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人类一项历史悠久的实践活动，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泥板文书，是人类最原始的写作形式。“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着之文字。”（汉朝王充《论衡·自纪篇》）写作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出现，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写作逐渐成了传播和积累文化知识的最重要手段。
写作是学校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写作是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语文知识、技巧来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活动。字、词、句、标点、书写和篇章结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生活经验和人生感受，知识面，审美能力，等等，均可在写作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写作也是衡量学生语文知识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
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作教学是最早开创的学科门类之一，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有史可考的、较为正式的写作教学形式则肇始于奴隶制社会鼎盛期的西周，在后来孔子的私学中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言语”。
封建社会的建立客观上推动了写作教学的发展，随着政府公文制度、科举制的创立和完善，写作逐渐成为一门主课，远非其他学科可以相提并论。
明清以降，为科举服务的写作教学繁荣到了极致，当然其腐朽也是登峰造极的。清末的废科举、禁八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使得写作教学指导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从功名、应试转向了文章、实用，出现了革新的气象。“废科举、禁八股”这些写作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距今已有百年，照理八股文应远离我们了，但事实上八股文风形去而神留，报章媒体时不时批一下八股就是一个很好见证。在中小学作文教学中，八股也有很强的适应性。目前，也有教师借“减负”之名为学生定做了针对性极强的文章格式，例如：“本文通过什么什么，叙述了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揭示了什么什么，赞美了什么什么，抨击了什么什么。”还有，一些老师这样教导学生：以后遇到像“责任”这样的作文题，就按照“谈谈孔繁森，批判王宝森，想到钱学森，联系中学生”的程式来写。
当然，应试体制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它迫使语文教师不得不围绕应试殚精竭虑。而相当一部分的写作教学改革是在对前人和国外的实践以及成败得失知之甚少的情况下进行的，所做的往往是重复性低效研究，甚至重蹈覆辙。面对21世纪信息化社会的挑战，如何回应未来社会对写作的新需求，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写作教学改革的现实与未来，呼唤着科学的写作研究，更期待着心理学与写作研究的紧密结合。
写作研究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回溯漫漫历史长卷，从中国的《论语》、《尚书》、《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昭明文选》、《文说》、《文章指南》、《论文八则》，到西方的《诗学》、《大教学论》等，无不闪烁着写作研究的真知灼见。然而，中西方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迥然各异，写作研究取向也有很大不同。汉语生长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意义结构之中，它的语词、语义、语法和修辞相对于西方语言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如强调语言的整体性、流动性、模糊性和内在性，崇本息末而非穷究事理，和谐大度而非斤斤计较，重情感感受而非认识摹拟。因此，中国的写作理论不像西方那样有一种形式上的系统，但有一种内涵上的系统。西方的写作研究一直遵循逻各斯传统，而中国则是一种诗化的传统和结构，特别崇尚感悟。
一、中国古代写作研究的演变与特征
中国是文章古国，也是文章大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就是表达了这个意思。自西周、秦汉以降，古代作家、学者关于写作理论和实践的着述汗牛充栋，数量之巨，世所罕见。
（一）写作研究的创立
从时间脉络上看，西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是我国写作教育和研究的发端时期，其主要思想特征是倡导教化和修己。教育目标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其重心在于通过“修己”而达到“治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写作本质、关于文章与写作学习的价值、文章的形式、文章的文与质、写作教学等方面开始了最初的思考。例如，认为写作本质应该是：“诗言志”（《尚书·舜典》），“法先王、顺礼义”（《荀子·非相》），“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荀子·正名》）。这些为写作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石，开“立诚”、“求真”与“文以载道”、“文源于道”等写作观之先河。先秦诸子普遍关注文章的文质关系，特别是语言的表述、运用问题。儒家学者认为文与质是不可分的，如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而老子、庄子、墨子等则认为言与意是可分的，如庄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他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媒介物。
从西周的官学，到春秋战国的私学，写作教学在“言语”课程之中，其课程特征是“说写一体”、“说写不分”和“重说轻写”。“言语”的独立设科，始于孔子。孔子曾设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这是针对优秀学生的提高课。关于“言语”的意思，人们的认识也不一致。《说文》中称：“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周礼今注今译》中认为言语是两种说的方式，“言”是“直说己事也”，“语”是“为他人说话也”。《中国教育通史》则认为：“看来言和语是两类文体，言语之教近乎今天的作文教学。”我们认为，“言语”固然包括了口头与书面的表述，但由于先秦的文字交流的机会远比口头语言交流要少，所以，言语之教，其侧重点可能还是在口头表述上。春秋之际，游说进言之风极盛，从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人们对口语表达的重视。韩非子名篇《说难》，是对先秦时期言语实践活动的很好总结，主要论述了游说进言的禁忌和技巧，既适用于“写”，又适用于“说”，这可算得上我国早期的一篇“言语”心理学论文。这个时期，人们还没有对“说”和“写”作严格区分。
