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原是一蒋姓地主大院，正中是一宽大的四合院，院内青石板铺地，左右两边还各有一小四合院。解放以后，右边小院由蒋家后人居住。左边小院住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官，另一户姓蒋。男知青住进大院正中堂屋，我们入住时，堂屋内尚有神龛和供桌，巨大黑色的供桌上摆有蒋家祖宗牌位，牌位前还摆有香炉、灰钵等祭祀用物件，高大宽敞的堂屋显得阴森神秘。女知青则入住右边厢房。九个知青入住后，原本阴沉的大院顿显热闹非凡。
蒋家老房子屋后有一大堰塘，夏季蓄满水后能供老房子内人畜用水。老房子前门厅处即老喻挂吊环外面的街沿上有一口深井，井深约八米，其井水系后面堰塘之渗水，井深水也清凉。由于井很深，提水竹竿也很长，取水则全靠臂力。老喻等三位大哥取水毫无困难。我刚开始取水时常显得力不从心。头一次取水就闯了祸：当我好不容易用竹竿抵压水桶将水装满往上提时，因水桶太沉，加之用力不当，水桶在井壁内碰来撞去，终于将桶耳朵撞坏，水桶便从竹竿上滑落掉下井去。望着深深的水井，我急得几乎哭起来。老喻来到井边，一边安慰我，一边查看井壁。最后他决定攀缘下井，将水桶打捞上来。
该深井的井壁是用一块块石头砌就的，口小肚大，要从井口下去得四肢并用，脚踩在石块凹凸处，手抓住石块棱角才能攀缘而下，没有极大的臂力是不能下到井底的，且越往下井壁越宽困难则更大。我们取来两个电筒，照着光紧张地看着老喻向井下攀爬。终于，老喻平安下到井底，把水桶拴在竹竿上由我将空桶提上井，老喻再慢慢攀缘而上。好在他结实的身体和有力的手臂再加之胆大心细的性格，老喻终于安全返回。有了这次经历，以后，连社员水桶掉在井下，也来请老喻帮忙。
老喻为人处事沉着老练、稳重，在知青户很有威信。往往众人喋喋不休争论不已的户内大事，只要老喻一开腔，事情便有了结果。如知青自留地种植内容及日常管理、每日轮流煮饭及后勤工作、每年一次的砍柴等等大事，均由老喻安排。
记忆最深的是每年砍柴的艰辛。在老喻带领下，每年砍柴均是“全家”总动员，女知青带镰刀和背篼，主要任务是割草、背草。男知青带弯刀和扦担，主要任务是砍马桑和担马桑。因湿柴很重，回知青点路程又太远，对于刚砍下的湿柴，我们均先将它堆放在到知青点半道上的一片枣树林中，待过一段时间晾干后再陆续担回家。每年经两次转运（老喻及大耳朵两位大哥出力最多）后，当知青户门前柴草堆积如小山、一年的烧柴足够时，大家的心情才能安稳下来。
每年的砍柴任务意义重大且艰苦异常，但苦中有乐，故记忆犹新。当年知青们砍柴的劳作场面还经常出现在我几十年后的梦中，可见其烙印之深刻。
老喻话语不多但多才多艺。他会拉小提琴、弹月琴，尤其笛子吹得特好，具备专业水平。下乡的头两年，在农闲或“扎雨班”的日子里，喜欢音乐的知青们拿出各种乐器，如小提琴、月琴、笛子、口琴等吹拉弹奏，知青院内便叮叮咚咚、咿咿呀呀，乐声一片，歌声一片。逢年过节大队联欢，知青们的独唱、合唱、表演唱均大受欢迎。老喻的笛子独奏更是成为每次联欢的压台节目，常要加奏好几个曲子才下得了台。
1971年初，老喻以知青身份调到龙泉区茶店公社。其时，遇事不慌、冷静沉着的老喻在漫不经心时，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那年，我曾到茶店公社探望老喻，来到老喻与爱人卿丽安家的茶店公社红旗大队，那极其简陋的知青家庭一览无余，几乎未看到一件像样的家具。看着老喻那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环视寒酸的知青小屋，心里有一种酸涩的滋味。但老喻仍是一副沉着镇静的表情，仿佛从未对贫困的“知青家庭”有过忧愁。
同年八月，老喻调入四川师范大学师训班学习，八个月的学习培训结束后，老喻调到茶店中学任正式教师。直至20世纪90年代，历经辛苦的老喻和爱人卿丽才得到机会，先后调回成都中学任教。当举家迁回成都时，遇事不慌的老喻已是有两个女儿的父亲了……
作者简介
李胜宇，1964年毕业于成都七中初中。1968年1月到成都市龙泉区长松公社红花二队落户。后成为农村赤脚医生、公社卫生院医生。1978年“顶替”回成都，在成都二十六中工作直至退休。
扎根
金霆
许多年来，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一个故事，一个用我的青春和汗水书写的故事，一个让我走进去说啥也走不出来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青年点、扎根农村。这个故事的领衔主演是我，而联合演出的则是同在那片黑土地上摸爬滚打过的青年点的兄弟姐妹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间是1965年9月2日。
在这个日子之前，我是一个心高志远的高中学生。说是志远，不过就是将来想当一个工程师，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一家设计院颇有名望的工程师，耳濡目染和子承父业的双重刺激，让我觉得将来当一名工程师既是顺理成章的佳话也是志在必得的远大目标。
1965年临近高考，我也没有如临大敌般地紧张，以为清华、北大咱不去撩碰它，考个什么工学院应该是手拿把掐的好戏。于是照例轻松地复习功课，而后是轻松地参加考试，再后是轻松地回家静候佳音。
