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5年自重庆五中初中毕业下乡的知青，先到四川省邻水县三古公社五一林场，1968年撤场插队后落户在三古公社华尖大队三生产队。1977年高考时，我已在农村生活了12年。在我前前后后下乡的知青都已陆续返回重庆，而我却是山穷水尽无路可走：招工无望，顶替无门，连想作假办个“病残知青”都无从下手。
也难怪，那年头“黑五类”子女倍受社会歧视，我的家庭似乎还要“黑”得彻底一些。
父亲年轻时本来也就是个职员，可他加入了国民党，历史就不再“清白”；后来又和国民党中统沾了边，性质就更加严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父亲几年时间都找不到工作，后来刚有点工作的可能却又病故了。母亲原是父亲偏房，与父亲素来不合，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变了，即跟父亲离了婚，一个人要强地抚养着四个儿子。年轻的母亲追求“进步”，虽然儿女负担沉重，但还是努力考入了西南革大，毕业后在重庆银行学校当上了教师，情况看起来似乎比父亲好一点。可是，母亲是个心直口快的人，1957年反右斗争中，她不断给领导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从此也被彻底划入了另册。“文革”
中母亲的处境雪上加霜，造反派大斗“牛鬼蛇神”，她的右派问题又被翻了出来，再加上父亲历史问题的阴影，于是遭到接二连三的批斗。母亲不堪凌辱，上吊自杀，幸好被人及时发现救下。当时母亲身体尚热，若及时施救是能够活过来的，可大队书记竟然说“这种坏人还让她活着干什么”，令人用锄头猛击母亲头部，当即结束了她的生命。在那个人性沦丧的时代，母亲就以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辞别了人世，并且还被定了一个自绝于人民的吓人的罪名。
像我这种“双黑”家庭的子女，自幼便注定要背上为父母“赎罪”的沉甸甸的重负，尽管父母离异时我仅有一两岁、父亲病故时我才三四岁，我连父亲的长相都没有一点印象。
高中大门向我关闭就是对我的一种示警，堵绝我脱离农村的种种出路，那是真格地要我为父母“还债”了。
除了难堪的家庭问题，更要命的是“文革”中我成了当地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文革”初期，知青们大多卷入了毛泽东掀起的疯狂的红色造反浪潮，我在其中也十分活跃。
也许是母亲直言快语的基因无形中传给了我，在造反派狠斗当权派的过程中，我对公社一二把手的胡作非为特别不留情面，因此被他俩恨之入骨。由于我一向口无遮拦，在许多小事上也引起了领导深深的忌恨。一次秋收时，公社当权派们被我们叫来抓革命，促生产，在林场山下凤凰大队的点上帮我们收割谷子，碰巧我和公社书记陈某配对，他在前面割谷，我在后面挞谷。我劳动是一把好手，挞谷子挞得快，他割谷子总是跟不上趟，于是我便不断地对他冷嘲热讽：“怎么啦？当官当久了，四体不勤，不会劳动了……”搞得他手忙脚乱，狼狈极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些不检点的言行也给我种下了祸根。“文革”后期，公社当权派们逐渐官复原职，我的灾难便开始了。他们一直图谋报复我，除了追究我的家庭出身，还悄悄搜集我“反革命”的证据。当然，他们意图报复的知青本来不止我一个人，但我肯定是首当其冲。
我的一项罪名是盗卖国有林。那是1967年武斗期间，林场已开始涣散，知青们纷纷离场出走，只有我一人还待在场里。恰恰遇到公社粮站、卫生院等单位的人来买树木，我就卖了一些给他们。卖国有林的政策我是知道的，因为以往就是我与林场会计一起经手场里的林木买卖，只要买树的人有砍伐证，并且按国家规定价出售，就可以卖给他们。到1968年底撤场下户时，我把钱与我用白条写的账目一起交给了管知青的古社长，他叫我与他一道把近两千元钱存入了公社信用社。撤场下户后，我们几个结了婚的知青因无钱置买家具，也砍了几棵树回来做家具。这些都被当权派用作了整治我的把柄。他们先把我和几个知青朋友分别招进“学习班”，然后悄悄抄了我们的家，想从我们的日记等文字方面抓罪证。虽然最后一无所获，但他们还是强行给我定罪：私人盗卖林场树木。我与古社长一道存入公社信用社的近两千元钱也被他们无耻地说成是退赃。
更为可笑的是，为了搜足我的罪证，他们竟然还利用我那名为知青实则文盲的妻子。
妻子是地道的“红五类”，而我是不折不扣的“黑五类”，我们夫妻间日常发生了口角扯皮，我那不懂事的妻子便会去找组织倾诉。公社的头头们一时大喜过望，不惜笔下生花，滑天下之大稽地硬把夫妻不和定性为搞阶级报复。他们随后把我的材料上报了县公安局，企图把我弄进牢狱。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公然反抗他们的报复，抗拒他们的批斗，驳斥他们无中生有的诬陷，并给毛主席写告状信。因为怕他们卡信，这些信我都是跑到大竹县、垫江县去发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写给毛主席的信最终都层层转了回来，不过他们也因此有了些顾忌，厚颜无耻地对我说：“我们也不抓你了，就这样长期批斗你，看你怎么办！”