两汉魏晋南北朝（公元前206年-公元589年）是写作研究的创立期。写作真正成为一门独立、规范的课程，大约是在东汉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创建了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艺专门学校——鸿都门学（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生员来自各州、郡所荐举的“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经过考试入学，专攻尺牍、小说、辞赋、字画等。
尺牍包括“章、奏、表、驳、书”等实用文体（汉代的尺牍不仅有实用性，还有文学性），而小说、辞赋等则属于审美文体。可见，当时的写作课程已兼顾到实用文体和审美文体的教学。到南朝宋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宋文帝又在京师开设了单科性的四个学馆：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儒学馆。这文学馆的“文学”就是指广义的文章，文学馆就是专门从事文章研究与教学。这时的写作课程已经从与“说”的联姻中初步分离出来了，俨然自成一体。
（二）写作教学的完善与研究的兴起
由于文辞取士制度的兴起，写作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其教材、教法等也已初具形态。这一时期，写作理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表现在王充的《论衡》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写作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论说性文体，并相当透彻地讨论了写作个性问题。随后，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进一步增强了文体意识，使文体划分趋于精细，同时对写作行为过程进行考察，把思维活动纳入写作研究的视野，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章划分为4科8体，而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详细分析的文体就达33种之多，其中许多文体下还附着若干亚文体。更值得一提的是，陆机和刘勰对写作行为过程的研究，都对写作行为发生、演化过程中的感受、联想、想像、灵感、创造等心理活动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刘勰更对写作构思中所有困惑难以说清的问题，尽量给出详尽的回答，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把写作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
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文章流别志论》是两本较早的写作教材，一方面分体选文，一方面依体序说，既有知识传授，又有范文可依。可惜二书已佚失。南梁昭明太子萧统（公元501年-公元531年）所编的《昭明文选》，则兼具了阅读教材与写作范文的功能，这是一部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的诗文总集。该书的选文共分38大类，辑录了从周秦到齐梁的100多位作家的700多篇作品，历代流传不息，给写作学习以极大影响，以至后人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
隋唐宋元（公元581年-公元1368年）是写作研究与教学的一个稳定发展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和逐步完善，决定了“写”对“说话”的排斥。
隋唐之际的科考以策问为主，加试诗、赋，后来发展到诗、赋与策问同等重要，进士科的考试则更看重诗、赋。及至宋代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又转为考“经义”为主。明成化（公元1465年-公元1487年）以后，“经义”被进一步规范化，形成了着名的“八股文”。从此，“以写为主”成为当时教育的主要特征，乃至乡村私塾也普遍教习作诗，学诗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宋代开始，文选类和知识类两种写作教材逐渐形成了，具有代表性是《文章轨范》（南宋谢枋得）和《作义要诀》（元代倪士毅），分别标志了写作文选类和知识类教材的成型，并形成了一种“范式”。
南宋谢枋得（公元1232年-公元1289年）所编《文章轨范》共7卷，分“放胆文”（5卷）和“小心文”（2卷）两大类，选文64篇，大部分为唐宋名家名篇。每卷卷首均有教学目的、要求等提示，如“放胆文”（卷1）提示：“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此集皆粗枝大叶之文，本于礼义，老于世事，合于人情。初学熟之，开广其胸襟，发舒其志气。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矣。”
在我国古代写作论着中，能如此精辟地揭示写作教学规律的，殊为罕见，从此，我国教育界开始有了写作教学法研究的自觉意识，这也标示着写作教学研究和教材建设的一个质的飞跃。正因为有了《文章轨范》，我国现代写作教学中才有了“放胆文”与“小心文”一说，谢枋得功不可没！
在写作教学研究方面，《文章轨范》的价值，当在《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之上。
《作义要诀》主要讲述经义的作法，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教学性。该书摘引了大量的写作知识，论述了一般的写作原理，并按经义写作的程序加以详细描述，强调“冒、原、讲、证、结”。其中，“冒”，是指文章开头，概括主旨；“原”，讲清题意的本原；“讲”，发挥、阐释精义；“证”，运用事例进行论证；“结”，指文章结论。书中将一个完整的写作过程分解为若干个步骤，学生可按步骤学习，例如关于“审题”的要求：“……第一要识得道理透彻；第二要识得经文本旨分晓；第三要识得古今治乱安危之大体。然后一见题目胸中便有称量，然又须多看他人立意及自知历练，则胸中自然开广，又不要雷同，须将文公四书仔细玩味，及伊洛议论大概皆要得知。”
此外，《作义要诀》还对各类题目的审题思路和方法作了提示，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是最早的“程序教学”训练法。
这一时期，除了像《文章轨范》（文选类教材）和《作义要诀》（知识类教材）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研究类着作，如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李耆卿《文章精义》、陈骙《文则》，元代王构《修辞鉴衡》、陈绎曾《文说》等。这个时期的写作教学与研究，尽管在科举制的影响下开始步入歧途，但从学科角度看，还是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主要是写作在整个官学系统中受到全面重视，学者们开始从单纯的写作规律研究，进入到写作教学论探索的新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