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次大学录取凭的是家庭出身，而不是学业成绩和平时表现。因此当随后高中的通知书发下来，我接到的只是“安慰信”时，我的挫折感已不是很强了，大学的录取结果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
回顾初中生活，不论怎么说，在班上我都是一个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尊师守纪、诚实正直、爱护集体的思想单纯的好学生。
我学习不甚努力，但成绩却名列前茅；我发育迟缓、个头矮小，却是班上篮球队主要得分手；学校的少年广播站，我是三个广播员之一；学校搞文艺演出，我总是班主任最先考虑的参演人选。但是，为了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学校的大门对我毫不客气地关上了。
我没有能够考上高中既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也因为自己太幼稚，对党太忠诚老实。
当然对后面这一点我并不感到后悔，忠诚老实永远都是一种好品质。而且在中国当时越来越左的非理性的政治气候下，家庭出身不好，终究没有好果子吃，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的初中同学蒋氏、阿锋当年都考上了高中，是因为他们填家庭出身时都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蒋氏一直填他父亲是工人，为此1968年长沙的老三届最初“三个面向”
时，蒋氏甚至被分到了广播电台。不过，很快他就被清了出来，仍旧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因为进电台审查特别严，终于查出他填报的“父亲”其实是他继父，而他的生父是国民党军官。
初中毕业之前，学校进行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其实当时学生的学习成绩、思想品质及平时表现的好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出身”才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升学、升到什么学校的唯一标准。
我们年级有个诱骗幼女到山上进行猥亵、学习成绩又很差的外号叫豺狗的同学，因为阶级出身好，“考”上了本校师院附中的高中。好多品学兼优却因为出身有问题的同学和我都被关在了校门外。小小年纪就受到这般不公正待遇，但我们当时对那套极左政策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埋怨和不满，反倒觉得自己出身不好无资格上高中是理所当然的。
接到“安慰信”以后，我去了学校一趟，到了班主任夏老师的宿舍。对我不能上高中，夏老师的话很少，也没说什么安慰的话。现在想来，当时他也不可能对我作什么安慰。
虽然从当时的作为和以后的发展来看，夏老师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献身教育的人，而是一个思想“进步”有政治抱负的人，我不过是他政治抱负的牺牲品之一而已。不过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我一点都不怨他。尤其是后来我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文化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本来就落后，政府实行的又是一套非理性的阶级斗争极左路线，这就更加加重了国家经济的严重困境，这种困境必然使大量的学生不能升学或就业，那么，谁来为执政者的低级错误埋单呢？上山下乡就成了我们这一代出身不好的人的“命”。
转念又一想，我们湖南师院附中初六四级四班的同学，总是要有人被关在校门之外的，初六四级四班的同学个个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被关在校门外，其他同学也可能就多了一份上学的机会，我用这样的想法来平静自己。当时夏老师对我们的教育也是尽职的，决定把谁关在校门外是当时的政策，不是夏老师可以左右的。
那天刚到夏老师宿舍时，单纯的我一开始心中并没有因为落榜而感到太多的委屈。
当他问到我是否准备报名上山下乡时，我不假思索地就说准备报名，但不知怎的说着说着却不由自主地抽泣了起来。作为一个酷爱学习的学生，我隐约地感觉到今生大概我已经永远失去了读书上进的机会，老师、同学和校园的钟声将可能与我终生无缘，我突然感受到无助、茫然和一种彻入心肺的痛，于是抽泣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伤心。夏老师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我虽然没有面对着他，只是低着头抽泣，但却似乎感到有一双同情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抽泣了一阵以后，自己默默地抹干泪水，就告辞回家了。
街道动员的上山下乡队伍也开始奔赴“广阔天地”了。没多久，我父亲工作的湖南师院人事科的人就找上了门，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罩住了我，在随后的一年里，我每周都必须到街道办事处参加一两次社会青年的政治学习，要参加街道办事处经常组织的义务劳动，还要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各种开会和政治学习。
