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有灵魂的水”浇软了躯体
游牧民族是无法离开酒香的，一个在漫漫迁徙途中唱着悲壮流歌的民族无法避却酒香。羌族的历史曾经酒香四溢。
在桃坪的时候，于秀兰就曾对我说过：“羌族是离不开酒的，但酒喝多了就会伤害身体……”酒是羌族的灵魂。在这个“有灵魂的水”的浇灌下，羌族从青藏高原起步，高唱一曲曲酒歌；从黄土高原向北突入鄂尔多斯高原，一坛坛美酒为军人们充斥血性和战力；西夏疆域扩张过程中，遍布境内的酒坊飘溢出的酒香为征杀的将士们送去了战斗所需的硬气和勇气……
《宋史·夏国传》里说：元昊每次举兵前一定要率下属各部族长一起打猎，每当打猎有收获回来则下马环坐在一起饮酒，并高唱着豪爽的酒歌。中国历史上流传于世的酿酒图很少见。安西榆林窟第三窟的西夏壁画《酿酒图》，中央画一灶台，上安一套层叠覆压的方形器皿。有一个人外穿浅色长袍，左臂卷袖，手握吹火筒蹲在灶前添柴烧火；火膛内炉火正旺，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另一人穿深色对襟大领长袍立于灶台旁，手持陶钵，回头看着烧火的妇女说着什么，应该是在评说新酒的优劣。灶旁左侧放置酒壶、贮酒槽、木桶等一应用具。这幅图应是当时西夏农家酿酒的写实。
酒是西夏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境内酒楼和酒店分布很广，都城兴庆府更是如此。每到岁时节庆聚会宴饮，不论文人学士还是商贩百姓都要用酒助兴，“捧卮酒，大合乐”，直至酩酊大醉。元末余阙在《青阳先生文集》中记载：党项人性格质直尚义，平时相处即便是异姓也像姻亲一样。逢年过节相互拜访互致问候。老少相坐时，只按年龄辈分而不论官爵高低，上下猜拳行令，自娱自乐。喝醉后互相道别，大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是常事。现而今，从陕北一带传来的一种叫“吹牛”的新玩法，取代了传统的猜拳行令，那划拉划拉的声音在各个酒店饭馆里此起彼伏，成了银川的一道风景。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记载：华州（今陕西华县）书生张元、吴昊自负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却在宋朝科考屡试不第；深感失意，便于1037年几经辗转来到兴庆府。为了找机会接近西夏高层人士，他们决定出奇谋引起官方注意。他们把元昊的名字拆开，两人各取一字；一日在酒楼狂饮之后取笔墨在墙壁题写“张元、吴昊到此一饮”。巡查的西夏将士看到他们不避讳写“元”、“昊”二字，于是绑了二人去见元昊。元昊见来人气度不凡，非等闲之辈，便问他们为何来到夏国境内，还故意触犯自己名讳。谁知二人巧妙反问：“你以唐朝遗民自居时姓李，以宋朝属国自封时姓赵，这不比袭用人家的名字更丢人吗？”一句话让元昊张口结舌，对他们肃然起敬，急忙亲自为之松绑，以礼相待，请教建国之道。听完二人一番精辟的分析，元昊非常高兴，决定将他们留在身边委以重任。后来张元做了西夏的太师、尚书令、国相，不但协助元昊制定了联辽击宋的计划奠定了西夏外交政策的基础，还亲身参加了定川堡战役的谋划和指挥，成为西夏的开国功臣，在西夏历史上留下了“贤士题记留名遇明主，元昊礼贤下士重人才”的一段佳话。
酒也是党项人祭祀、盟誓仪式的必具之物。党项人好复仇，不杀仇人就不过正常人的生活。当双方怨仇得到和解之时要举行一种仪式：将鸡、猪、狗血掺入酒中，用髑髅（死人头骨）盛着，双方同饮，发誓不再报仇。“若复报仇，谷麦无收，男女秃癞，六畜疫死，毒蛇入帐。”西夏祭祀大凡有四：一曰祀天，二曰祭祗，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先圣先师。无论祭天还是享人鬼，都需要准备丰盛的祭品。据《天盛律令》载，当有“神迹”的牛马死后，要派一官巫于“三司内领取三两、一斗酒、三斤酥、原粮一斗”以祭祀。仅祭祀一个神畜就要如此丰厚的祭品，那祭天祀地用酒就更多了。
西夏还根据西部游牧民族“嗜酒”的特点引诱宋夏边境的党项人和吐蕃人投奔。对战功显赫的将士，也往往以宫廷美酒加以犒劳。宋臣李纲总结西夏人特别能战斗的经验时说：“夏人之法，战胜而得首级者，不过赐酒一杯、酥酪数斤……故其战斗轻首级而不争，乘利逐北，多致大胜。”
