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与孔子从祀”的斡氏家族
“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国西北的羌系民族便来到了今天已成为整个人类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地区，并逐渐向云南腹地发展。”《中国国家地理》2004年2期《古滇，最后的青铜王国》一文中表述了这样的信息，古羌人来到过这里。李范文教授指出，西夏王朝一代儒学大师斡道冲的后代就在昆明。
斡道冲，字宗圣，1092年出身于银川一个汉族士大夫之家，其先祖曾追随过李德明。1020年，李德明将都城由西平府（今宁夏灵武）迁至兴州（今宁夏银川），斡道冲的先祖也随之迁移，担任西夏的修史官员。斡道冲自小勤奋好学，不仅熟读儒家经典，而且还精通汉、西夏文字和藏传佛学。西夏第四代皇帝乾顺在位时开始从注重武治转向注重文治。为了培养各级官吏，西夏建立国学，招生对象是贵族子弟，名额为300人，通过科举选拔。斡道冲当时年仅8岁，以《尚书》科目中童子举。后来，他着重汉文和西夏文之间的翻译工作，曾将《论语注》译成西夏文，又作《解义》二十卷，称《论语小解》，还用西夏文著《周易卜筮断》一书。这些著作广泛流行，对沟通汉文化和西夏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天盛三年（1151），斡道冲被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孝任命为番汉教授，“朝廷文臣均尊其为师”，主持讲授西夏文字。斡道冲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刚直言，侃侃不挠”。任得敬任国相时专横跋扈，惟有斡道冲等少数耿直之士敢于同他抗争。早在任得敬上表请求从静州史入朝时，斡道冲就进谏反对，指出自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为此仁孝就没让任得敬入朝。后来，任得敬任国相，斡道冲仍不畏其权势，多次弹劾任得敬网罗亲党滥杀无辜。任得敬一直想除掉斡道冲，只是忌于斡道冲在朝中名重德厚，恐引起众怒，于是让斡道冲闲居在家近20年，不准他参理国政。
乾相元年（1170），任得敬篡权失败；第二年5月，仁孝以斡道冲为中书令。不久，因众望所归，他又被任命为国相，至乾相十四年（1183）劳累而死。斡道冲任西夏国相十余年，“家无私蓄，仅有书籍数床而已”。仁孝闻讯后悲痛万分，命人给他画像祭祀在学宫内，并下令各州县都须遵此实行，“郡县学宫，尊为楷模，世代与孔子从祀”。在西夏历史上，享受如此殊荣的除了圣人孔子和创制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外，就只有斡道冲了。
斡道冲的孙子斡扎箦曾在甘肃武威任西凉守臣。乾定四年（1226）7月，成吉思汗率军西征，斡扎箦率父老兄弟以城降，被任命为中兴路管民官。蒙古西征，斡氏“运饷不绝，无毫发私”，被时人誉为“满朝清”。忽必烈称帝时，斡扎箦病危将逝，遗奏“请谨名爵，节财用”，被“嘉纳其言”。斡扎篑的儿子朵儿赤，又称多尔济、多尔赤、窝尔赤（这是元朝的赐姓，蒙语为关键、牵引、领导之义，亦即牛鼻环或牛鼻圈），是斡姓改朵姓之始。
朵儿赤，字道明，15岁通《论语》、《孟子》、《尚书》。元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以试用之，召见于香阁。忽必烈说：“朕闻儒者多嘉言。”朵儿赤奏曰：“陛下圣明仁智，奄有四海，惟当亲君子，远小人尔。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小人而亡者，惟陛下察焉。”忽必烈说：“朕于朝臣有憨直忠言，未尝不悦而受之，违怍者，亦未尝加罪，盖欲养忠直，而退谀佞也。汝方甚合朕意。”又问他“欲何仕”？朵儿赤回答道：“西夏营田，实占正军，土瘠野圹，士未垦一。南军屯聚以来，子第蕃息稍众，若以其成丁者，别编入籍，以实屯力，则地利多而兵有余矣。请为其总管，以尽措画。”忽必烈果真任命他为中兴路新民总管，后来又擢升其为云南廉访使--这是斡氏家族第一次到云南境内。李范文教授介绍说，元代四大家之首、斡林直学士虞集撰有《西夏斡公画像赞》：“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宫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国度时远，人鲜克知。坏宫改作，不集金丝，不忘其亲。存贤子孙，载图丹青，取征良史。”
斡氏后裔主要散居在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昭通、东川、玉溪、个旧等地。其民族成分在元朝之后多被迫改为汉族，有的改为蒙古族，有的与当地民族通婚后改随对方民族。朵舜年，曾在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工作过，他也是数千斡氏后裔中的一员。他的家族中珍藏着两本家谱，一本修纂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另一本修纂于咸丰五年（1855）。从家谱及史籍的记载可以印证斡道冲与朵儿赤的传承关系。
青铜辉光，纳西族来临之前
晋宁，是我遇到的又一个重复地名。在陕北黄土高原寻找西夏东界时，知道西夏曾经在晋陕大峡谷的深处设置有晋宁军。现在，当我寻找西夏党项人后裔的去向，来到昆明南部的晋宁县--这也是一个和西夏有渊源的地方。1955年，当地居民挖出过青铜器，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风格。这些神秘的青铜器着重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与西夏绢画与壁画的场景相似。这些青铜器所表现的内容很多，包括播种、上仓、放牧、舞乐、狩猎甚至动物交合、男欢女爱等等。按说当时滇地还没有成熟的种植业，晋宁的气候与地形也不适合大场放牧，且滇人也没有发达的娱乐生活，这些离当时当地人生活实景很遥远的画面是怎么出现的呢？
