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几张已经发黄了的老照片：
在船舱中，一个犹太小男孩用他那对天真明亮的大眼睛眺望着远方，脚下，是他即将离去的土地，远方，则是充满憧憬与新的希望的国度……
这是一名在上海出生并长到五六岁的犹太孩子，在离开上海时留下的照片。一座即将启航的轮船，满载着犹太难民，正要远航，离开他们的战时避难地上海，前往新的定居地，犹太难民们挥手向码头上前来送行的人，向这片曾经在危难时刻承载了他们生命的土地告别。这是在上海黄浦江上的第二十五码头，几年以前，他们中的一些人，交织着疲惫、愤怒、忧伤与憧憬和求生的希望，也是从遥远的欧洲乘船来到这个黄浦江边繁忙的码头，从这里下了船，开始了他们的避难生活。
“再见吧，中国！”部分犹太难民经香港前往澳大利亚，在已经缓缓开动了的轮船上，转过身来向渐渐远离了的中国香港的海湾与海平线大喊，这是他们离开香港时向救助了自己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告别。
“加斯婷、加斯婷……”弄堂里狭小的过道里传来焦急的喊声，几个旧皮箱子已经摆放在了门口，但是，加斯婷的父母却在四处找寻，马上就要赶赴码头，他们的女儿却不见了。
“去，快去小宝的家看看，她是不是又跑到那，是不是去告诉小宝了？”加斯婷的母亲突然想到，平日里老是去找住在隔壁里弄里的中国男孩子小宝去玩的女儿，会不会在临走时又去找他，向他告别去了。
果然，他们找到小宝的家，看见加斯婷正在与小宝依依惜别。他们知道，以前小宝没少保护他们的女儿，保护她免受别的孩子的欺负。
“我就要走了。”小女孩说，“我来，是要告诉你，你去把那条黄狗领回来吧！”原来，小宝养了一条被他叫做“大黄”的黄狗。这条黄狗，跟日本巡逻队的狼犬都打过架，因为加斯婷怕它，小宝竟然忍痛割爱，将它送给别人“寄养”。现在，加斯婷和她的一家将要离开上海赴以色列，自己不能再陪伴小宝玩耍了，她希望在自己走后，那条小宝心爱的“大黄”能够继续陪伴他。
“二战”结束之后，躲过纳粹大屠杀的犹太难民陆续告别曾经护佑过他们的上海，再次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加拿大，或回到欧洲故乡，或前往刚刚建国的以色列。
犹太人离开的原因是复杂的，犹太人的心绪是复杂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喜欢吃上海菜，对“大饼油条”等中式点心一往情深。他们中的不少人从小就是由上海“阿妈”带大的，记得上海阿妈说的那几句上海乡音，他们中的一些人长大后起了中国名字，喜欢看中国的京剧和上海的沪剧与滑稽戏，有的还学会了打太极拳。他们虽然走了，却将他们的“上海情结”带到了世界各地。
“二战”一结束，首先动身的是来自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和地区的犹太难民。他们感谢上海这个避难地使他们免遭纳粹毒手，但他们毕竟只是把上海作为避难地，而并没有在上海长期居留下去的思想准备，何况他们中的大多数原先最想去的还是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一俟世界各地战争的硝烟散尽，和平恢复，便着手去寻找一个可以永久居留的新的家园。此外，他们大都有家属和亲友没能逃离欧洲或者已经逃到了世界其他地方，残酷的战争使他们长期失去了联系，因此战争一结束他们便急于探寻亲人的下落或去与亲人团聚，这也是他们在战后急于离开上海的重要原因。
离开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主要去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四个国家，也有一些人去了南非和拉美国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不足千人）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国家，那是因为他们听说自己留在欧洲的家属和亲友几乎全都惨遭杀害，自己原来所在的国家反而成了伤心之地。
其后，比来自欧洲的难民更早到来的，来自中东的塞法迪犹太人及阿肯那什等俄国犹太人也因为经济或者政治原因陆续离开。
有的欧洲犹太人，在离开时，也学会了中国人离开故土的一些做法，将房屋和一些东西留给曾经与他们共患难的邻居，掬一捧泥土带走……
移民美国、后来成为实业家的杜德纳，全家离沪时，他的父亲将自己亲手打造的成套欧式家具留了下来。杜德纳的父亲会木工手艺，是个能工巧匠，后来住到那里的一位中国画家说：“一进门右手边是衣挂区、深色的衣柜大橱、3尺多宽的单人床，一看就不是中式的，花纹很特别。”几十年后，当这位画家想移动它们时，巨大的衣橱根本挤不出大门。
在上海的一位普通老人沈凤英家中，至今还保存着一些犹太风格的家具，“这是房子的前主人留下的。”家具已经沾染上岁月的痕迹，但仍显得非常精美。抚摸着这些老家具，老人显得格外动情。指着亭子间里一个雕花衣橱，老人说：“文革”时，有人说这衣橱是“封资修”的东西，要把它砸掉。我们舍不得，就在家具上涂了层水泥，才把它保存了下来。”
但是，也有犹太人将他自己的心血甚至生命全部留在了上海。其中，就有一位被人称作“石库门里的音乐教授”的优秀小提琴家。
华德路（今长阳路）24弄，一排低矮的石库门房子，拥挤，压抑，墙板单薄。奥地利的小提琴家维腾贝格离开了他在维也纳郊外的别墅后就住到了这里，以教授小提琴、钢琴演奏为生。一个音乐家沦落至此，实在令人感叹。如果学生在隔离区之外，维腾贝格就得先从日本人合屋那里弄到通行证，然后带着一只面包去教琴。
他既教小提琴也教钢琴，学生中有不少是中国人，其中就包括“先施”公司老板郭琳爽的公子和千金。有一次，维腾伯格病倒在家，郭家闻讯后，立刻送钱去救急。
“二战”结束后，难民们大多去了美国、以色列，维腾伯格却执意留在长阳路24弄的小屋里。解放后，维腾伯格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结结实实地带出了—拨学生。
1951年夏季的某一天，维腾伯格的上海邻居发现他倒在闷热的小屋里，琴弓仍握在手，琴架则被碰倒，乐谱撒落一地。他死了！
人们已经很难确切地弄懂他当时为何不走，出于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一定要留在上海继续教授音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音乐生涯，正是在上海——这座维系了他的生命的异乡的城市里得以维系的，他必然也愿意以他的音乐，留给这座城市，以延续他认为美好的心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