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火车的汽笛长长叹息一声，然后狠狠抖动了几下，慢慢地开始向前爬动了。
我透过车窗看见身穿普蓝色大襟衫、黑色宽腿长裤的母亲强忍着泪水，踮起双脚挺高身体向我挥手。
车厢在一阵狂热的“再见”、“保重”的呼喊后，回到了死一般的寂静。我默默地坐在座位上，呆滞的双眼盯着我那牛皮衣箱，思绪又回到三个月前。
我就读在一座在城东的寄宿中学，校园十分简朴，二层高的教学楼掩映在墨绿色的丝栗树丛中，石灰外墙斑驳剥落，水泥地板满布裂痕，门窗透冷风不透光，课室内摆满的是没有油漆的简陋桌椅。全班同学在“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宣传教育下，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这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最后的一次高考。“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就是要求每个毕业生怀着一颗对领袖和党的红心，能考上大学就去读大学，考不上就准备好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填报高校时，我还斗胆报了北京的名校。在两种准备中，我似乎对读大学的准备多一些。
学校的课室无论如何也称不上灯火通明，三排横吊着的日光灯管发出惨淡的灯光，四把老式吊扇有气无力地在天花板上摇着头。一个闷热的晚上，我与全班同学正在用功复习，突然班长匆匆走来通知我：“校长要找你去谈谈话。”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暂停自修往校长室走去。
校长办公桌上堆满了一叠叠厚厚的学生档案，校长约五十出头，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紧扣着衣服上每一个扣子，干枯的头发下一双疲倦的眼睛用力打量我一下，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的家出身不好，按照政策没有机会上大学了，你要作好上山下乡的准备，到祖国需要的地方锻炼和改造自己，你好好准备一下吧！”
我父亲解放前经营一家杂货店，勉强供养一家人，过着并不宽裕的日子。我却因此被打入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行列中。
我呆呆地站在严肃的校长面前，眼前是一片空白。室内一片沉静，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扑扑跳动的声音。我不知该如何去回答校长，无奈之中仅从嘴里面挤出一句话来：“服从学校分配。”
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家，我把校长的话语告诉了母亲。平时喜欢唠叨的母亲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用她长满了茧的手轻轻地拍了我几下。这几下是对我的理解，是对事情的无奈，还是从我的遭遇感受到痛苦？
父亲在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因疾病离开我们。母亲艰难地用双手撑着这个家。她希望我能考上大学，将来有美好的前途。但善良的母亲这个不太大的愿望在当年却无法实现。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紧张地为我的远行作准备工作，补改衣服，洗缝棉被。在寄宿学校读书三年，母亲亲手缝制的灰布袋就是我的衣箱。上山下乡远离家庭需要带的衣服杂物增加不少，总不能还沿用那个灰布袋，母亲思前想后，决定买一个像样的衣箱给我。我们到过不少百货商店，帆布衣箱便宜但不耐用，牛皮衣箱耐用却价钱贵。母亲咬咬牙，拿出近半个月的工资买了这个棕红色的牛皮衣箱给我。
新街火车站只有一个简陋的无顶棚的站台，狭小而陈旧，与花县的美名相去甚远。
十几台军用卡车把我们这批年轻人浩浩荡荡地从车站运到部队腾出来的营房和营地建成的农场，团营连长都是现役军人，我们按连排班的形式分配组织起来，因为我是高中毕业，而且高大肯干，就戴上了班长的小帽子。
