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轻时一表人才，又是大地主家庭的少爷（解放前的我家被称为“朱财神”）。他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进步运动，40年代参加民盟。他不仅将家中的大量钱财支援革命运动，而且还将自己的公馆作为革命的联络点和掩护进步人士的重要场所……他被抓进国民党的监狱，受尽酷刑，在被执行枪决前的几小时被营救出狱。他在解放初也被判刑关监，原因是粮押问题。出狱后由于他无工作，在街道上接受管制。每当看到他低着头站在“四类分子”评审会上时，我的心里就十分难过。他尽量低着头语无伦次，他无数次地承认自己有罪（何罪之有？），周围的居民在积极分子的带动下，纷纷起来揭发他的“滔天罪行”，对他进行指责和无休止的凌辱、谩骂……我当时并不仇恨这些人，我只是反问自己，这是为什么？父亲是善良的，从来遵纪守法，从不乱说乱动，况且还参加过革命，对革命也还有点贡献。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被人批斗，被人侮辱，这是什么世道，难道不应该实事求是吗？
经过几十年“炼狱”的锻炼，父亲变得沉默寡言。从1960年起，为了生活，我曾经陪着他上街卖过洋芋饼、煮玉米、红薯；卖过油条、空花糖；后来又协助他开过锅盔大饼店。
但他根本做不好这些，他太“笨”。他已经被整得变态，随时随地都提防别人对他监视跟踪，随时随地都在恐惧中。他一见到居民干部就说话打抖，他一见到下段民警就六神无主，惊恐万分。1965年，他被街道办事处安排去打扫厕所。由于工资极低（每月17元），他开始了十多年在新南门饭馆“味之腴”协助捡碗筷，然后吃残汤剩饭的生活。父亲是我最尊重的人，他待人厚道，做人意志坚强，他忍辱负重，热爱生活。他给了我在艰苦环境下学习上进的信心和力量，给了我坚强、厚道、诚信的处世准则。父亲生前多次对我和弟弟说：“我这一辈子对不起你们两兄弟！”多好的父亲啊，他使我们懂得要有登高远望的胸怀。虽然我下乡12年，他从来“不敢”来看我，但在他的鞭策督促下，我没有倒下去，而是站起来，父亲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在我12年的农村生活中，父亲经常来信，信中他要求我积极上进。下面所录的一封信，是他老人家20世纪70年代初、我刚刚任民办教师时候写给我的：
代欣：
五日投邮给你的信当已收得？代云回来拔牙，昨天同老二一道转龙泉，给你带的红染料一包想已交给你了。煤因他们要走一半路，故不便带，等享志来时带给你了。叶烟若尚未分出，可全交老二带回，并告老二速回，因他们可能分工作了。旁的市区已开始登记学习，他爸爸叫他快回来。
今天，四川省与成都市开公判大会，全省判处死刑的共61名，成都市判死刑15名。我们去参加，受教育很大。一个人应该严守国家一切政策法令，这才是对的。法律是极严的，谁若违纪，一定会遭到严厉制裁。一个人也只有跟着政策走，依着法律办事，才是正路。你应该仔细看看布告，理解政策，对于自己的教育是很大的……
你教书每天时间如何安排的？何时睡，何时起床？伙食何地吃，住处何地？
教学效果如何？学生反映如何？自己体力吃得消否？领导上对你工作效果评价如何？希一并告我。钱若用完了，可来书告我。柜子尚未卖脱，若不急用，缓慢进行，可多卖几文，不知你能等到否？可告我。又，你这工作是再好莫有了，我也觉得满意，既合乎你身体条件，又与你好学习相合，边教边学对自己有大益处，你应该以全力来搞。只能搞好，对自己将来有大好处，更可能得到培养，再读书，深造。总之希你努力为之，切戒。不能缺课，寒暑假才能回城，决不能随便走了；对学生态度要和蔼，万万不能发态度；对女生不能随便了，要有男女界限；不能到学生家随便吃东西，请也不去好些……理发不能去搞了。若社员与同事理可以，但不能要钱了，注意、注意。
君友
3月10日
这就是父亲，一个为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却长期蒙冤受尽煎熬的父亲给儿子的信。尽管他当时是专政对象，虽然他当时已蒙冤多年，居然没有半点怨言，更没有什么“刻骨仇恨”。
高中未考上，肯定是成分问题，我心中十分悲观。生活无着，连饭钱都没有，只有同弟弟一道，在生产组剥花生、剥核桃，一天下来能挣几角钱，勉强维持生活。我当时想，难道这就是有意义的生活？难道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难道这就是我的前途？
终于有一天接到学校的通知，通知中说落榜的同学应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现在共青团成都市委举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第一期，可以报名参加。
我弟弟接到通知后万分激动，态度坚决，表示要听党的话，到广阔的天地中磨炼自己。
但我就硬是激动不起来，因为我当时就认为我们这些“狗崽子”根本不可能被国家重视，只有当垃圾扫到农村去。我这种想法并不是凭空乱想的，因为1964年上半年成都各街道办事处就大张旗鼓地动员过数千名社会青年到西昌，听说这批人文化程度许多比我还低。
