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教书以后，我的读书时间就比较多了。而且礼拜天都要放假。于是我每个礼拜六都要搭王大爷开的公共汽车回成都去，王大爷他免我的车费。按预定的时间（星期天下午）到韩文畦先生处听他讲课。韩先生是内江人，是我父亲的战友，1949年以前曾任西康省教育厅厅长、民主同盟成都主委，1949年后任川西行署农林厅副厅长，后任绵阳专区副专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我是1963年就向他拜门，成为入室弟子。他合儒、释、道为一体，精于诸子百家，精研佛家的“唯识学”而汇通各派，又善于书法，主张篆隶结合，长于章草。他指出：“作人至不易，必具学识气量，乃能卓立于天地之间。有学，乃能照微烛幽；有识，乃能审是辨非；有气，乃能任难安险；有量，乃能容物济世。吾虽老，仍不可不奋发，以求克终之美。”他还指出：“少年中年晚年皆怕内心无聊。无聊乃最危险之诱因。
一切犯礼干纪伤人害己之罪恶，皆可从此引逗而出，甚可畏也。”
韩先生的至理名言不少，非常启迪人的心灵。他给我讲文学、历史、哲学（包括佛学）、艺术、书法。20世纪70年代初他从关押所释放回家，无生活来源，仍勤奋学习和着述。
我每个星期都要向他问道，并经常为他带棉花根（他当成黄芪熬水喝）。他非常看重我，经常鼓励我，他的教诲使我受用终生。
我极其爱好书法。书法是我小学三年级时母亲给我发的蒙（现在看来发蒙的时间都晚了），但随意性的练习居多。初中时我考进了成都市少年之家的书法组，指导教师是十三中的老教师陈道尊。1963年，韩文畦先生也给予书法的指导。从1961年开始，我的书法练习直到如今从未间断，已经有46年的时间。下乡的12年是我书法学习的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阶段，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下乡是背着背篼去的，除了被盖衣物外，就是书、字帖和笔墨。出工一天，背痛腰酸也不顾，吃了红苕汤，立刻就在冒着黑烟的煤油灯下练起字来，旁若无人，全神贯注，直到深夜。我开始练习的内容主要是唐楷，后来又参照郑诵先编的《字体源流浅说》的隶书图版练习隶书，可谓盲人瞎马，画像了事。1966年初龙泉山掀起了厂社结合、学大寨改土的热潮，东郊十二信箱到我们生产队支援，大部分都是教师。腊月间，我同十二信箱的教师们一起写春联慰问贫下中农，我的隶书获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对我鼓舞很大。后来我还给水库题字，写毛主席语录碑等。1970年我在四伯父朱炳先的带领下，拜着名书法家刘东父先生为师。东父先生同我家有亲戚关系，我叫他表爷爷。表爷爷是着名大学者刘咸炘先生的嫡传弟子，我称咸炘先生为舅祖爷（我祖父是咸炘先生的外侄）。刘咸炘先生不仅是大学者，而且字也写得非常好，可称为大书家，韩文畦先生都非常称道他。刘家的书法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使我眼界大开，书艺猛长。表爷爷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学问渊博，诲人不倦。他写字非常讲法度，真、草、篆、隶各体精通，小楷榜书无所不能。他慧眼独具，看了我一次小篆的练习，就认定我很有感觉。通过几次篆书练习的检查，他老人家十分满意，并慷慨地将《邓石如篆书十五种》借与我临习。他十分满意地告诫我：“你的篆书五年之后必有成就！”在东父老师的指导下，我每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进行行书、隶书、小篆三体并行练习，从不废止。到了星期日上午，我就上老师家接受检查指导。每次检查指导后，他就为我示范。我的书法艺术和书学理论研究有今天的水平，确实来之不易。我应该感谢表爷爷的指导，更应该感谢乡下恶劣环境的煎熬和锻炼。
