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后，我被关进了公社的阶级敌人学习班；四个月后，我成了学习班通缉的一名逃犯；四年后原大队党支书谭××因强奸村里的一名少女、造成少女自杀被关进了监狱，刑满出狱后，被村里人赶出了村子，不许进村，后来病死在山上；40年后，我的手臂和心里仍然留下了历史的印记，留下永远抹不去的痛。
……
弯弯曲曲的山口溪，在山峦环抱中，急流而下，清澈见底，流经山口村，汇入潇水河。
1965年底开始修建的山口溪水电站，将溪水拦腰截断，河床抬高，形成美丽的镜面湖，山水秀美，风景宜人。
1968年9月，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开始了，湘南江永县红旗公社“清查学习班”在此开学。这里的学员是从各大队揪出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我在“九·九”行动后被大队捆、绑、吊、打、批斗之后再送到县里，县里又将我转送到此，成为学习班的一名学员。
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是何等的熟悉，水电站刚开工，我就是大队派来的一员民工，一个月后，我被调到指挥部，担任测量和施工，对周围的地形、大坝、渠道、涵洞各种数据了如指掌。1967年武斗开始后，我离开了工地，没想到此次重返工地，竟成了学习班的一名学员。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阶级斗争当然得剑拔弩张。八十多个学员被关在院子里，十几名荷枪实弹的民兵在站岗，显得煞有介事，杀气腾腾。学习班大队长是革委会的负责人，副大队长是山口溪电站的阳秋平，他曾拿着标杆，陪我工作过两年多。
学习班开学了，首先是大队长训话，无非是要大家在此老老实实地改造，接受审查，顽抗到底就是自寻绝路。然后讲明：大家一边检查问题，一边在电站劳动改造，完成电站的扫尾工程；晚上分组学习，交待自己的问题。
我们这个组共10个人，年龄最大的五十多岁，我是最年轻的一名学员。大队长指定了一名组长。组长姓关，1949年以前是一名伪营长，大家背后叫他关老爷（关云长），1960年劳改释放后在家管制劳动，每天晚上的讨论会照例由他开场。
九月的湘南仍然十分炎热，夜间堂屋里蚊子嗡嗡直叫，堂屋中间燃着熏蚊的黄荆叶，烟雾缭绕。关老爷拉长了声音说：“同犯们，我们都是人民的罪人，都是十恶不赦的，感谢政府对我们宽大处理，给我们一个改造自新的机会，我们要重新做人，要听“管教”的话，好好改造。”他说得那么流畅自然，背诵着那多次运动中重复的台词。接着发言的也跟着他以“同犯”相称。我只在小说和电影中看到革命党人在监狱中以同志相称，“同犯”这个单词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的，很不习惯。
小组里那名干瘪老头外号叫“罗酸菜”，据说1949年前，他家几代都是当地有名的抠门，家里一年四季吃酸菜，平日炒菜舍不得放油，用一根筷子绑上一块肥肉，炒菜时用筷子在锅里涂几下，炒完菜又把它放回酸菜坛子里。他家还有祖传的宝贝，木鱼和木鸡，是过年拿出来待客的，只能看不能吃。经三代的努力，到1949年前买了18亩田，成了穷村里大户，土改中被划了个地主。老百姓说他犯的是土地法，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从此他交上了辛酸的厄运。这个土地主身上哪能找到丝毫黄世仁、刘文彩的影子？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练出一身好功夫。别看他身材瘦小，干起活来可不含糊，两包水泥200斤担起来健步如飞，难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顺德说，阎王老子打发他来就是来做事的，他是天生的“工蜂”。
