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学期了。走在学校里，会不自觉地提醒自己，我是要走的人了。心态有些悲凉，还没离开就开始感伤和怀旧了。大家见了面，第一句话也都是“签了吗？”于是闲的更闲，忙的更忙，烦的更烦。
笔试成绩公布在了网上，我没戏。于是又报了省级选调生。考研的成绩也出来了。老大的上榜在情理之中。她已经开始准备面试了。其实依她平时的积累，面试是肯定不成问题的。可以说，老大回上海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了。
晴子差了分数线20多分。刚开始还有些郁闷，搞得老大都不太敢在寝室里提考研的事。好在她在这件事上倒也不像老大那么志在必得，慢慢地也就过去了。
沈海回来过一次，没有找我，只是发了个信息告诉我他已经在那边定下来了。这样也好。自自然然地做普通朋友，偶尔互通一下消息，知道对方在哪里，过得怎么样，不至于成为陌路人，又恰到好处地避免了分手恋人的尴尬。短信这东西，还真是好处颇多。
公务员的面试结果迟迟没有出来。对于自己当时的表现，我心里没底。所以也和晴子一样，开始疯狂地参加各种招聘会。如果没考上公务员，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扬州。喜欢那里的闲适。和午后慵懒的阳光。我不是想逃避生活，也不是贪图安逸。我只是觉得人嘛，工作能让自己吃饱喝足就可以了，稍稍有些节余是最好，干吗要活得那么累？工作是为了好生活。可好生活不是每天累得像狗一样回了家往床上一趴就开始打呼，不是因为压力心情烦躁，动不动就急火攻心。那种人自以为过得很充实，自己是在为了美好的明天打拼，其实是不懂生活的实质，做了生活的俘虏。好生活是富有激情地完成工作以后还有心情坐在窗前喝口清茶，或者咖啡，不容易生气上火，身体健健康康，不失眠，一觉醒来又欢欢喜喜地去上班。好生活是好心情的良性循环。
我怀念在扬州的闲适，认定了自己刚好合得上那里不紧也不是太慢的生活节奏。但是这年头，大学生满大街都是，天上掉节电池下来都能砸伤好几个硕士。工作不好找。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看好了江浙一带，一窝蜂地往那里挤。水涨船高，江浙地区的工作跟着身价大增。这就又增加了在那边找工作的难度。我通过网上查询和打114咨询，得到了扬州大部分学校教务处的电话。选了个寝室没人的时间，我一一打过去。“喂，您好，请问是某某学校教务处吗？”
“这里是。请问你哪位？”
“老师您好。我是湖北师范大学中文教育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我通过查询114得到了您这里的号码。不好意思打扰了。”
“你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来过扬州，很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希望能在这里工作……”
“我们今年不打算招聘语文老师，你到别的学校问问吧。”说完，话筒里传来了盲音。我对着话筒愣了一会儿，对自己说了句“加油”，又拨通另一个号码。“喂，您好，请问是某某学校教务处吗？”
“你哪位？”
“老师您好。我是湖北师范大学中文教育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们不招女老师。”这个更惨，话都没让我说完。
后来一直是这样。不是说不要女老师，就是说要本地户口的。再不就是干脆说不招人，或者只要研究生。国家提倡这么多年男女平等了，怎么在找工作这件事上就一直平等不起来？不光我遇到，很多同学都说，找工作的时候女生根本竞争不过男生。还有的人说，能让你竞争已经不错了，有的单位根本就连和男生竞争的机会都不给女生。“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学校招老师，一般先招优秀的男生，再招比较优秀的男生，然后招优秀的女生，接着考虑普通男生，最后才会看一眼普通女生。还有男生自己笑说：“我的简历上什么也没有，就是剩下性别‘男’了。”真是气死人了。
晴子说是因为用人单位觉得女员工能享受到的假期太多太长了，而且绝大多数男员工在体力和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上明显要优于女性。毕竟女性要顾家一些嘛。
后来和扬州市郊的一所学校谈得有了点眉目。虽然不在市区，学校也不是什么重点学校，但毕竟是在扬州，而且是公立高中。刚出去就能这样也算可以了，慢慢来吧。
学校要我最近抽个时间过去试讲。我稍稍准备了一天，就动身了。再踏上扬州的感觉很舒服。有久别重逢的喜悦。想起上一次是和于茜一起来的，而她现在正在海南过着她无冕之王的生活，又有一些失落。还有一丝忐忑。毕竟我是来找工作的。
先在学校附近找了个小旅社住下，休息了一会儿。下午的时候去了学校教务处。办公室算得上窗几明亮，颜色样式统一的办公桌松散又不失整齐地摆放着。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有一台电脑。我敲敲门，问了声：“请问曾老师在吗？”
一个盘着头，戴着副无框眼镜，大约30来岁的女老师抬头问：“我就是。什么事？”
“曾老师您好。我是易乐乐，前两天给您打过电话的。”
“喔，你好。来，坐下来说吧。”曾老师和蔼地指指旁边的椅子。我依言坐下。“简历带来了吗？”
