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的特权：杨乃武与葛毕氏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在举人杨乃武亲人们的进京上访之路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贵人”，他们中间有杨乃武的同学，有胡雪岩这样的大商人，有大批浙江籍的京官。没有这些人，杨乃武的家人上访次数再多，他们也不可能获得帝师的注意，更不可能得到多达十三道重审的谕旨。
这是一名绅士在帝国司法体系里所能够拥有的特权。
与杨乃武及其亲属坚持不懈的上访形成对照的，是葛毕氏自始至终的沉默。自酷刑诬服之后，直到冤情洗刷，葛毕氏安于命运的不公，始终不曾要求申冤。
所以，案件在屡次发回重审之后，演变成了两个支案：一个是“民妇葛毕氏因奸毒毙本夫葛品连”案；另一个是“革举杨乃武因奸商同奸妇毒毙本夫”案。
葛毕氏是真正的草民，她没有杨乃武那种举人身份带来的人脉资源，所以，她不上访，也不申冤。结果，也确实没有人顺道替她申冤，无论是在京浙籍官员，还是秉承圣意的御史，他们的奏折里只叙述杨乃武之冤，而始终未提葛毕氏之屈。相反，他们甚至认为葛毕氏确有毒死丈夫葛品连之罪，说她“迹近狭邪，丑声早著”。连杨乃武也持这种态度，在为第二次进京上访而写的呈词里，杨乃武开篇即说“上年十月初九日，有葛毕氏毒死本夫葛品连身死一案”，继而诬告葛毕氏，说她曾经有过赖婚的先科，并与他人存在奸情。
舆论同样不利于葛毕氏。《申报》1876年的一篇报道里，即如此描述葛毕氏：“平生滥与人交，据其自或谓所私者，可坐四五席云。”如果没有最后的开棺验尸证明葛品连没有中毒，那么，此案的最终结局很可能就是：葛毕氏毒死本夫，攀诬举人杨乃武。
帝师夏同善曾就此案对两宫皇太后说过：“此案如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读书上进。”这是针对“绅权”而言的，当然也是意味着：帝国之内，连进京上访也成了绅士们的“特权”。
结语：民为邦本，安有日残其民而求其邦兴旺之理!
晚清时期，如杨乃武与葛毕氏这般的冤案不可胜数，但很少有案件能够像此案这般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这跟当时《申报》长期的跟踪报道密不可分。杨乃武案最终能够突破“才子佳人”与“奸杀毒毙”的低级趣味，而上升到对晚清司法体系的制度批判，《申报》功莫大焉。
譬如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二日《申报》刊登《论余杭县案》一文，即批判朝廷将上访案件发回原地方衙门重审，其实是变相阻塞上访之路。文章说：“现在民人伸冤，则上司每委原问官复审，该民既已被原官刑迫，而使之再经其刑迫，此事实如杜禁上控……所谓回护者即为此也。中国刑讯之枉民，于此而尽包括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