鲁师傅和我是熟人，他是远近闻名的木匠。当地的木匠是要学徒三年的，前两年做粗活，给师傅家干家务，给老板娘倒马桶，后一年才能得那些师传的秘传。所谓秘传无非是一大堆口诀，例如板凳各部分的尺寸比例、屋顶的坡度等，由于没有文化，学的东西不能活用，你如果想就地形盖个新式样房子，他就可能盖出一个炮楼不像炮楼、房子不像房子的怪物来。水电站建大坝要做模板，找了很多木匠都做不好，后来有人找来了鲁师傅，他看了下图纸，用一张纸在一旁画起来，我在旁边一看，他是用三角函数在计算，字体流利。我问他在哪里学的木匠，他苦笑着回答我，是自学的。我心中很纳闷。后来人家告诉我，他原是县城中学的数学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自己做起木匠来，因为手艺好，大家都叫他鲁班师傅。原来如此！
在学习班他很少说话，当年不就是乱说话惹下了祸根吗？如今他选择了沉默。
这些老运动员，运动一来就得登台亮相，挨斗挨批，演出一番。村子里闹争水争山，闹械斗，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有个风吹草动，就抓几个阶级敌人出来斗斗，杀个鸡给猴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切就风平浪静，迎刃而解。
顺德是天生的养蜂迷，他三句话不离蜜蜂，在他的眼里，人也变成了蜜蜂。养蜂人当然买卖点蜂蜜，因为得罪了村干部，此次运动中，有人说他的蜜蜂是吃社会主义的花粉，酿资本主义的蜂蜜，蜂蜜饱了他私人的荷包。他的罪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蜜蜂被人共了产，家产全部充了公。望着那些老同犯，比起那些死鱼子来，他可成了显眼的浮头鱼，他总担心运动到头，会怎样为他“一定终身”。
花苟的罪名是坏分子，是学习班最潇洒的人。他蓄着西式头，口袋里还放着香烟，香烟有两种牌子，“岳麓山”是专给干部抽的，自己抽“红桔”牌。六十多斤的担子压得他缩着颈根，两肩耸起，大家笑他三个脑壳。大家喜欢听他讲故事。他是这一带有名的赌头，经常到瑶山里去开赌。他告诉我赌博的方法就是“压宝”。赌博的场面是相当壮观的，十几张桌子成直线摆开，赌客坐在桌子边，每人面前放一块砖，把赌资压在砖旁，每人可压“1、2、3、4、”中的两个数字。他作为庄家坐上方，在众目睽睽下抓一把黄豆用碗盖住，再用筷子将豆子四个、四个的扒出来，然后抓着最后剩下的豆子数论输赢。开碗“揭宝”时，几十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碗中的豆子，仿佛他们就是阶级敌人，是一个也不能跑的。当然大赢家总是花苟。有一次赌到深夜，赢的钱装满了书包。赌客愈赌愈眼红，他连忙装着上厕所，一出门拔腿就跑，里面的人发现后，紧跟着追出来。他一边跑一边丢钱，后面的人因捡钱减慢了速度，他终于逃脱，带着四分之一书包的钱脱了身。他告诉我只要学习班一结束他就重操旧业，只要把赢的钱交一部分给生产队作为搞副业，就没有人管他了。
秋苟在学习班和我同罪，他沉默寡言，是个大难不死的人。1967年武斗时，非法组织贫下中农法院把他作为反动子弟绑赴刑场，幸好县里的支左部队闻讯后，开着摩托急驰而来，大叫“枪下留人”，才救了他一命。那年八月，在那股武斗的恶浪中我们是从广西绕道逃跑回家的，假若不跑，就也在劫难逃了。知青战友、诗人王百明就在那场浩劫中长眠在都庞岭下、潇水之滨。
既然进了这个门，当然就有所犯，我的罪名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黑五类”子弟。具体罪名有三：一是出身于反动家庭；二是当我看不惯那些目无国法、私设贫下中农法院、草菅人命的人时，挺身而出，在大会上顶撞他们，站出来为那些受迫害的群众说了几句公道话；三是撕毁了贴在我的书箱上所谓贫下中农的封条。在此次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千条万条，贫下中农的扁担第一条”，哪里还有我说理的地方。