然而佳音却没有候到，我落榜了。
当时高校录取学生是暗箱操作，考试分数并不公布，所有的考生都蒙在鼓里，考中的和落榜的谁也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于是每当高考发榜，便常常爆出冷门来。一些平时学习名列前茅的考生榜上无名，而一些平时学习“打狼”的考生却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成了这届高考的黑马。人们在感叹考试无常之余，便以为这无常现象的出现定是因为落榜者的意外失手和考中者的超常发挥。但我自己清楚，考场中我并没有大的纰漏，即便有些意外失手也决不会败在即使超常发挥了的黑马们手下。
榜上无名，我知道是败给了祖父的地主成分和父亲的历史问题。祖父是个中医大夫，大概是手头有些积蓄，便陆续买了一些土地，于是就给他自己也是给他的子孙买了个倒霉的地主成分。父亲则是在庄河县政府做技术工作。日本投降后，共产党的一支小武装进入庄河并成立政府，父亲继续留在新政府里工作。时间不长，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庄河。父亲就跟随共产党撤退转移，过一条河时遭遇敌人被打散而被迫转回庄河。不久父亲又被威胁去国民党政府上班，并被哄劝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大概是觉得情况不妙，没过几天父亲就悄悄地举家离开了庄河。但是到了最后情况还是不妙，父亲这一段阴差阳错的经历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背叛革命行为，其人则被定为控制使用的对象。
一个地主成分，一个家庭问题，成了我考取大学的拦路虎，那年头的大学明明是招考学生，却不以成绩取人，反倒是先看看你的家庭出身，看看你的直系亲属和社会关系有没有问题。学校成立了政审办公室，先让学生们填表自报，然后四处外调，耗神费力地把每个应届毕业生的家庭情况查个水落石出。被查出问题的，前途便凶多吉少。这一招数的厉害之处在于，政审的结论并不告诉考生。于是，那些还没进考场就已经被淘汰出局的考生仍然在满怀信心地走完高考全过程，然后在最后时刻猝然倒下，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什么部位被一枪击中。一不公开、二不公正、三不公平的招生制度遮掩了当时主宰全社会的阶级斗争、阶级路线、阶级株连政策在招生工作中扮演的角色，也完全剥夺了包括我在内的全体考生的知情权。不知情便容易带出傻相，名落孙山的我依然笃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可是读书的路已被堵死，我的道路在哪儿呢？
此时我的眼前还有三条路，我正站在三岔路口上。一条路就是来年再考。一位教过我语文的杨老师就关切地劝过我，让我再考一年。但我心知肚明，如果来年再考难免不会历史重演，那就白费了工夫。另一条路就是留城就业。当时就业虽然不易，但凭着我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上的三大优势，进工厂，去商店应该不是难事。根据以往的例子，一个男性高中毕业生等上个三五月，一般就会有个上班的地方。当时人们把等待就业的年轻人叫社会青年，社会青年由公社（街道办事处当时叫人民公社）的一个部门管理并分配就业。社会青年每日要到公社参加学习，或者干点临时性工作，一直到分配就业那一天。可是我不愿意去学习，让公社干部呼来唤去，挤在弱势群体当中；也不愿意只是为了谋生到工厂或商店去上班。当时有一个着名的口号，叫做“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专门针对初、高中毕业生而发。解读出来就是你先去考试，考上了，你的心是红的，你就去上学；没考上，你就去上山下乡，心也是红的。没考上又不下乡而留在城里就业的，心是什么颜色，口号里没有说，那就有可能不是红的。我知道我的心是红的，也希望别人相信我的心是红的。
我没有选择来年再考和留城就业这两条路。站在三岔路口，我一眼就相中了上山下乡那条路，尽管那是一条路僻人稀的路。
上山下乡喊了许多年，从邢燕子喊到董加耕，再喊到侯隽，到了此刻，已经喊出了一个高潮，也把上山下乡喊到了一个让人心跳的高度。上山下乡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安排城镇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而是一个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大问题，一个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城乡、工农、脑体三大差别的大问题。让我情绪高涨的还不止这些大道理。有一个叫黄宗英的作家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特别姑娘》，充满感情地讲述了北京高中学生侯隽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特别经历。