走投无路的我这个时候又接到区里的上山下乡动员学习班的通知。学习班办在风景优美的岳麓山下的古岳麓书院里，参加学习班的青年也住在岳麓书院。我们睡觉的一排排地铺，就铺在书院内一间大殿堂里。
每天上午到山上参加修筑岳麓山环山公路的劳动，下午在书院内学习毛主席着作，学习报纸上刊载的先进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显身手的优秀事迹，以及谈自己的体会和打算，晚上则常安排看有政治教育意义的电影。我们过的是半军事化生活，用修环山公路的报酬支付伙食费。
在半个月的学习班上，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利用各种机会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不论在劳动、学习中还是在休息时，反复对我们宣讲革命青年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道路的革命道理。
已下乡的知识青年个个都小心谨慎，在家信里、在回家探亲时从不敢乱说。但是私下里，农村生活的劳累和困苦、“辛苦一年还挣不够口粮”、“身上连一个小钱也没有”等信息仍然悄悄地从他们口中传了出来。不过，我终于还是报了名。因为父母单位的动员，使我和父母都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如果我不接受父母单位的动员，不报名上山下乡，我父母在单位里会遇到政治上的麻烦。
我报名上山下乡，父亲什么也没说，母亲则用男子汉就是要出去闯的想法来分散自己内心的担心。她想，外祖父年轻时两手空空漂洋过海去美国，边当洗衣工边攻读学位，结果学成回来做了大学教授；而祖父虽然与反清革命志士刘天华是同窗好友，并结伴游学省城京城，也随刘天华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却因为害怕漂海而滞留在自家闭塞的小山沟里，当了一个小小的土地主。刘天华成了写进历史书中的尽人皆知的反清革命志士，祖父却因为当土地主把后代连累了。母亲“男子汉就是要到外面去闯”的思想于普天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期盼也许有普遍意义，对因出身而惩罚性的必须上山下乡的我们恐怕就不能同日而言了。
就这样，1965年9月，已是个身高164厘米的小青年的我义无反顾地奔赴了“广阔天地”-湖南省桂阳县樟市人民公社。
临下乡之前，我对将去的农场也作过一番想象。虽然我知道农村不比城市，却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然而实际情况却令我更加失望。汽车把我们拉到的这个叫做樟树下、又称樟市的地方，却是一处杂乱的乡村墟镇，偏僻而破败。一看到它，就使我联想到初中课文《故乡》中的描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樟市叫市不是市，说乡不像乡。它横亘在一条黄泥大土丘的上面。挤挤密密顺丘而建的房屋，连接成了一条长约三百多米、狭窄又高低错落的正街和另一条几十米长的横街。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虽然这街上的住户除了极少数是与公社干部一样也穿着干部装、打着干部腔，在公社粮站、食品站、森工站，供销社、信用社、缝纫社，农具厂、木工厂、麻绳厂，以及饮食店等官办单位工作的吃国家粮的人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在生产队耕田种地的农民，但是家家户户房屋临街的一面都是铺面结构，都有一个已经发黑、肮脏不堪的曲尺形木柜台，都叫做铺子。似乎在过去的年月，他们不是农夫，而是生意人。
我们农场的场舍处在这些“铺子”的包围中。之前它虽然是公社机关之所在，却只是一幢旧的老式大屋。现在，我们这批最大23岁，最小14岁，由71女36男组成的新式农民就住在这里。于是，我们虽然下了乡，却仍是住在街上。
当然，我们人虽然住在街上，但生计却在山沟里。作为我们主要生产资料的几百亩土地，分布在离樟市墟街三四里外的几处缺少水源的山窝窝里和山坡上，这些土地因为没有水源，当地农民才没有开垦而闲置。刚由拖拉机翻耕过来，从翻过来的大块红土仍交织着竹根、布满了树桩来判断，这里不久前还是长满着杂竹、荆丛和灌木的山沟和山坡。
107个缺少生活经验，更缺少农业生产经验的城市少男少女，面对古旧的大屋、缺水的荒地，加上每人400块钱的安置费（包括我们下来的旅费、一年的生活费以及拖拉机为我们耕出这几百亩荒地在内的一切生产生活开支以及场舍的建设费全都在里面），构成了我们农场的全部内容。当然，我们还可以享受国家一年的粮食定量指标，条件是我们必须在这片荒山坡上用我们的双手在一年的时间内挣到今后的生活。
我们被告知明年将“吃自己的”了。要做到这一点，在那个年代，只有两个字：苦干。
下农村之前，我就作好了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在各种会上也表示过这样的决心，但是，樟市二农场的劳动之累和生活之苦却仍然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说到劳动的艰苦，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整日挥汗如雨抡着锄头使手上打满血泡，会想到挑着沉重的担子翻山过坳。
其实，手上打满血泡还好对付，因为手上长满老茧以后就不会再打血泡了。挑着百多斤重的担子爬山过坳，压得肩上痛如针扎，腰酸得像要断裂也没什么大不了，半个月二十几天后，肩上的皮肉就适应了长时间压着的重担，腰力增加后筋骨也就不那么酸楚了。