学习班里形形色色的同犯有各种各样的故事。阶级斗争要年年讲、天天讲，如今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作为学习班里最年轻的接班人，想起同犯们的遭遇，看看自己满身的伤痕及胸前挂着的反革命牌子，我绝望了，这无穷无尽、没完没了的苦难的岁月何时是个头……
那一天歇气时，我溜到了电站的坝上，往下看，坝高二十多米。我突然起了轻生的念头，走近坝边，咬了咬牙，闭上眼睛，准备往下跳……“不，我不能跳，我决不能做懦夫。”这时我耳边恍惚响起了另一个声音。我是一名堂堂的男子汉，当年韩信能忍受胯下之辱，司马迁能忍痛遭受宫刑，这种令人倍受污辱失掉尊严的处罚，并未损坏他们钢铁般的意志。我当然不能和伟人相比，但至少不能做辱没祖宗的窝囊废。此时假若跳下去，明天外面就会传出消息：一个长沙下放崽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了。我将会在此“盖棺论定”，川流不息的山口溪，将永世洗刷不了我的冤情。
我毅然地转身回走，在一块阴凉处坐了下来。
远处副大队长阳秋平拿着一个瓶子朝我跑来，原来他在到处找我。他走近我身边，将一个瓶子递给我，那里面灌的是蜂糖水。又顺手在口袋里拿出了两个棕叶粑粑要我吃，安慰我说：“俗话说，君子不跟牛头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忍耐一下，过了这一阵就好了。”他陪着我走下了大坝。
啊，在他的眼里，我也不是敌人。
学习班的民兵站了三天岗，就撤退了，因为革委会知道，这些土生土长的敌人是既翻不了天，也逃不掉的“死鱼子”。民兵撤走了，由谁来看管我成了问题，经再三考虑，他们把我交给了学习班的何叔。
何叔，四十多岁，矮矮的个子，四方脸，大眼睛，显得很面善。他家住永丰大队，是一个富农，一家四口人。儿子比我小，在队上出工；女儿九岁，在念小学。一家人穿着整洁简朴，四间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那天我刚到他家，他老婆走出门口迎接我们，晚餐还砍了肉，加上几个小菜，显得较丰盛。饭后在他家洗了澡，上床睡觉，没想到何叔竟来与我同睡。这实际上是在暗示我，学习班把负责看守我的任务交给了他，希望我不要给他为难。真是“恶人出高招”，不知是谁出的馊点子。
就这样，我白天在工地劳动，晚上就住在他家。他家没把我当外人，生活安排得可以，人也很热情。他自留地里瓜菜满园，还喂了不少鸡，间或为我添点菜。
我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原已想好了逃跑的计划，翻过他家后面的那座山，就上了去县城的马路，然后直奔县城边的知青组，先躲一阵子，再找机会逃跑。但一想到这样会株连他全家，也就暂时放弃了计划。日子一长，也和他们拉拉家常。我和他们谈谈城里的事情，家里的过去，祖上的故事，一住就是三个多月。我养好了伤，恢复了身体。在那年月，就是这场运动，让我和这些同犯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几个月，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那年11月底，大队又调我回去批斗几天，我回到了大队，还是老一套，反正适应了，皮肉当然也受了点苦。第三天晚上十二点多钟，我趁民兵换班的机会，从后门逃出了村庄，村后的小路很黑，我摸着出了村，一出村口，就没命地跑起来。从大队到公社，要过一座桥，夜间慌不择路，竟找不到桥。赶紧脱光衣服，用手举起，蹚过齐大腿深的水，上了岸，光着身子又跑。身上的河水刚干了，又淌满了汗水，跑得气喘吁吁。我真想学花苟的办法，一路丢钱保命，但我身无分文，无钱可丢，就也顾不得丢人了。好在乡间的路上夜间无人，否则会把我当做精神病人抓起来。清晨四点多钟，回头望望无人，才定下神，在路边穿好衣服，跑到江河大队知青组。老哥子和小哥子一看我的狼狈样子，早就猜着几分，赶紧将我藏在知青组的二楼，白天大家轮流放哨。知青洪哥间或来神秘兮兮地报一点外面的动静，大家都很紧张。三天后弄来一条船，沿着一条小河沟从水路将我偷送到马河。我又在马河知青组躲了七天，逃离县城，返回长沙。
