景帝见他穷困，曾赐与宅第，于谦固辞不受，说：“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他为人耿直，自己不受贿，也绝不向别人行贿。
当时，大明朝廷内部政治腐败，大小官吏们贪污、贿赂成风。其中有一个叫王振的宦官，长年侍奉在英宗皇帝身边，深受皇帝的宠信，便慢慢地骄横起来，在朝中作威作福，贪赃枉法，欺压忠良。于是在明朝廷众官员之间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各地官员要进京办事，都必须先进见宦官王振，给他献上丰厚大礼；如果不拜见王振或没有见面礼，那么所办之事就必定不会一帆风顺，有的甚至会受到百般刁难，官爵更是难以晋升。但于谦对此却不以为然。
有一年，在地方担任巡抚的于谦要去京城办点事，临行前，身边一些朋友就劝告他，进京时不妨带一些当地线香、绢帕之类的土特产，先去拜见王振，再由他引荐，诸事都会顺利一些。可于谦却对大伙说：“做为封疆大吏，我怎么可以如此行事，我不信没有王振我什么事都办不成。”众人摇头叹息，深为于谦担忧。
于谦看看忧心忡忡的众人，口头吟出一首《入京》诗：
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意思是他什么都不带，只带两袖清风入朝见天子，这样，才能消除百姓不满，不会戳脊梁骨痛骂。
此事被传为佳话，“两袖清风”也因此成为官员廉洁的代名词，朝中的忠臣贤士都以“两袖清风”劝勉自己忠于职守，廉洁清白。于谦为官清廉，不随波逐流的品行至今为人称道，对后世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渔父》中写道：“举世皆浊我独清”，此言概括于谦品行可谓恰如其分。而今，王振等等宦官早已化成尘土，于谦却名垂千古，其廉洁精神永在。
“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
于成龙是清朝山西永宁州(今方山县)人，他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府、按察司、大学士等职。在20年的宦海生涯中，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的一生，深受百姓爱戴。
1661年，已经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阻拦，抛妻别子，出任广西罗城知县。罗城地处边荒，当时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仅三间破茅屋。于成龙只得寄居关帝庙。缺衣少食使同来的五名仆人不久或死或逃，只留下一个仆人不忍弃他而去。他以坚强的意志，扶病理事，迈开了仕官生涯的第一步。他见那里的百姓生活贫困，就恳请上一级官员减轻当地的徭役，借以减轻农民的负担。他创办学校，抚养孤贫；他勤于政事，尽除弊病，办案公正，一时间广西出现了安居乐业的景象，再加之他爱民如子，因而当地的百姓尊称他为“阿爷”。
于成龙于成龙除朝廷给的俸禄外，从不动用官银一分一毫。他早晚都是喝粥吃咸菜，中午吃碗山西面饭，很少吃肉。当地百姓见自己的父母官如此清苦，于心不忍，就凑点钱物给他送去。但他坚辞不受，百姓只好跪着恳求他收下大家的一片心意。
每到这时，于成龙总笑着说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吃喝方面用不了许多东西。把这些钱物拿回去孝敬自己的父母，比送给他还让他高兴百倍。无论如何他还是不收，众人只好怏怏离去。
有一次，于成龙的儿子从山西老家来看他。当地百姓知道后，就奔走相告，决定凑些钱让他儿子拿回去以补贴家用。
于成龙面对当地百姓对他的关爱体贴，十分感动。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收大家的银子。他一边给送银子的百姓连连作揖表示感谢，一边恳切地推脱了。儿子临行前，于成龙将一只腌鸭割了一半让儿子带回老家，民间因此传道：“于公豆腐量太窄，长公临行割半鸭。”
于成龙清正廉洁的事迹传开后，四川总督卢兴州等人就举荐他担任了四川合州的知州。在知州任上，他政绩卓著。康熙皇帝知道了于成龙的事迹后，称他为“天下第一廉吏”，并委派他做了福建按察使，接着又升任直隶巡抚、江南总督，成了管辖一方的封疆大吏。于成龙的官越做越大，却仍然自奉简陋，廉洁如初。为扼制朝廷官员的腐败奢侈，他带头实践“躬先俭朴”，生活极为艰苦。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他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百姓因此称呼他为“于青菜”，他天南地北，只身天涯，不带家眷，结发之妻阔别20年才得相见，别时青丝已变白发，夫妻相对，老泪纵横。他在任所病死后，室内遗物只有一件破袍和几罐腌制的豆豉，白米六斗，布衣一箱。
于成龙心系百姓，从不为自己考虑，处处为民众着想，时刻关心百姓的冷暖，是古今官员的杰出楷模，是今天我国反腐倡廉的一面镜子。坚持不懈地反腐倡廉，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重要保证，反腐倡廉虽然是执政者的任务，但如果我们年青人从小就树立廉洁的风尚，以后有机会从政，定能如同于成龙一样廉洁勤政。
时传祥勤勤恳恳为人民
以“一人脏换来万人净”，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市崇文区粪便清除工人时传祥的人生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