弟弟很快就去报了名，并反过来对我进行动员。他说：只有同剥削阶级家庭决裂，划清界限，只有到农村去摸爬滚打，同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他的再三劝说下，我硬着头皮去报了名。然而过了几天，我实在想不通，撤回了自己的报名。
1964年的国庆，青训班参加了人民南路的游行，弟弟也在其中。他很骄傲地向我谈起青训班的情况，不过我更注意到另一条消息，那就是青训班第一期学员有一部分要分到成都龙泉驿区市委机关农场种棉花。到龙泉，离家很近，机关农场种棉花就是农业工人，待遇肯定比农民高。于是，我就向弟弟提出，如果青训班能够分我到机关农场种棉花，我就马上参加。出乎我的意料，青训班的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
我到青训班是1964年10月中旬，在青训班待了一个多月。青训班是团市委办的，直接挂帅的是团市委刘秘书长，下面还有多位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鼓动人的青年干部。
一期的学员95%以上是1964年毕业而落榜的高、初中毕业生，并且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子女，有大资本家的子女，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当然也少不了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这批人成绩一般都很冒尖，思想激进，愿意同家庭决裂，严于律己，乐于助人，上进心极强，书生气十足。他们既不同于1964年上半年成都下乡的知青，也不同于1968年、1969年的“老三届”的知青，更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初那批到云南的支边青年。
1964年11月30日，在初冬的寒风中，我忧心忡忡地踏上了上山下乡去市委机关农场种棉花的漫长的岁月。
农场位于成都东门茶店子，这里是成都到重庆的东大路的一个十分落后的小场镇，只有一条短短的“小街”，没有通电，一切都笼罩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刚刚过后的伤痕累累的氛围中。
当地的欢迎是热烈认真的，但是也是非常做作的，因为这是上级的安排，是一项“伟大”的政治任务。看见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隔在供销社食堂围栏外，以十分饥馋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瞧着我们聚餐吃饭时，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多么痛心难过。尽管我处境困难，但比起当地的农民来总还要好点吧！供销社的食堂数十盏装满煤油的亮油壶冒着浓浓的黑烟，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走进了伸手难见五指的黑暗之中，右拐左弯地来到公社的土坝上，观看了耐人寻味的电影《摩雅傣》。
电影完了，到处是“欢迎新社员”的声音，原来我不是到什么市委机关农场种棉花，而是被分配到生产队去，我这时恍然大悟，但覆水难收啊！
半夜，我们的知青七人小组就在大跃进时的伙食团（公共食堂）房屋基础上为我们改建的“知青点”上住下来。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财务又同我们促膝谈心到凌晨。
天亮了，干劲十足的“新社员”立即投入到坡地改梯地的农业学大寨的农田水利建设中……
保存自己基本情况资料的习惯是我的母亲培养的，因为有她的身体力行，至今我的有关学校读书的资料都较完整地保存着，下乡十多年的一些资料也还有一些。《一九六五年（乙巳年）历书》（附社员劳动手册）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小册子又简称《工分本》，由记分员记载了我从1964年11月31日到1965年10月31日的劳动出勤及每日所得工分情况。
我的第一天出工是1964年11月31日（即下乡后的第二天），评了6个工分，那年队上的工分值（以10分计）为0.23元，也就是说第一天出工我挣了人民币0.138元。
1964年12月我全月出工情况如下：
全月出工27天（实应26天），共评得工分185.7分，其中，改地7天每天9.5分
担水4天每天12.6分不等
浇麦6天每天10分左右
锄草4天（统一评分，未记载）
栽树1天8分
担沙2天9.5分
学习2天9分左右
事假2天
开会1天
放假2天
全月工分为185.7分，即可挣人民币4.27元。这个收入是非常低的，一个月基本上是满出勤，而且是强劳力。当时城市里的二级工人，每月待遇为36元，学工待遇为18.5元。我们一个月的报酬只及二级工人的九分之一，学工的1/4不到，并且强度大大高出二级工和学工的劳动。
我当时17岁，幸好在城市里一直未脱离过劳动，担水、扫地、煮饭都要做。但那是在平地上，况且水桶要轻得多。一位乳臭未干、刚刚迈过童工年龄的城市准青年就担水上山，其强度是可以想象的。