在逃离村子的两个小时后，大队组织了十多个民兵在后面追赶，并在大山里找来了几名枪法出众的猎手，要他们发现逃犯，就绳之以法。接连五天，每天都派人到汽车站去抓人，好险！
我多么庆幸，终于告别了“同犯学习班”。
……
我感到十分冤屈。我们是带着“出身不好”的原罪到广阔天地的熔炉中脱胎换骨的；我们是满腔激情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结合、走革命化道路的。我记得知青诗人王百明的诗句：“我们的青春属于祖国，我们的事业属于人民，我们的理想-红旗手，我们的事业-革命人。”但谁能想到，我们满腔的豪情壮志得到的是如此回应，我们遭受的简直是一场灾难。
1970年7月，看来是走投无路了，背着反动知青的罪名，我逃离了江永县。一想起批斗场上捆、绑、吊、打的情景，总有些惊魂不定。刚一回家，派出所的人又上门训斥，勒令立即回乡，否则给予遣送。晚上，弟弟的同学来敲门，我以为查户口的又来了，吓得翻墙而出，事后才知道是一场虚惊，但仍不敢回家，于是在外过着流浪的生活。
那天，正在街上游荡，碰到同公社的知青李为贵，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周哥，这些日子到哪里去了？有人还说你自杀了呢。看到你我就放心了，我正找你有事，走，我们一起吃面去！”
算是他为东，请我吃了一碗光头面。为贵边吃边问我：“我倒有个好去处，你去不去？”“能住有吃就行。”我立即答应，这是我当时最高的生活要求。
为贵的老家是安徽省利辛县，解放前，他父亲被抓了壮丁，后来在部队混上了个连长。解放后，由于这段历史，成了管制对象，为贵当然也跟着背黑锅，1964年和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起戴着红花下放到江永当知青。前些日子他去了一趟安徽，回到老家三黄寨村。他的叔叔、伯伯是贫农，跟大队公社干部还有点沾亲带故的。亲戚们知道他的苦衷，劝他说：“你父亲当年是五花大绑走的，谁知道绑出了一个军官，真是有点说不清楚。这样吧，你干脆回老家，回来你就是贫农，在家里挣工分吃饭，谁也不会欺负你。”
为贵一想这话也在理，在当地住了几天，虽说苦，却还舒畅。看到当地肥皂紧缺，突然想到我曾有办小肥皂厂的念头，特来邀我同去。他许诺，到他家保证我享受贫农待遇。我虽觉得事情太玄，却挡不住贫农的诱惑。以前不是有很多人迫于生计闯过关东吗？我何不去闯闯安徽？
下一步就是考虑具体的计划。两人口袋里总共12元钱，这点钱好干什么？为贵心中却暗有打算。
第二天，我们花八元钱在南货店买了八斤茴香，然后用塑料包了两层，打成一个背包。傍晚我们偷偷溜进长沙火车北站，看准了一趟往北开的货车，爬了上去。火车经过湖北，车站查得很严，我们就躲在货车里，饿了吃干饼，渴了喝凉水，车子进入河南才松了一口气。这里外流的人特别多，爬车已经习以为常，烈日下大群农民坐在敞篷货车上，每人背上一只细而长的口袋，装的是高粱、小麦、玉米、地瓜干，都是出来倒腾粮食的，有的是倒个差价，有的是细粮换粗粮，因为粗粮比较容易填饱肚子。我们也加入了这支外流大军。
我旁边坐着位大伯，居然隔着塑料袋闻出了茴香味，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小兄第，你的茴香能卖上好价钱，每斤七八元钱。”
我心里一紧，对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小兄弟，别紧张，我可不是“打击办”的，一不抓投机倒把，二不反资本主义。你看车上这么多人倒腾粮食，还不是换点吃的，谁能当上资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