这就是当年我在农村的处境，试想，招工还有我的份吗？顶替也是天方夜谭，且不说父母的“黑”身份，只说他们都已远赴天堂了，我又去顶谁的班呢？
1977年的恢复高考无疑是我可遇不可求的一线生机，这时候国家政治气候开始转暖，而且全国性的政策一个农村公社、生产队也未必能够对抗，我毅然走进了“文革”后的首届高考考场。这次高考我纯粹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心想，我对哲学、政治颇感兴趣，就凭政治一门课程去闯一闯吧。这是一次堂·吉诃德式的拼斗，面对铺开的试卷，我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比拿高考入场券更加棘手的问题：尽管我是当年小学的第一名，初中学得也还扎实，但自下乡以来，毕竟学业一丢就丢了十几年，也忘得差不多了，更何况我还没上过高中。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惨败而归。
1977年的高考失利让我非常失望，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可是，除了高考，还有其他办法帮我走出绝境吗？没有！我只有像项羽一样，背水一战！于是我又开始积极复习，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
当时，在农村找高考复习资料实在太困难了，我赶紧给在重庆的哥哥们写信，希望他们支持我的想法，设法给我提供一些复习资料。我没有料到，哥哥们的回信像一盆冷水，泼得我透心凉，他们竟然坚决反对我考大学，说我是痴人说梦。哥哥们认为，就我们的家庭成分，就我在农村的表现，就我的文化程度，考大学都是不现实的举动，别的不说，仅是政审我就铁定过不了关。哥哥们要求我放弃不切实际的打算，走唯一的正道：认认真真务农，搞好与当地领导的关系。
在那阶级斗争理论铺天盖地、血统论甚嚣尘上的年月里，哥哥们的顾虑不无道理。
然而我不甘心，不服气，又给哥哥们写信，细述我四面楚歌的处境。我写道，我现在招工无望，顶替无望，病退无望，干农活受欺凌，确实是无路可走了，只有华山一条路-考大学。我又愤愤地说，就算政审被否，我也要用高考的成绩来证明自己，就是要让那些连村小代课教师都不准我干的人看看我的知识和能力！只要高考考好了，政审卡住也值！我还客观分析了参加高考的利弊，即便不能改变命运，也不可能使我的处境更糟糕。我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用当时流行的语言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信的最后我表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就是哥哥们不帮助我，高考这条路我也走定了！
哥哥们被我感动了，陆续给我寄来了许多切实有用的高考复习资料。
我从小最喜欢数学，本意自然愿意读理科，可从1977年高考结束到1978年高考，其间总共只有半年复习时间，在半年时间内，我除了温习初中知识，还得自学完成高中数理化三门课程，难度实在太大了，于是只好选择考文科。我是这样想的，语文、历史、地理、政治这几门课程虽也得突击，但记忆背诵的东西毕竟多一些，何况辍学下乡以来或多或少对文科知识有一些接触，集中主要精力攻克高中数学，效果一定会好一些。
事实证明我的决策是正确的。我的初中数学基础本来很好，认真投入后，初中数学很快就捡起来了，高中数学的学习也突飞猛进。与我同村的一个民办教师也在准备高考，他是高中毕业生，自然成了我学习高中数学的辅导老师。然而数月过去，我俩的教学关系悄悄发生着变化，先是我问他，接着相互探讨，后来竟已是他拿难题来求教我了。再往后，在公社许多准备参加高考的青年中，我解数学难题的能力似乎都显得略胜一筹，这让我考试信心倍增。
那一段高考复习经历也是一段苦不堪言的日子。我是生产队的记分员，工作不能丢，白天复习时间自然严重不足，于是就延长夜里的复习时间。每每学习累了，头昏了，把头枕在臂弯里眯一眯眼，又咬牙起身继续学习；实在疲倦得坚持不下去时，就把头浸泡在冷水里，清醒清醒又翻开了书。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领会到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含义。有时也真想不管三七二十一躺下来歇会儿，但一想到自己的处境，坚持的勇气又顿时恢复。这大概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吧！
因为用功过度，我不时出现头疼，时而有点失眠。有一天，我失眠头疼得厉害，便吩咐妻子到乡卫生院去拿点药。晚上我吃了药，头是不痛了，可就是不能入眠。半夜里我又吃了一次，还是睡不着，于是只好睁着眼到天明。第二天我到卫生院去询问，方知妻子把安眠药和止痛药给我说反了，我一直在猛吃止痛药。这件事情让我又想起了公社领导利用我的文盲妻子诬陷我的事，感到啼笑皆非。
