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此开始了人生中最绝望最黑暗的几个月。七月壮志高考，八月望断录取，九月梦断工作，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学校开学了，读书的读书去了，工作的报到去了，街市依旧太平，阳光依旧灿烂，唯我却觉得暗无天日，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我最怕的是白天，怕出门，怕见人。人们都知道我是高考落榜，而且连工作都没有分配，我却无法解释，无法说明，困住我的是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鬼打墙！我回避了所有来看望和安慰的同学，早上不等别人出门上学上班，我就出门去了，在外一直待到天黑以后才回屋。开始是漫无目标地在街上走，在河边走，哪里人少哪里走。公园是不能去的，那要买门票。这样大概有十来天，后来我终于寻到了一个去处-省立图书馆。这里距我家有四站汽车路，走路40分钟，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半全天开放，不收费，来的人也不多。此后我便怀揣两个馒头或一只锅盔作为午餐，从开门到关门全泡在里面。感谢政府提供了这个场所使我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这时因还未“文革”，古今中外名家大师的书都开放，借阅也方便，而且环境安静空旷，偌大的阅览室，常常就几个人，有时还就我一个人。我就在这里上穷碧落下黄泉，希望先圣先贤们能够洞开心结，指点迷津。绝望之人常发叛逆之想。我自信父亲没什么问题，就算有什么问题，与我何干？
凭什么应该我来承受？中国有株连问罪之举，但那是在封建社会；有父债子还之说，但那是经济问题；有冤冤相报之事，但那是私人间的狭隘作为。我怎么也不明白，社会主义祖国、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怎么会奉行这样不合理不公正的歧视政策？不是都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吗？解放时我还不到三岁，旧社会什么样子连记忆都没有，我凭什么要对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承担连带后果？这里一定有什么错了。虽然对于整个困惑着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彻底想清楚，但我坚信自己是受到了不应该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原本满眼光明的景象现在布上了阴影，我开始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了。
这样的时间大概有三个月，直到有一天突然听说成都团市委办了一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不填表，不政审，不体检，只要报名就行，而且进去后就管饭，还不交伙食费。第二天我便背着被盖提着瓷碗进了这所当时设在梁家巷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内的“青训班”，走进了上山下乡的行列。后来才慢慢了解到走进这里的绝大部分都是和我类似的情况，大家幽默地概括为：“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原来如此啊，还何必让我等白下一回考场！
我第二次参加高考是1977年，这是自“文革”废考以来首次恢复高考。我从报名、考试、考后、录取，一波三折，经历了一系列的偶然，充满着传奇性和戏剧性，最终得以结束知青生涯，再做学生。
当报纸和广播宣传恢复高考时，我已下乡当知青13年了，论说早已不“青”。按宣传的口径是主要针对老三届，即1966、1967、1968几年因“文革”未参加过考试的高初中毕业生，显然我不在此列，也未作此非分之想。这时我正在下乡所在地的公社小学做民办教师，但教的不是小学，而是高中。这是因为一年多前我们那位公社书记突然发了奇想，决定放颗“卫星”。他说既然原来的小学已经“戴帽子”办了初中班，那就“再加一顶帽子”
办个高中班。就他一句话，学校腾出一间废弃教室，又弄来几个“四类分子”出义务工，把地刨平，和一摊稀泥把墙壁的大洞小眼补一下，教室就成了。没有桌凳，宣布由学生自带。核心的问题是教师，谁来上课？原有的公民办教师都不敢来出这个头，对一片物质和文化同样贫瘠的土地来说，这还真是个难题。书记下令在知青中找。我当时已被聘在一所县属中学代高中语文课，公社和学校找到我，许以评计优厚的工分待遇，外加每月11元的现金补贴。算来比当时我代课的收入还多，而且离家近，还可照顾自留地。更主要的，我是下在公社的知青，户口还在公社，代课的学校又无法帮我拨出户口转正，鉴于这些考虑我便同意了。但我一个人也不行，便又从66级高中毕业的知青中选了一位成绩优异者与我搭档。我们两人一合计把课程一分，他教数学、化学、外语，我教语文、政治、物理，这离奇而简陋的民办高中班就正式开张了。
