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在挑战传统士大夫们的夷狄观。直到光绪六年（1880年），“国家级”学者王闿运还在其《湘绮楼日记》里如此批判郭嵩焘：“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
王闿运坚决不肯承认西方人是“人”，而坚持认为他们仅仅是“物”，不过是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罢了。
郭嵩焘深知王闿运的观点市场之广，光绪四年（1878年）的时候，他就哀叹过：“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氏远在英国，但也应当想见得到，他的这些言论已足以点燃大洋彼岸一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的愤怒——同行的副使刘锡鸿即已在使馆内部高调宣布与郭彻底划清界限：“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批判改革，终成众矢之的】
“汉奸”郭嵩焘却意犹未尽，终于将他批判的锋刃挥向了“同光之治”的根本重地——晚清自强改革。在一封自伦敦寄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嵩焘对自强运动领袖彻底否定了以仿造“坚船利炮”为□□的晚清自强运动：“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
与此同时，国内士大夫对郭的攻击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在当时算得上是个开明人士，也上疏弹劾郭嵩焘，说道：“《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意思是说：朝廷禁掉郭嵩焘的书，还继续任用他，恐怕无法给汹涌的民意一个交待。
朝廷的“交待”于是应运而生。曾慰言“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这一次的诏书却声色俱厉：“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姑念郭嵩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其在，不能屡邀宽宥也！”
刘锡鸿：洋人强盛是因为学习了我们的末节
【同使西方，结论南辕北辙】
随郭嵩焘一同出使的副使刘锡鸿，后来成了中国的第一位驻柏林公使。这位广东番禹人在咸丰、同治年间只在刑部做过员外郎一类的小官，并无郭氏在朝在野那般显赫的名声，其能成为使团成员，缘自个人自荐和郭氏的举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