有学者指出，当地人在缺乏原料和技术的情况下在当时是无法造出这样的器皿的，很可能是党项人带来的。如果这个论断成立，那么晋宁就是党项人流亡的最南端了。
或许我们能做这样一个大胆的推测：当年那些在川西分流的党项人再一次化整为零，分成了三股力量，一股西进西藏高原成为今天喜马拉雅山腹地的夏尔巴人，一股融入当地成了今天川西北一带的嘉绒、藏族、羌人，一股经今康定、稻城、香城继续南下进入云南。最后的这支力量和四五千年前就来到当地的古羌人融合，一并创造了灿烂的古滇文化。
青年学者张翔里于2005年夏从四川松潘赶到银川，拿给我一篇关于羌人南下的文章，谈及“南中国丝绸之路”。考古学家很早已注意到“滇西北--四川西部--甘青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渊源关系。这一地区从地理意义上讲是中国第二台阶，也正是吴天墀所说西夏后裔进入川西的大通道。杨帆在《古滇，最后的青铜王国》说：“甘青地区的典型文化与羌族关系密切，像齐家文化中比较典型的屈肢、砍头、乱骨葬等葬式，从不见于商、周的主体文化圈中，而是戎人、羌人所特有的。”“畏秦之威”南迁的氐人曾在秦地附近与狄、戎等草原民族杂居，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出土的不少青铜器皿上明显有着和云南地理性格及文化要素很不一致的草原文化的影子，这也使得石寨山、李家山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以及羊甫头出土的漆器、陶器会呈现出“四不像”的特点--它们是诸多文化相交后的变异。滇西北一带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均较独特，具有年温差小、日温差大、无霜期长的特点，适合植物生长；加之山脉河流纵横，湖泊盆地密布，更适合小规模的原始部落分布其间。和我后来到雅鲁藏布江及喜马拉雅山腹地夏尔巴人生活的那些地区一样，它能给流亡者提供最理想的避难所。党项人逃亡到稻城、亚丁一带后是否又向南渗透，至今仍是个历史之谜。迪庆藏族自治州是外国人游历中国时发现的“香格里拉”，被作为旅游区扶持发达起来，历史上曾经是中国西北与西南交流的重要通道。迪庆不同于西藏也不同于内地，两千多年前就已成为古代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融汇点。发掘于迪庆境内的石棺墓兼有甘、青北方墓文化和滇青铜文化的特色，同时还带有当地土著文化的烙印。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冯智在《云南藏族历史的几个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一文中指出：“秦汉时期，这里就为‘西南夷’的部分，受到汉武帝和诸葛亮的征服，汉文化由此影响于这一地区。吐蕃以前，‘施蛮’、‘顺蛮’、‘羌人’活动于此，如奔子栏--其宗--尼西一带……是‘施蛮’、‘顺蛮’、‘昆明文化’的混合区，史称‘下夺龙巴’。”滇西北有着许多与党项人相像的生活印记，比如也曾流行岩葬--人死后经火化再与泥土合粘刻成木雕形，然后再放入岩洞存放。
忽必烈南征大理时，南逃的一支党项人在滇西北已经没有力量继续前行了。西夏党项人终于结束逃亡生涯，滇西北也成为西夏党项人影响的最南端地区。明代时，随着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逞强藏区，大批纳西族迁移而来，深入滇藏各地。现在，当游客们流连大研古镇神秘文化及纳西古乐神韵时，很难有人想得到这片土地和距离它几千公里之远的西夏王朝的关系。
张心武曾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观点：当年，一支坚持南下的党项人逃亡到这里，蒙古军的追杀随之而来，这支逃亡队伍被迫殊死拼杀，他们能够留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的只有鲜血了。可那些随同的女人怎么办？在他们的意识里，只要有女人就会有孩子，就会有一个种族存活并站起来的希望。他们最后决定把女人和一些受伤的男人安排到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泸沽湖。其他人则与蒙古军拼杀，力竭而亡。随着时间流逝，幸存的女人和康复的伤员为了种族繁衍走到了一起，这里的婚俗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承传这个民族本来就有的尊重女性传统，因此女人在性和婚姻上始终掌握着主动权。
当年张心武曾与我一起考察过羌族风俗，对他的这一看法我也颇为认同。百褶裙、头帕和披毡--这些传统服饰在西夏故地和泸沽湖地区有着极大的相似。此外，两地“成丁礼”习俗也相似。
14世纪藏族著名文献《贤者喜宴》（巴俄·祖拉陈娃著）对西夏的势力影响范围是这样记载的：“东面为汉地，南面为vjang。”陈庆英在《简论藏文史籍关于西夏的记载》一文中认为“vjang”指云南丽江、大理。王怀林发表《神秘的女国文化带》提出：丹巴、扎坝，都处在易守难攻的高山峡谷，并和泸沽湖一样，远离周边政治中心。几处都以农耕为主，避免了逐水草而居的迁徙。从丹巴、扎坝到泸沽湖，通过大渡河、鲜水河、雅砻江及其中间的草原低地，容易沟通，三者之间文化具有关联也就不足为奇了。
1998年，四川大学“羌族社会历史文化合作研究课题组”对桃坪羌寨和泸沽湖一带的纳西族进行了考察，参与者汪燕翎在《岷江上游地区羌族和云南丽江地区纳西族服饰文化比较》一文中也表达了云南纳西族和羌族在源流上一致的观点。其他在诸如《创世纪》、《迁徙人间》等纳西族传说与东巴经典中，也都表明了纳西族的祖先是从西北迁徙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