这时高中学制已改为两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们教的这个班也面临毕业了，这些学生也都要报名参加高考。全公社组织报名填表等事务是由我所在的学校在办，和我搭档的那位老师是高66级的，报名参考是正份，我根本不作此想，只在全力帮助学生备考。
初步的报名登记已完成，学校的一位副校长就要拿着材料去县招办送审并领取正式的报名表。平时大家是同事，很熟，经常开玩笑，在他走时我就开了句玩笑：“老陈，给我也混张表回来，我也报个名去考一盘嘛。”他下午就回来了，笑着说：“我还真给你混了张表。”原来那天去领表的人太多，招办人手不够，无法一一审查各地报的材料名单，只叫报个数字就领表，他就多报了一个多领了一张。表是到手了，但他也说：“你考不考得成，只有天知道，我估计多半没门，填也白填。”我说就当开个玩笑，当即就把表填了还给他，心里确实也没当回事。
直到临考前发放盖有招办印章的准考证和志愿填写表了，不想还真有我一份，看来是真可以进考场了。我这才认真起来，慎重填写了志愿表。时过境迁，现已是而立之人，再不敢像13年前作非分之想，我选的专业是中文，学校是清一色的师范，在是否愿意服从调配栏，我写上：“愿意”，又加上：“任何学校都可以。”因为是报的文科，这才赶紧去找几本历史地理书来翻翻。考试很快过去了，坦白说我觉得考得很不满意，特别是数学一科，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其他科题又太简单，拉不出差距，特别是语文。
还没待认真总结反省，第一次警报拉响了。公社通知我，说县招办打电话来，我的情况弄错了，我是没资格报名考试的。我一听脑袋嗡的一声，果然又白考了一回。同事们都很同情，老陈说：“你自己到县招办去说说嘛，看他们能不能放一马。”管他的，心想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第二天我就去了县招办。接待我的是一男一女两位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一见到我就不住地道歉，说由于他们工作疏忽，我不属于老三届，是不应该参加考试的，让我白考了一回，很对不起。而我这时已经想好了申辩的理由和依据。我说你们先别忙道歉，我是有资格参加这次考试的。你不用管我是属于哪一届，这次规定是年龄不超过30岁（含30岁），这一条我是符合的，就算我没有读过高中，以同等学历的身份仍可以报考。
他们对视了一下，觉得有些道理，又找出我的报名表来看，对于所填出生年月他们似乎有些怀疑，我说可以到公社查户口，他们说公社的户口不准确，不能为据。我说我还有证据：我从包里一股脑掏出保存多年的小学、初中、高中毕业证放到他们面前，每张毕业证上都明确写着毕业时年龄，分别为11岁、14岁、17岁。这样算来我确实未满31岁，这条杠子通过了。他们翻看着毕业证，发现在初高中毕业证的背面都印着各科毕业成绩，不由惊叹起来：你的成绩好得很哟！那位女的还加了一句：当年怎么没上大学呢？我苦笑了一下：“运气不好嘛。”还能说什么呢？
他俩的态度变得很亲热，便同我商量这事该怎么办，说毕业证确实能证明年龄没有超。但那时没有复印机，不能复印一份怎么办？我说算了，我把这些毕业证都交给你们了。那男的说你要想好哟，我们给你放进档案里就永远也取不出来了。我说不用想，放吧，反正就这一回了，我不会再参加考试了。这些毕业证应该至今还存在我的档案里，我也真的永远见不到了。
又过了一阵子，第二次警报拉响了。在县城工作的一位朋友专程赶来告诉我，说他有个朋友是县招办的工作人员，他曾委托其了解我的情况，昨天别人告诉他说出问题了，发往成都关于我家庭情况的函调被退回来了，这样我就没有家庭的政审材料，将不能上报。我问是发到哪里的，回说是发到我母亲工作单位的有关部门。我心里一默，知道糟了。当时我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住家还是老地方，父亲已去世，母亲在另一个派出所辖区的街道生产组作计件零工，有活就干。我在表上填的是母亲工作的街道生产组的名称，想必那函是寄到该生产组所在的公安派出所了，小小的生产组哪有资格收这样的政审调函，而当地派出所又哪里知道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生产组，即使知道也查不到有关我母亲的任何情况。我跟那位朋友说让他转告他在招办的那位朋友，可以向我住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发个函，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十年，派出所是了解情况的。心想他们来抄家和传讯关押我父亲都有好几次，还能不了解？他马上跟那位招办的朋友联系了，但回话说来不及了，他们不可能再发函，材料过几天就要上报。