1971年暑假期间，我又拜草堂寺的孙受昌师傅为师，学习刻字。刻字与书法是相通的，师傅又很有名，武侯祠的《岳飞出师表》就出自他之手。一个假期过后，我的刻字作品就获得表爷爷和徐无闻老师的赞许。后来我回城了，虽然理发不搞了，但刻字却挣了不少的工钱。如今我起码有一万多册藏书，这些藏书就是用刻字的工钱买的。
文化大革命的前期（1966年至1969年），我们茶店的知青经常回成都。有一段时间武斗厉害，我们甚至不敢返回乡下。就在这个时候，我经初中同学郝传贤介绍，认识了成都市歌舞团着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杨通六。他是重庆巴县人，为马思聪的高足，曾获得西南小提琴演奏比赛一等奖。由于他的档案上有胡风嫌疑分子的记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被打成牛鬼蛇神，靠边站。我经常去看他，并帮助他处理一些事务。后来，他们团里的职工要全部集中，排练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家中四五岁的两个小孩子无人看管，我就主动承担了为他们管理家务、照看两个小孩的任务。家务不外乎就是做清洁、买菜、煮饭、洗衣服等，而照看小孩就任务重了，睡觉起床、拉屎拉尿、穿衣吃饭，什么都要管。更重要的是每天还要定时督导他们练琴……我也在杨通六老师的辅导下，从持弓持琴开始，一直进行到《开塞》、《克勒策尔》等小提琴练习曲的练习和一些学生协奏曲的演奏练习。他还指导我们拉了一些中外小品。他的练习非常严格和正规。他对音乐的敏感力、洞悉力令我惊讶无比。从此我对音乐的理解上了一个新台阶。回到乡下我依然每天坚持在煤油灯下进行书法和小提琴的练习，持之以恒，在苦难的生活中享受着艺术熏陶的乐趣。在石经小学任教时，我用小提琴教学生的音乐课。小提琴是一种极其难学的西方弦乐器。它的弓法、指法、音准都十分严格，只有能吃苦者，有恒心者才能获得收益。那时成都市京剧团在石经寺排练《海港》，邀请我加入他们的乐队参加排练，并且有可能被录用。有一天团里的军代表田复权找我谈话说：“小杨，如果我们不录用你，那就是你的家庭出身问题！”是的，我非常懂他话中的意思。不过龙泉驿区文化馆知道了我，他们将我吸收进文化馆的乐队，担任首席小提琴手，虽然是业余的，虽然同学校的教学工作偶尔有矛盾，但我非常满足，因为音乐拯救了我的灵魂。
在农村的十二年是漫长的，是不堪回首的。试问，十二年怎么能“无悔”？
对于我十二年的知青生涯我是十分悔恨的。正如别林斯基说：“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虽然不断向上的求知欲和不屈不挠的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拯救了我，使我没有丧失做人的准则，使我没有在严酷的毫无人性的社会中沉沦，使我没有成为庸庸碌碌的斗志全无的小人。
虽然我通过拼搏，上了大学，成为历史学文博学教授，成为书法家，但是在“耳顺”之年，我仍然对上山下乡运动让近两千万知青，乃至整个国家付出的无法弥补的惨痛的代价感到无比震惊和痛心。
最后我不禁想到了我们这本书的书名-《无声的群落》，我想我们未必是无声的。
朋友，你说对吗？
作者简介
杨代欣，又名朱欣，号西蜀农夫。1964年毕业于成都十六中，于1964年11月30日上山下乡到成都龙泉驿区茶店公社石经大队十一队落户。现为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四川省社科联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教育委员会主任、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民俗学会副秘书长。
倔强的树
邹克纯
大巴山满山遍野都是树，但我最忘不了的还是那些在乱石缝中破土、在狭窄山沟里拼命长高的树。