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时感动了不少青年学生。“特别姑娘”便也成了我的榜样，我觉得也能像她那样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但是我要报名下乡，却遭到亲友团的强力反对。母亲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农村太苦，农活也太累，而你身体从小就不太好，可怎么受得了，罪可怎么遭，那是一辈子的事啊。”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个时候我们家算得上是小康人家，父亲虽然被控制使用，但还在高级知识分子之列，所以工资不少，生活待遇也不算差。住的是楼房，做饭用煤气，冬天有暖气，食品上还有少许特供，虽不大富大贵却也吃穿不愁。从这样的环境里下到农村，反差太大，母亲的担心不无道理。何况我身体瘦弱，气管不好，冬天常咳嗽；扁桃体肥大，一不小心就发炎感冒，母亲无论如何放心不下。而我却是执迷不悟，用实际行动回应母亲，马上去医院做了扁桃体摘除手术。要不农村缺医少药，发炎感冒了还真是麻烦。
上山下乡使我们趋之若鹜，让我们从小就被培养起来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不怕吃苦、不畏辛劳的精神有了用武之地。“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震天动地，我们热血沸腾。于是我不顾一切地自愿报名下乡了。
1965年9月2日，这一天是沈阳市全市下乡青年奔赴农村起程的日子，自然热闹非凡。这一年我们学校有27人报名下乡，当天起程的是14位高中毕业生，余下的初中毕业生计划月末再走。我们胸戴红花，背负草帽，都是一脸的灿烂，一身奔赴战场的豪气。
火车一声长鸣，缓缓启动，我们一下子簇拥到窗口。站台上站满了人群，如林的手臂向我们挥动。我们也伸出手臂挥向父母、亲友、老师、同学，挥向哺育我们长大成人的故乡沈阳。沈阳，再见了！
下乡的第六个年头，也就是1970年，我在农村结婚了。爱妻叫刘锦秀，是1964年下乡的知青，比我早了一年。按进青年点先后论，我应该管人家叫知姐，其实她才是个初中毕业生，年龄还比我小两岁。爱妻和我还是校友，1964年中考时，报考了本校高中。发榜前夕，她得到可靠消息，说是考上本校了，连分在哪个班都知道了。可是到了发榜之日，却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去问班主任老师，才知道是因为政审不合格，在最后时刻被刷掉了。问题是出在她的父亲身上。她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军医，20世纪50年代初，在一个政治运动中被关进了监狱。父亲在押，求学无门，锦秀选择了下乡。幸亏这一选择，成全了一个男知青，引出了一段美满的姻缘。
知青结婚一般都很简单，把两个铺盖搬到一起，大礼就算告成。可是铺盖搬出来容易，搬到哪里去却是个问题。房子还没有呢，铺盖还不能轻易搬。要结婚，就得先盖房子，扎根农村干革命还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要盖房子，我却两手空空。下乡好几年了，每年工分挣了不少，但我所在的生产队太穷，分值太低，累了一天，就挣个三角五角的，连青年点的生活费都被照顾免交。几年下来，愣是一分钱都没攒下。没有办法，只有求助父母。想起下乡时扔给父母的豪言壮语，真是有点无颜再求“江东父老”。可是事关婚姻大事，就得厚起脸皮，谁让我是他们的儿子呢。
于是，我想给父亲写封信探探口风。不料却先接到父亲的电报，电文四个字：事急速归。到了家里，我才知道事情确实很急。“文革”期间，父亲也是在劫难逃，先是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进行批判和游斗，而后又被送到了地处辽宁省盘锦地区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就在我谋划向父母伸手要钱的时候，父亲接到了下乡的通知。父亲被发配到昭乌达盟（现在改为赤峰市）赤峰县大碾子公社张家营子大队去做“五七战士”。
我到家的时候，距离出发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时间越紧，日子过得越快，刚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停当，出发的日子就到了。1969年12月9日，我和弟弟陪着父亲、母亲离开了沈阳，父亲八年的“五七道路”就从这一天开始起步了。我是在我们到了张家营子，一切都安顿好以后，才敢把我打算结婚，打算盖房子的事向父母全盘托出的。听我说要结婚盖房子，父亲说：“这是好事，看来我们都得在乡下安家落户了，将来我和你妈也许还要归到你那儿去。盖房子要用钱，到时候给我写信，给你汇过去。”
钱有了着落，房子就算成了一半。1970年春节过后，我开始筹划盖房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