我觉得一下掉进冰窖里，又是政审？13年了还是没有摆脱这个怪圈。政审是秘密进行的，本人并不知道，也绝不与本人见面。现在我知道这情况是通过朋友的朋友的私人关系，我无法直接到招办去说明，甚至请求他们我愿意自己出钱请他们派个人同我一道去成都，找到我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就可以拿到相关材料。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我如果到招办去一说，人家只问你一句：谁告诉你的？不但事情办不成，还会连累了朋友的朋友和朋友，还不知道这样的泄密该当何罪？我真是又遇到了鬼打墙。朋友说你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能有什么办法？我自己回成都去找派出所请他们给招办发个函？可这能行吗？且不说我们是那样的家庭，又不认识一个人，就算转弯抹角能找到个人，可他敢发和能发吗？招办没有去函要，他们凭什么发？冥思苦想到半夜无计可施，看来是要又一次天绝了。天快亮时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在成都工作，是在一个国营厂里当工人，大家都是同一个父亲，也许可以请他找厂里出个父亲已死的证明寄给招办。和朋友一商量，他觉得也只有这样了，如果办得成，起码能说明那遗患无穷的父亲已死了。
本来父亲已死的情况我在登记表上写得清清楚楚，但按政审程序那不作数啊！
第二天天不见亮我就出发了，走了四十多里到西昌县城，找到邮局给哥哥挂长途，简要说了情况，请他立即办，我就在邮局等回信。中午时分他的电话来了，说厂保卫科不同意，他们无权出我的政审材料。我把着听筒不放，又说老哥，这实在太重要了，你再去说说，不要什么材料，只要他们出个证明，说明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弟兄，我们的父亲是同一个人，1972年已死就行了。他又去找保卫科，也许看在他是老工人的分上吧，好说歹说，对方同意出了。几天后那位在招办的朋友辗转告之收到了，但说那是个啥东西，不像个政审材料。
政审，政审，13年前我就深知它的厉害了，下乡后也有两次招工被生产队、大队、公社推荐，但一到政审就立马被枪毙了。连回成都去区交通局运输队拉架子车都说是政审不合格，幸好当农民不需要政审，否则我真不知这阳光明媚的天底下还有什么我的去处。
开始发放录取通知了，和我搭档教那个高中班的知青也已接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就是和我们一同参加考试的学生也有三位接到了录取通知。我已判定无望，心如死水，不再作此想。生活还得继续下去，便埋头种自留地。务自留地虽然被定为资本主义尾巴，但要吃饭也顾不得了。
通知书好像已经发完了，我也不再想这件事了。有一天突然听说公社邮政代办所有一封我的录取通知书，我不敢相信，直到把信拿在手里还是觉得有些像做梦似的。只见信封上明明白白写着公社、大队、小队地名和我的姓名，发信人是：西昌师范学校。我懵了一下，西昌师范是中专，我这样的年龄怎么还可能被中专录取，是不是搞错了？拆开看后算弄明白了，录取的是西昌师范高师班，后有括号注明：大专。（一年后迁址更名为西昌师范专科学校。）那么这一切是真的了？我在心里不断对自己说：是真的了！是真的了！我无法描述当时那种振奋和欣喜，只觉一股热血直抵脑门，顿觉天旋地转，似乎整个人都要飞出去了。从17岁到30岁，13年，13年了啊！我想即使13年前接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也不会比现在接到“高师班”的录取通知更让人振奋和欣慰。那时是少不更事，心比天高，以为世界就是自己所见到的样子，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哪里知道真正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是那只自己永远也见不到的手。现在却是经历了数不尽的失望和磨难，知道在自己身上永远压着那可以窒息一切的冰山，已经下死心种一辈子地、当一辈子农民了啊！
我是按规定时间最后一天下午去报到的。一进校门就见一位教师模样的人叉着腰迎面站着，正打算向他打听一下在哪里办报到手续，他却手一抬直指着我，大声说：“唐龙潜，你终于来了！”我大吃一惊，团团迷雾从心中升起：他是谁？为什么认识我？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还有什么叫“终于来了”？难道我还会不来么？我不好问，他也什么都不再说，但却亲自带我去报到处办理了全部手续。
谜底是后来慢慢揭开的。这位老师姓刘，是20世纪60年代从上海华东师大毕业分到西昌来的，后来教我们的哲学课，当时他就是学校招生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我，在决定录取我的时候他们是担了风险的。我的材料并未送省招办，早已被打入另册，他们是看到我的考分实在高才提出来研究的。按政审我是不合格的，但大家看在我已下乡13年，所在小队、大队、公社三级评价都很好，特别是我代课的那所县属中学对我的教学情况给予很高的评价。再考虑到“高师班”的学生毕业后也就是教书当教师，政审标准是不是可以稍微宽一下。反复研究了几次，最后大家共同签名承担责任录了我。我真是听得冷汗淋漓浑身发麻，好险啊！最后我问：“刘老师，报到那天你怎么一下就能叫出我的名字？”他说：“你的照片我们都看了多少次了，还记不住？再说那几天我都在注意报到的情况，见你一直没来。”我顺势问道：“你那天说“终于来了”是什么意思？”他笑了笑：
“我怕你看不起我们高师班嘛。”我很想问问我考试的具体分数，更想问问我那档案里关于父亲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但我不敢再问，恐怕他今天说的这些已涉及到违反纪律泄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