抬石头、担挑子是龙泉驿山区劳动强度最大的农活之一。抬石头有两人抬、四人抬或八人抬，可以集体打拄换肩，进行休息，并且上坡机会少于下坡，四人抬以上都是走大路。担挑子是个人的劳动行为，全凭自己的体力和毅力-忍耐力，茶店公社地处山区，属于深丘，一般从山下挑粪或者挑水到大半山腰，起码都是七八百米，也就是说有一里多路。如果说一里多路是平路还算好，但这是山路呀！山路弯弯曲曲，爬坡上坎，城市里人打空手走都要喘气，何况是担担子上坡。根本没有停放挑子的可能性，担着一百把斤的水挑子或粪挑子硬是必须鼓足气力，一步一步往上撑。冬天寒风凛冽，担担子的人衣服几乎脱完，仍然汗流浃背；夏天，骄阳似火，汗迷糊了双眼，身上唯一的一条火窑裤也只为遮羞。由于剧烈的体力劳动，我食量大增。说来你可能不信，二三两一碗的米饭，一顿要吃七八碗。农民却非常羡慕我们“新社员”，因为我们吃的是精白米干饭。（头一年国家每月有粮食供应。）他们一年以杂粮为主，吃红苕汤、玉米糊、小麦糊等，吃白米干饭的机会很少。
记得我挑担子最远、最艰苦的一次就是同全队的男劳动力一起挑公粮送到山泉铺粮店去。我挑的是豌豆，有130斤，要走上坡路15里。挑了回来，精疲力竭，浑身骨头都似散了架，累不堪言。
我要感谢苍天，在那么小小的年纪担那样重的挑子我居然没有致残。担挑子锻炼了我的劳力，增强了我必须战胜困难的信念，练就了一身铁打的筋骨。当然也使我后来较早地发生了椎间盘突出症，还使我的饭量过大，使胃下垂扩张，为现在的身体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
下到茶店公社的一期青训班的几十名知识青年（当地称我们为“新社员”）大多思想激进，在校成绩优秀，但家庭背景都不好，有国民党将军的子女，也有资本家的子女，还有右派的子女和地主，伪军官的子女，都愿意同家庭分清界限，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
我们的知青小组一共有七人，其中女的三人，男的四人，高中毕业的四人，初中毕业的三人。我们的组长老姜，为1964年毕业的四中高才生，曾获得1964年成都中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他因为父亲是伪军官而高考落榜。今天的高中毕业生如果有这样的成绩，不是上北大就是上清华，肯定会出国，而且极可能成为中国知名的专家。不过还算好，由于自强不息和发奋努力，他后来成为公社广播站的负责人，接着是龙泉驿区广播站的负责人，最后退休于成都广播电视局有线电视处处长任上。他是一位非常执着的江西共产主义大学迷，他做梦都想办共大，现在也是如此。
小组的七人头一两年实行的是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也就是完全的大锅饭。大家轮流值日煮早饭和晚饭，中午女生煮饭，男生种自留地……到了年底分红，我们小组最高的也只有100元左右，最低的只有几十元，所幸没有人倒补。由于第二年（1966年）国家停止了对我们的生活补贴，我们就将分得的工分钱全部投入第二年每月的开支中。也就是说尽管我们都有“远大志向”，但都不能自己解决温饱，零用衣物及医药费用，仍然需要父母的支援。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们离开农村为止。
在下乡的头六年，我干过很多农活，当过果树管理员（龙泉山成为全国知名水蜜桃基地有知青的一份功劳）、农田水利建设的爆破员（打装炸药的孔，并负责用火雷管或者电雷管引爆）、理发员、面房会计、生产队的保管员等多种职务。
刚下乡时，我们知青小组就带去了全套理发工具，有推子、条剪、梳子和扫刷等。因为我在1958年上小学时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学的就是理发，所以在大家相互理发中我就得以鹤立鸡群。本生产队的社员也纷纷找我理发，我也乐得助人。山区交通闭塞，农民买点东西、理一次发都要跑很远的地方，十分不便。一位生产队干部提议，干脆让杨代欣逢场时在保管室门边摆一个小理发摊，说不定生意还不错，收的钱上缴生产队，给他记工分。又有人说，摆摊可以，他会用剃刀，不如让杨正建同他一道，一个用推剪，一个用刀子，岂不是更好。
我用毛笔写了“理发”两个大字，将它们贴在保管室大门的两边，再摆上简陋的桌椅，还有面盆什么的，山村的小小理发店就开张了。理发每人一角钱，大半天下来，可以有三四元的收入。我用推剪剪样式，杨正建负责修面和剃光头。杨正建有四十多岁，既是种庄稼的好把式，又是一位颇有资历的道士。他手很巧，嘴会说，龙泉山歌也唱得极好，能唱很多曲牌段子。他的夫人与他分居，因为感情不和。又听说，杨正建因为在鸣放时提出农业机械不好用的意见，受到过处分，不过没有戴右派的帽子，原因是他还不够资格。
其实，杨正建是一位做事认真的农民，我从他手上学会了剃头的一整套技法。那个时候，大多数农民都舍不得花钱上街理发，而是在家里用土刀子剃头。土刀子就是铁匠师傅打出来的小刀，有一木柄，经专门的磨刀石粗磨细磨后，锋利无比，刀口呈黑线一根。磨刀很考究，要端平，来回要实在，最后朝自己身前收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