我高考复习的同时还承负着舆论压力。自我高考报名以后，周围一些人群颇不以为然，背后风凉话不断。公社书记陈某更是流露出一种“愿人穷、恨人富”的心态，他听说我已报名，哈哈大笑着对人说：“他如果考得上大学，我手板心煎鱼给他吃！”
直到多年以后，我仍然特别感谢当年同情、支持我报考大学的人，除了我的几个哥哥，还有我的生产队长。在我受歧视、受迫害的时候，生产队长一直关心、照顾我；当二哥来信要我回渝集中精力复习一段的时候，他又毫不含糊全力支持我，主动安排人代理我队里的工作，还鼓励我静下心来复习准备。
1978年7月，天气异常酷热，考场内简直就是火炉-那年月的教室风扇都没有一把。可这是我对大学目标的最后冲刺，于是咬紧牙关，克服睡眠不足的困扰，全神贯注答起题来，周围的暑热忘得一干二净。三天时间五门课程一一考过，自己觉得还可以，甚至有一点过五关斩六将的快感。作文考试时还出了个小插曲。作文是缩写，我认为是自己的强项，很轻松地就按限定字数完成了。可走出考场以后，我公社的另一位考生却向我诉苦：“范文中华主席的话我一字不漏地抄下来，字数就超了。”我问他为什么不缩短一点，他激动地说：“开玩笑，华主席的话都敢乱动吗？那可是政治立场啊！”听着他的话我只有摇头苦笑，这次作文他可要吃亏了，可能像他这样的考生还不在少数。但我又一想，我平时吃政治立场的亏又何尝少呢？毕竟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啊！
在忐忑不安的期盼中，考分终于下来了，我居然是全公社唯一一个上分数线的人，全区考生的第二名！我的总分是377分，不但上了本科线，而且上了重点大学分数线！一炮打响，哥哥们自然是来信祝贺，当地也是人人交口称赞，处处以我为榜样，熟人见面向我竖大拇指，老师上课教育学生必以我为例，尤为难得的是岳父母也一改长期拉着的冷脸。我终于用高考证明了自己，在世人面前扬眉吐气了一回！
不过有时我因事去区里，路上听到别人议论我，说得简直有点神乎其神，又反倒让我这个经常挨批评的人很不自然，很不自在。不就是一次考试么？不就是377分这个数据么？我内心颇为疑惑，用共产主义思想颠覆传统意识这么多年了，乡民们的骨子里怎么还如此顽固地残留着“金榜题名”的腐朽观念呢？但确切无疑的是，我已经戏剧性地一下子从“坏人”成了“名人”，我的人生悲剧也一下子变成了人生闹剧。
接下来是填志愿。我五个志愿有四个选择了师范，因为当年读师范不交学费，国家还补贴生活费，可以减轻我的家庭经济压力。但是我填志愿时犯了一个错误，为了保险，我最后填了专科级别的达县师院。后来我才知道，为保障达师这样新办学校的生源，凡本地考生填了达师志愿的，都一个不少地留下了，我这个本科分数的考生就这样进了专科学校。不过这已不是最重要的了，我终究实现了参加高考的初衷，寻机离开了那个让人伤心的环境。
我入学以前最担心的是政审，生产队、生产大队我都不担心，最怕的是公社这一关。
但出乎意料，我的政审很顺利就过了。读完大学，我被分配到重庆市綦江县双溪机械厂技校工作。我并没有因为读大学换来荣华富贵，只不过好歹算是从农民变成了吃专供口粮的城里人，这一点大大辜负了当年乡民们的期望。当然，新的生活之路总算是向我展开了，只是许多年以后，当年公社政审的悬疑却仍然像一个包袱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
有一次填工作履历表，我终因“心怀鬼胎”，主动将当年受过批斗的事写进去了。谁知学校书记又给了我一个意外，他要我彻底放下包袱，说我的档案材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受批斗的内容。
这让我大为惊讶，公社书记陈某没有给我安定时炸弹？考上大学以后，陈某自然没有实践“手板心煎鱼给我吃”的诺言，难道在政审上改变初衷就是手板心煎的那条鱼？也许人真的有良心发现的时候？也许是我这个高考“名人”震慑住了书记大人？也许是领导班子里的好心人起了作用？抑或是因为时代变了，所以人的思想言行也会随之与时俱进？毕竟我在农村那些年月普天下风行斗争哲学而后来又渐渐倾慕和谐社会，根本还在于世风不由人。静下心来想想也是，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以及不少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在那种环境里不也一样做过不少不规范的动作？时势弄人哪！
不管怎么说，30年前我走过的那条坎坷的大学路，最后还是画上了政审过关这一似乎圆满的句号，尽管我至今也不甚了解那次政审到底是怎样过的关。但我也确切地知道，当年各种各样的政审确实是“审”死了不少的人，我母亲匪夷所思的惨死就是我终生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本文行笔结束之时，正好是又一年高考之日。目睹充满梦想的莘莘学子们走进日益现代化的考场，我感慨万端：今日之考生大概再不会像几十年前的我一样，仅仅为了摆脱一种政治迫害，仅仅为了一点果腹之念而去奋争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