“文革”前夕，在贯彻阶级路线、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氛围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尽管品学兼优，却因为父辈的所谓“历史问题”，不得不面对中考、高考不予录取、不宜录取的残酷现实，无奈地选择了走向大巴山的上山下乡之路。从十几岁到三十来岁，我们背负着一种原罪的潜意识，十分虔诚地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深山老林里最原始落后的农业劳作，以至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以后，许多人的知识、技能却跟不上社会的变迁，难以自拔地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
但另一方面，我自己以及我所看到的不少老知青朋友却又仍然能以超乎年龄的充沛精力，去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实践人生劳作，并不时让一些年轻人感到惊讶，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四十年前大巴山上那段艰难的知青生涯。
大巴山以及大巴山的经历由是成为了缠绕大巴山老知青一生的情结。它是一个梦魇，又是心灵中的一方净土，正如桑德伯格所说：“人生就像一颗洋葱，你只能一层一层地把它剥开，尽管有时你还得为它流泪。”
很小的时候，我就从大人们口中听到了“川北苦寒之地”这个说法，没想到，后来命运真的把我抛到了那里。
在毛泽东时代，“消灭三大差别”是妇孺皆知的社会理想，城乡差别就是“三大差别”
之一，而大巴山那地方则是放大一号的“差别”之地。
“瓜菜半年粮”只是道出了一般农村的穷困，对于大巴山的农民来说，这已经是比较宽裕的生活了。记忆中，我每年只能分得120斤毛谷子，加上红苕、洋芋，也就能勉强维持四个来月。有时饿慌了，就去寻山上野生的红子，大把大把地勒下来，往嘴里填。新米出来是知青们高兴的时候，我喜欢在门前的花椒树上掐几片嫩叶，捣碎了，和上盐，加在新米饭里吃，那种美味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极度的穷困，山里世代流传着一句让人心酸的俚语：“碗米的恩人，斗米的仇人。”
记得当年我曾读到一段恩格斯的话，大意是：在这里，食物的人世形态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食物的抽象概念。恩格斯的话给我的感触是很深的，我由此深深地同情大巴山的农民，也同情自己。
1969年社办茶场撤销插队后的一段日子尤其艰苦。我跟刘德齐、苟源基、罗世英插队到了万源县草坝公社三大队五小队。这里的地名叫张家坝，乡民有时也叫它“五指坝”，因为坝前有五条深沟夹峙的山梁，就像一只左手反扣在大地上。年老的乡民有些无奈地对我说，因为“手背”朝上，只有筋没有肉，所以张家坝的人穷。不幸的是，我们几个知青恰恰住在“无名指”与“小指”的交接处，这似乎就更不吉利了。
张家坝熟田熟土很少，和大巴山许许多多地方一样，至今沿袭着一种非常原始的生荒地耕作方法。人们先用刀口一尺来长、镶着木柄的弯刀将斜坡上的树木杂草砍倒，用木杈将树木杂草叉到山坡下，码成一条“长龙”；然后用宽口的“月亮锄”铲掉斜坡上一层土皮，将土皮覆盖在“长龙”上，点火烧成草木灰；最后在铲得光秃秃的斜坡上点包谷、种洋芋，草木灰就用作播种的底肥。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一首巴渝竹枝词中描写道：“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一千三百多年前刘禹锡描绘的刀耕火种情景，居然像是当日大巴山的生动写照。其实，刀耕火种还可以更远地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荏苒的时光仿佛在穷乡僻壤的大巴山凝滞了。