农场坐落在苍翠的雅髻山下，一条弯弯曲曲的流沙河蜿蜒地穿过农场流向远方，黄色细沙铺满了河滩，河水清澈又冰凉。在一片片高大的桉树林旁，盖着一排排低矮的俄罗斯式军营，厚实的砖墙，苏式挂瓦，板条天花与粗糙水泥地板，空荡荡的房间内只有一排铺在地上的木板，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家具，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小河对岸是一个破落的小村庄，疏疏落落散布着十几间用土坯泥砖盖的旧房子。一间稍微像样的房屋大门旁边挂着一块硬木板，上面书写着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洪秀全故居”，是着名学者郭沫若的行书，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出生和成长在这里，百多年过去，这一带的村庄与老百姓经历帝王、民国、共和国的不同年代，岁月的痕迹依旧是如此平凡和寒伧。
刚到达的第一个月，安排我们军训和学习。清晨，嘹亮的军号准时吹响，每个人揉揉蒙昽的双眼马上就跳起来，把各自不同颜色的棉被叠成豆腐方块，棱对棱，角对角，款式杂乱却排列整整齐齐。简单洗漱之后就去出操，正步走，齐步走，跑步，把一群乌合之众操练成一支不穿军服的军队。没有步枪和刺刀，人手一根木棍；没有草绿色的军装，穿着一片灰蓝的“时装”。白净文静的学生哥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柔弱的握笔纤手因操持木棍而长满厚茧。
一个月后，我们连队被派往县城修建一座大桥，这是通往广州市的主干道，原来的木桥已不敷应用，秋冬时分，江水不深，正是修桥良机。我们这批便宜的劳动力有旺盛的干劲，负责挖土、运土和打夯等最繁重的工作。挖桥墩基础却没有任何机械，我们用铁锹和双手把土方搬到岸上，百多斤重的土石块被我们用肩膀摇摇晃晃抬到基坑旁边，几十米长的粗钢筋由人龙歪歪扭扭运送到模板上。
临近春节的一个晚上，天寒地冻，我们早早就钻进了被窝这唯一能御寒的地方。突然一阵急促的集合哨声响起，连长紧急宣布：“为了确保基础的质量，马上要浇注混凝土的桥墩基础要加深，必须马上出发施工。”外边北风凛冽刺骨，阵阵微雨纷纷飘下，南方冬天特有的湿冷寒气渗入人的骨头。军令如山，几十名男知青立即披挂上阵，穿上雨衣拿起铁锹就跑向工地。被连长宣布“赦免”的女知青也不甘人后，坚持随我们一起前往工地施工。
桥墩基坑外江水奔流，基坑内灯火通明，坑底的积水上浮着冰屑，黏土也冻成了硬块。整个晚上毛毛雨下个不断，汗水与雨水交织在一起，每个人头发湿透了，衣服也湿透了，连续施工到天亮，任务才终于完成。每人喝两碗红糖姜汤，啃几个干硬的馒头就一头钻进了被窝蒙头大睡。第二天，很多身体瘦弱的知青就患上严重的感冒。
在那样的岁月中，我们被人改造，我们也在改造世界。经过近一年辛勤工作，大桥终于建成通车，我们连队又被派往其他工地。
有一年夏天，连队被派往巴江沿岸围垦，支援收割水稻。连队的临时宿舍设在一个建于小土丘上的荒废很久的残破寺庙，寺庙的墙壁灰土斑驳剥落，被香火熏黑的屋顶挂满了蜘蛛网，神灵们久未品尝人间供奉的新鲜香火，不但灰头土脸，而且手折脚断。我们就在神灵面前安顿下来，因地方太小，伙房只好安设在远离寺庙的小村中。
一连十多天阳光灿烂，水稻差不多收割完毕，晒谷场上堆起了一堆堆黄灿灿的新鲜稻谷。
在广东，连续日晒高温之后，台风或雷暴就会降临。果然，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小休，突然狂风大作，乌云翻滚，伴着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大地与天空被白茫茫的雨幕连接起来，稍远一些的树林竹丛都被雨帘所遮盖，几小时内雨势一直没有减弱。寺庙内“雨脚如麻未断绝”，所有能盛水的器具如水桶、面盆，甚至漱口盅都派上用场。庙外轰隆隆的雷声哗哗水声令人震撼，庙内滴滴答答的滴水声使人寒心。暴风雨令供电也中断了，庙内那几盏像油灯般昏暗的小电灯投入了罢工行列，堤内几台大型的抽水机无电抽水，洪涝水不断上涨。“屋漏偏逢连夜雨”，送饭来寺庙的小路也被淹没，炊事班无法把饭菜送到寺庙，大家只好挨饿。晚上大家又饥又渴，只好肩靠肩，背对背整晚挤坐在没有滴水的一小块一小块地板上。
残破的窗户终于透进黎明的鱼肚白光，雨停了，当我们走出庙外正要欢庆的时候，却发现寺庙已被滔滔洪水包围，小土丘成了灰黄混浊江水中一座小岛。大家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假如洪水继续上涨，庙内的泥菩萨就要和我们一起“过江”了。