是的，我感到手上的血泡、肩膀的疼痛和筋骨的酸楚都能忍受。最难忍受的是在一天劳累之后，筋疲力尽，既填不饱肚子，连必要的睡眠时间都不能保证，更莫说有一点余暇和放松的时间！
看看我们一天的生活吧。
每天天还未亮，开工的哨子就一声紧过一声。还睡意惺忪，就挑筐荷锄往地里赶了。
而要到天黑了，收工的哨子才会响起。
然而，收工了就可以轻松吗？不，每人还要从地里挑一大担整出来的竹根、树桩回去给伙房做柴。又累又饿，还要挑着百多斤重的担子一摇一晃地摸黑赶几里山路才能回到场里。这个时候，腹中的空虚和极度的劳累使人感到双腿发软、腰往下坠、脊柱快断……每日晴天一身汗，雨天则是汗水和雨水流在一起，而且还满身稀泥，就连打着赤脚的脚板底下，都沾着几斤由草根黏附在一起的甩都甩不掉的黏泥。一天两头不见光，这种机器人样的生活磨砺着107个从未干过农活的14-17岁的未成年人，天天如此。
在如此劳动时间之长、强度之大的情况下，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月九元钱。也就是每人每餐不到一角钱的伙食费。饭每人一餐一钵，不到四两米。菜更是少得可怜。
八个人一“桌”，菜最多也就是一小钵冬瓜或是一小钵茄子、萝卜之类的小菜，而且根本没放什么油。有时候，连小菜都没有。收工回来如饿狼奔到食堂，却只能发现每张做“饭桌”的条凳上除八钵饭外，仅摆着一钵照得见人影的干辣椒汤，这便是八个人的“菜”了。
遇到这种情形，大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将汤分到各人的饭钵中，就着点盐味和辣味狼吞虎咽。
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每餐都是粗劣有限的伙食，这使我刚吃完饭就立即感到又饿了。放下饭钵走出食堂时，我（我发现有些场友也是如此）是从来都不敢正眼看其他还没有吃完饭的场友及他们的饭钵的，因为如果那样，人家就会发现我的目光里充满着赤裸裸的饥馋。啊，那时的饥饿真令我刻骨铭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都没有如此饥饿，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我毕竟还没到“吃长饭”的年龄，更没有参加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
虽然我们过着极度劳累又食不果腹的生活，但我们却并没有感到半点委屈和不幸，相反，我们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们下到了省委书记所蹲的“点”上，与省委书记为邻。
几乎在我们下乡到樟市的同一时间，湖南省第二号人物-省委王书记，和省军区副司令员彭将军、省委统战部官部长，还有广州军区副政委晏将军等省委及部队的高级领导也来到了樟市，在这里“蹲点”，搞起了高标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省委书记和将军们就住在与我们场舍隔壁的一幢大屋里，我们能常常见到他们，并有机会请他们在我们的日记本上题几个字。这些都使我们兴奋，甚至自豪。而更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这个由长沙知识青年组成的新农场的场长，是省委王书记亲自指定、从领导以前的“点”上调过来的长沙知青模范邓云玉。
邓云玉是1963年高中毕业生，虽然下乡只早我们两年，但她的年龄却已经25岁了。
父亲是中南矿冶学院勤杂工的邓云玉，小学时代据说是在她那远离省城的老家乡下度过的，不过念初中时，她到了长沙，而且是我妈妈的学生。
在考大学虽靠家庭出身，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要看学习成绩的1963年，她由于学习成绩实在太差，所以虽然有个工人阶级父亲（可惜不是高干），算得上“苗正根红”，却仍旧没能考上大学。
也许是从来就没有穿过漂亮衣裳，也许是思想革命化，尽管邓云玉已经被省委王书记提拔成了国家干部，但衣着却仍旧朴素得惊人。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她都是穿着那套已洗成灰白色的、男式的干部服。从面部看，如果不是鼻梁上的那副近视眼镜，她简直就是个农村妇女。不过，她穿着干部服时的形象，如果不是那套干部服太旧的话，却颇有几分像文化大革命中穿着军服的中央首长江青。
虽然，我们为有邓云玉这样一个模范人物当我们的场长感到骄傲，但很快我们就尝到了由这样的人当领导的滋味。倒不是由于她命令劳动委员肖利萍每天天不亮就拼命地吹哨子，催促我们起床开工，并且不到夜幕降临不准收工；也不是因为我们在她手下，干着粗活重活却连肚子都塞不饱；而是因为每天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劳累之后，晚上她仍不放过我们，不让我们得到应有的休息和必要的睡眠。
每天收工以后摸黑回到宿舍，迫不及待地奔进食堂将几两饭吞进肚后，一个囫囵澡还没有洗完，政治学习的哨声就一遍紧似一遍地响了起来。去集合如果迟了一点，招来的必是一顿劈头盖脸、严厉尖锐的批判。
我们的政治学习分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中在自己农场学习；另一种则是或集中或分散到附近的樟市大队部，或各生产队去向贫下中农学习，即参加由省委“社教”工作队组织的社员大会、忆苦思甜大会、斗争“四类分子”和“四不清”干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