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必然超负荷地劳作，我们跟张家坝的农民一道，每天疲于奔命粗糙地拨弄着自己的土地。我们总是半夜就起身，夜深才回家；往往出工时在一道坡前，收工时却已翻越了好几座山坡了。极度的疲劳使我总想睡觉，哪怕是数九寒天，只要生产队长工间休息的哨声一响，我都可以立即倒在冻土地上睡过去。
这是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现象：就在城市近郊农民为可怜的人均三分地犯愁的时候，我们却在为广种薄收的人平三亩地苦恼。更可叹息的是，大巴山的农民从未想过、也无从想到怎样改变这种世代劳苦的命运，那里的农谚理直气壮地认为：“毛干毛干吃饱饭，过细过细吃个屁！”
每天黎明前，生产队长来敲门催工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这时我最感劳累困倦。
放松的身体仿佛每一处肌肉都在酸痛，蜷缩的十指怎么也伸不直，要握着农具干好一阵，才能重新伸缩自如。然而，我们仍然得日复一日地跟农民们一起摸爬滚打，因为这就是我们当时别无选择的唯一的生存方式。
记得有一天我们去垦荒，我跟往常一样，迷糊着眼提起“月亮锄”，揣了几个荞子馍馍，就跟着生产队长出了门。
每逢耕作生荒地，我们都愿意带荞子馍馍作中午的干粮，因为劳动量大，荞子馍馍最能持久。农谚就是这样说的：“荞翻山，麦打坐，稀饭吃了当时饿。”然而，荞子馍馍也是最难吃的，记忆中它只有苦涩没有香味；而且颜色黑黢黢的，硬得像石头，一口咬下去上面还会留下几个牙齿印。
由于垦荒总是远离住所，饮水也成了大问题，遇到有山泉还好，有时就只有在野猪滚出的泥坑里喝几口积水。
这天的垦荒地点是在张家坝的山顶上，这里叫“五龙台”，山势险峻，还残留着过去白莲教的山寨。我们在寨前一道陡峭的斜坡上劳动，斜坡下是九十度垂直的石壁。斜坡上的树木杂草在前一日已经砍倒并叉到了崖下，今天的任务就是铲土皮。
铲土皮有一项基本功就是脚跟要稳。开始还好，到后来土皮越积越多的时候，人就很容易滑倒。
我因为基本功不牢，这天又特别疲倦走神，在斜坡铲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滑倒了。松软的土皮带着我飞快地向下滑，一会儿就到了石壁陡立的崖边。我心里一阵慌乱，下意识地将锄头向外一甩，双手不停地乱抓。出乎意料地，我居然抓住了一截浅浅的树桩。
等农民们赶过来，把我从崖边拖上去的时候，我才壮着胆向下望了一眼：高高的崖下是一片乱石。
我没有再继续参加劳动。我的和尚领汗衫已经磨破了，胸膛上沾着青苔和血迹。意外的遇险让我联想到繁重的劳动、饥饿的肚子、贫乏的生活。我独自躺在山寨冰冷的长条石上，躺了好久好久，心境跟山寨一样荒凉……由于几十年匆忙于稻粱之谋，我很少刻意地去回忆大巴山，这些记忆已经显得非常遥远了，但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种种苦难的经历竟然成为了我后半生宝贵的生活财富。回忆大巴山的岁月，虽有悲凉之处，但绝无一丝怨尤，更多的是平静的关注与格外的珍惜，特别是经历了生死关，对人生更是别有一番领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农民们的一个朴素的人生哲理：一根田坎三截烂。
回想大巴山，我还总会想到大巴山的树。凡是大巴山的知青，也许谁都会记得那连峰接岭的树，生生不息，郁郁葱葱。然而铭刻在我心灵最深处的还是那些在恶劣环境下倔强生长的树，哪怕是乱石堆中也要拼命地扎根、发芽。记得在星火茶场的时候，住地旁边有一条名叫“浸水沟”的狭长山沟，沟里的许多树都长得瘦瘦高高的，因为狭窄而拥挤的空间、贫瘠的土壤使它们无法强壮起来，于是它们便拼命长高来努力赢得自己的一片蓝天与阳光。
我由此想到了柏林的一段对于生活的见解：“生活有百分之十在于你如何塑造它，有百分之九十在于你如何对待它。”
这似乎有些无奈的味儿，但也或许恰恰表述了一种心灵的坚强和对命运的抗争！
……不管怎么说，那些无声无息却绵绵不断的平凡的巴山树，肯定是大巴山老知青生命历程中的华彩乐章！
作者简介
请见《冬夜的山路》后的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