大城市来的年轻人，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惊心动魄的洪涝自然灾害，已经饿了一天，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男知青急得团团转，女知青拥在一起流泪。总不能坐以待毙呀，连长综合了大伙七嘴八舌提出的各项合理化建议，决定把几扇门板扎扎实实地绑起来，从大批自告奋勇的勇士中选出四名游泳高手强渡“大渡河”。四壮士带着全体饥寒交迫人士的期望穿上球裤，用手浇洒江水拍拍胸口把舢板推入水中。“风萧萧兮“巴”水寒，壮士一去兮请速回”呀！看着这艘插着红布条的舢板越飘越远，大家的心也绷得越来越紧。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勇士们终于登上了彼岸，把我们被洪水围困的消息通知上级，接着再用这舢板运回饭菜解救我们这批灾民。
几天之后，混浊的江水慢慢退去，到处一片荒凉，树梢挂满了河草杂物，大地铺上厚厚的淤泥。我们想改造自然，自然却狠狠地教训了我们。当地农民说，洪水留下的淤泥会成为下一造农作物丰富的养料。我们连队知青踏着泥泞的小路，从“小岛”撤回“大陆”。
洪水曾经淹盖了大地，但泥泞的大地毕竟还是留下了我们岁月的足迹。
在农场生活的艰苦岁月里，每个人只配有一张床，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我的牛皮衣箱忠实地陪伴我。每个驻地都是非常潮湿，牛皮衣箱小五金零件锈迹斑斑，皮面不是发涨就是开裂。白天它为我守护缝满补丁的衣服与书本杂物，晚上它又成为我的书桌。伏在衣箱上我写了不少给母亲朋友同学的信函，阅读了一批很不容易才找到的书籍。生活的磨难铸造了个人性格的坚强，困境中的学习使人的思考更加理性。
我是上帝与孔子合资公司的烤炉里烤出的不焦不生的泥坯人，多少具有中庸的品格。家父在我年幼时就要我背诵《三字经》、《论语》等读本，他把我送到私塾读了一年，可能在我的同辈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曾经进入私塾读过书。父亲希望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熏陶下一代，严父的教育使我偏好中庸，讲求与天和，与人和，与己和，内外不争。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农场无可避免也卷入了两派斗争的旋涡中，我加入了一个中性的小组织，过了一段逍遥的日子。场内两派知青串联游行批判武斗，直至最后又相互消磨平衡相互结合，结果是两败俱伤。
内耗消耗尽农场仅有的一点资源，知青群体团结奋然向上的精神已被闲散消沉所代替，许多知青从闲散走向疲惫、懒惰和木然，偷渡港澳形成一股风潮，农场开始逐步走向末路。
终于接到招工回城的通知，我携着那个已经破损的衣箱，没有欢送也不需要欢送，回到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喧闹的大城市。
“文革”后，我有机会重新实现当年的梦想，考入了大学并在大学工作。
改革之风吹向神州，大地开始复苏。劳碌了半辈子，母亲退休了。她被批准移民美国。没有中美之间直航的飞机，需要由香港转飞美国，太太、女儿和我把母亲送到新建的广州火车站。60岁的母亲一头刚整理过的卷发，黑发白发参半，带花的衬衫配上灰黑色的长裤使她显得端庄而略带严肃，金色的老花眼镜无法掩盖眼角深深的鱼尾纹。我提着刚买的红黑相间的衣箱跟在母亲后面穿过人丛进入车站，新车站宽敞明亮，铝合金窗透入令人舒畅的自然光，黑色的花岗岩地板光洁照人，月台上一排排的顶篷还散发着一股新鲜的油漆香味。不善言辞的母亲啰啰唆唆地叮嘱一回才登上南行的列车，女儿、太太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向她挥手道别，远去的列车再次拉开了我与母亲的距离。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中美之间的直航飞机把我们一家三口送到了洛杉矶。早春二月，广州仍略带寒意，洛杉矶已是春意融融。汽车驶至家门，母亲早已守候在门前，她灰白的头发带有光泽，略胖的脸庞挂着笑容，一件织花的薄毛外套显得非常合身，人看上去矮小了，但仍十分精神。她想帮助我一起移动那蓝色的大旅行衣箱，它太沉重了，母亲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