饮酒不仅是西夏人的一种物质享受，而且在联系部落间和发扬尚武精神上起着难以取代的作用。饮酒是西夏普遍的社会习俗，饮酒者大量存在，往往容易饮醉，故西夏法律对酒醉后犯罪一般是从轻发落。西夏法律规定，酒醉时牵走他人牲畜或拿走他人财物，只要酒醒后送还就可以了，不许他人再举报及告状。但若酒醒后仍隐匿不报、不送还财物，则要按假托醉酒盗持他人财物判罪。这是中国历史上很独特的法典。
仁宗天盛年间，是西夏经济与文化空前的鼎盛时期，酿酒业也获得大的发展，成了西夏的一个重要产业。西夏在境内设置“酒务”机构管理酿酒作坊，此外还在宫廷设置酒库。西夏还通过法律形式制定了酒政与酒法。《天盛律令》中详细规定了酒的生产与管理制度：酿酒须经官府批准并颁发生产许可证；如果无证酿酒且数量达到百斤的，是官员罚马2匹，是平民则判处3个月徒刑；私自酿酒数量超过百斤的，不论官民一律判处6个月徒刑。酒曲，也叫酒母，是酿酒所需要的原料，西夏法律规定酒曲也由官府统一专卖。无论京师还是地方政府，均设有踏曲库与卖曲库，专司酒曲的生产与销售，不准个人私自制造酒曲或从邻国进口酒曲，违反规定要依照情况严厉处罚，最轻处以杖打13下的体罚，最重可达无期徒刑。如果购买的人明知该酒曲属于私人制造还依然购买的也要按律治罪。这些措施对于规范酿酒技艺、发展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甘洌清醇、芳香沁人的西夏美酒成为珍贵的馈赠礼品，用于向宋辽统治者朝贡。大诗人陆游在酣醉后曾挥毫泼墨写下《秋波媚》，称赞西夏美酒“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如今，那浓郁的酒香还飘在这片土地上，从河西走廊到鄂尔多斯大草原，从黄土高原到宁夏平原，从一个个酒坊到一个个现代化酒生产企业，依然承续着大夏的酒香。
草尖上的弓影箭声
整个西夏王国发展呈现出数学上的上抛物线轨迹，其最高端是西夏第五代皇帝，再往后就江河日下了。犹太裔美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1969年2月27日的《纽约书评》发表《关于暴力的思考》一文，说：“我们知道，有很多已完全无能力的政府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或是因为没有人检测它的实力以暴露它们的软弱，或是因为它非常幸运未被卷入战争并遭受失败。通常只有在发生直接冲突时，权力的瓦解才表现得很明显。即使那时，当权力被抛在大街上，也仍需要有某群人将它拾起并承担责任--这群人必须已经为这一时刻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由于缺少真正的必要的检测，西夏王国在走下坡路的途中，执政者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和警觉。那时西夏在北中国的版图上十分显赫，它将威胁定位在宋、辽、金、回鹘等，那时蒙古族并未成长起来而没有被重视，直到有一日警觉一切已经无可挽回。
西北大面积的草场、戈壁、沙漠、峡谷、河道，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较量的舞台。中古时期的战争往往是以对方首领的被俘或遇难作为最大胜利标识的。这个层面上说，蒙古和西夏的较量，双方都是失败者：蒙古人的首领成吉思汗死在了党项人发明的当时杀伤力最强的带毒强弩下；而西夏末主因为这个消息的传来，在押解途中就被蒙古军队处死了。
1162年成吉思汗出生在蒙古草原上，长大后，他以杰出的军事才能统一了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兴安岭、南起阴山北麓北至贝加尔湖的漠北草原各游牧部落。
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漠北地区无法给草原上成长起来的蒙古汗国提供给亟需的农产品及其他物资，为了满足物质需要，成吉思汗向周围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掠夺战争。
1207年9月，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对蒙古纳贡，继1205年第一次征伐西夏之后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二次攻伐，占领了西夏边防要地斡罗孩城，西夏方面急忙调集右厢各路兵进行抵抗。蒙古游骑和西夏军队激战5个多月，后来由于粮草接应不上便于次年3月引兵退还。