“带来了。”我从包里抽出精心设计的简历递给她。她接过来，略略地翻看了一下，抬头说：“这样吧，你准备15分钟，呆会儿说课给我们听听。”
“说课？”我有些蒙了。内地的学校都是试讲的。
曾老师也有写诧异：“怎么，你不知道什么叫说课吗？”
“不好意思，我的确没接触过这个。”
曾老师的声音明显地不悦起来：“看来你还是要多学习学习呀。说课就是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大概地说一下你准备怎么讲一篇课文?熏也要有适当的板书。”
“好的。讲哪篇文章？”我赔着笑说。
“就《捕蛇者说》吧。带书了吗？”
我笑笑说：“没有。因为不知道具体讲哪一册上的，所以没有带过来。”曾老师也笑了笑，说：“没事，不要紧。”然后翻出教材递给我。
我接过来，赶紧翻看起来。
高年级的师兄教过我，试讲的时候一般都会要求讲文言文，果然没错。他们还说，讲文言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词性活用，二是特殊句式，三是古今词义差异，四就是最基本的翻译了。把这说出来应该就是说课了吧。正式说课的时候，整个教研组的老师都来了。我很有些紧张，连声音都怯怯的。说完以后，我自己觉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但听课的老师们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算是笑我也分不清楚是赞扬还是同情。
心里没底。
曾老师说：“那先这样，你回去等通知吧。”
躺在旅馆的小床上，我给邱哲发信息。“刚刚试讲结束了。”
“怎么样？”
“不知道。什么鬼说课，根本不是讲课。”
“好像不太自信呀。这可不像你的作风。”
“本来就不自信。再说了，如果我现在和你说没问题，结果又不行，那不是太丢人了。”
“你就是这样，事情不到水到渠成的地步，是不会轻易说什么的。”
“这可是我的优点呐。”
“年轻人嘛，偶尔激动一下也好。”
“搞得你像是七老八十了一样。”
“有件事想和你商量。我想报名参加西部支教。”西部支教？那不是意味着邱哲在毕业头两年选择了苦、累，还有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是了，当他从贵州回来以后反复强调那里触目惊心的贫穷、愚昧和教育的落后时，我就该想到这会对他有怎样的影响。“那么艰苦，你受得了吗？”
“这些我都不怕。我只担心你的态度。”我的态度？不过他一直都是很在乎这个的。四年了，真不容易。其实我也已经开始把他的照顾当成一种习惯。但我分不清这到底是哪种感情。所以对他任何想让关系明朗化的表示，我都是委婉地拒绝。
“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就好，不用考虑别人。”过了十几分钟，邱哲的信息才回过来。
“你不是‘别人’”。我没有回。是不是拒绝得次数多了，也会有惯性？
等了两天，学校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打电话过去，说是正在研究。等了一天，我又打过去。这次曾老师说：“不好意思，语文学科我们已经招满了。”我的心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懊恼。
回到学校，我依然郁闷，不停地回想着自己当时的表现。说实话，这么干脆结实的打击，还真让原本有些自信的我猝不及防。
邱哲找到我，谈西部支教的事情。“不要再说你是别人了。就算是好朋友，你也该给我点意见。”
“这我能有什么意见。”
“不管是什么，我希望听你说说。”邱哲说得很恳切。其实他能作出这个决定，已经为他在我心里的形象加分不少。一个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能够有这种无私和愿意吃苦的精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会不会笑我傻？”
“当然不会。你这是在做好事啊。”
“但是这就意味着毕业以后，我在物质上要比别人晚起步两年。而且，也要和你分开两年。”原来他是在意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心里一热，脸也有些发烧。“就算不去支教，毕了业也要分开的。”
邱哲看了我一眼，声音很低，但很坚定地说：“不会。如果不去支教，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心里又是一热，没吱声。
“说啊，你介不介意？”他急急地问。
“我说了这是做好事，少拿点钱算什么，积德嘛。”我打趣。
邱哲这才笑了起来，说：“那我就放心了。”我站起来要走，邱哲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乐乐，你到现在还是不能接受我吗？”我盯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好看，像海一样深。里面有我的影子。“如果你去支教回来，对我的感情还没有变，我们就在一起。”
“这个‘在一起’是指和我结婚吗？”
我忍不住笑了，一拳捶在他肩上，说：“你还真是贪得无厌！”邱哲也笑了：“这不是贪得无厌，是‘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我转身要走，他在后面喊：“不管是什么，这可是我们的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