1209年3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第三次征伐西夏。蒙古军队从黑水城北绕过，突袭斡罗孩城。西夏皇帝安全任命太子承桢为主帅、大都督府主高令公为副帅，领兵5万防御，但是他们没能抵挡住蒙古铁骑的强大攻势。高令公兵败沙场，被蒙古人所俘，不屈而死。一个月后，蒙古骑兵攻下斡罗孩城，太傅西壁氏率兵和蒙古军进行了激烈巷战，兵败被俘。7月，蒙古军挥师东进，攻打西夏右厢朝顺监军司所在地克夷门。克夷门是兴庆府的外围要隘，“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安全获悉蒙古兵逼近克夷门，急遣嵬名令公率兵5万增援。两军相峙两月有余，蒙古军终于攻破克夷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蒙古兵又乘胜包围兴庆府，安全亲督将士登城守御，蒙古兵不能破。9月，宁夏平原迎来一年中的丰雨期。连降大雨使得黄河水暴涨，成吉思汗派兵引黄河水灌城，西夏军民淹死甚众。安全无奈之下遣使向金国求援，但这时金国也遭到蒙古的进攻，已不能自保，无力出兵增援。
就在兴庆府城垣被水淹浸近一个月、城墙被浸泡得快要坍塌时，突然河水决堤四溢，蒙古军反而受到洪水淹溺，难以驻脚。成吉思汗对西夏用兵常常采用攻坚和诱降并举的策略，这时他派在斡罗孩城之战被俘的西壁氏入城招谕，安全登城与之隔水相见，面约和好，遂订下了“纳女（西夏公主桑和）说和”的城下之盟，成吉思汗这才罢兵而还。
1212年，西夏再次发生宫廷政变，忠武王彦宗之子遵顼废掉安全，自立为帝，是为夏神宗。遵顼承袭安全的亡国政策，更加依附蒙古。西夏因兴庆府被困时求金援救未得而对金生怨，遂对金采取报复，进攻葭州（今陕西省佳县境）。
1217年12月，成吉思汗用一箭双雕的办法征发西夏3万兵攻伐金国，西夏则以“继征发日不多，不堪奔命，礼意渐疏”。这就导致了成吉思汗第四次出兵征伐西夏。蒙古军渡过黄河，长驱直入，西夏“列城不能御”。蒙古兵再次攻打到了兴庆府城下，神宗遵顼命令太子德任留在都城领兵居守，而自己则匆忙出逃西凉。西夏光定十三年（1223），神宗遵顼在兴、灵诸州春旱之时，“饥民相食”之困境下，仍令太子德任领兵进犯金国统辖下的凤翔府（今陕西省凤翔县），德任不受，力谏与金国修好，遵顼不从，德任辞去太子位，出家为僧。
1224年2月，蒙古汗国以西夏“阴结外援，蓄异图”为由，派大将孛鲁统率蒙古骑兵第五次攻伐西夏。这次攻打的目标是银州，蒙古军队围困银州，西夏军战死数万人，守将海塔被擒杀，蒙古军掠走牲口牛羊数十万之多。这时，成吉思汗从西域胜利回军，围攻沙州，逾月不克，城内军民困乏，牛羊马驼殆尽。西夏在濒临危亡中再度派遣使者赴金求援，但是这时蒙古兵也已兵临金国都城，金国还是无力援助西夏。西夏献宗德旺在成吉思汗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只好遣使蒙古军求和，遂撤沙州之围，成吉思汗挥师返回漠北和林。
成吉思汗虽解沙州之围，之后却加紧了灭夏的全局部署。1226年春，成吉思汗以西夏拒绝出兵助战和不交纳质子为由，发动了旨在平灭西夏的第六次攻伐。蒙古军分东西两路，对西夏形成钳形攻势。西路军从西域东进，经回鹘，攻取沙州。蒙古军将领忽都铁穆儿在自己觉得有绝对把握取胜的情形下，招降沙州守将；沙州守将采取了诈降策略，以牛酒犒师而设伏以待，然而未能成功，沙州失陷。接着，蒙古军势如破竹，又连续攻破肃州、甘州。
东路军则由成吉思汗亲率10万从漠北南下，攻占黑水、斡罗孩城，抵达贺兰山。西夏守将陈沙敢卜战败被俘。成吉思汗屯兵避暑于浑垂山，等待与西路军会师。时值西夏河西诸州发生旱灾，百姓缺粮，无力以拒，蒙古军得以长驱直入，西夏城池连连失守。面对濒临亡国的厄运，西夏太上皇遵顼惊忧而死，时隔两月，献宗德旺也发病而死。德旺之侄在一片混乱中即位，甚至来不及改元，他仍沿用献宗年号。西夏局势已岌岌可危。
成吉思汗继续对西夏展开猛烈攻势。8月，蒙古军穿越沙陀（今腾格里沙漠南缘的甘塘、营盘水一带），进至黄河九渡，占领应理（今宁夏中卫县城）。11月，攻破夏州，成吉思汗又亲率大军围攻灵州。蒙古西路军在血洗灵州后，于12月又攻陷盐州（今宁夏盐池县），直逼兴庆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