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我基本什么事情都没做，就和爸妈一起走亲访友，在各个亲戚家串门了。茶余饭后也没其他消遣，无非就是打个麻将斗个地主。我不善于此道，几天下来输了不老少，但都是家里人，所以也并不以为意。
这几天手机也没消停过，从腊月二十九开始，祝福的短信一条接着一条。我觉得这种短信群发的行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反而显得态度很不诚恳，有的仓促转发的短信甚至连署名都没改，常常闹出A发来短信满纸喜庆地祝福语最后署名“B君敬祝”的笑话。这与其说是祝福，更像是一种敷衍，一种流于形式的应酬。所以我下定决心绝不流俗，绝不群发，如果真要拜年就打电话。
但手机提示音响个不停，短信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不安。人家给我发短信至少表示人家的电话簿里还记有我的号码，还觉得值得在我身上浪费10分钱。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个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嘛，被频频祝福的我却无动于衷，真是太没有礼貌了。
后来连邹庭长也率先给我发来一条祝福短信，我更觉得自己是耍大牌耍过头了，不但没有先给领导拜年，还让领导抢了先机，这可真是太被动了。于是赶紧选一条流传不算甚广尚有新意的短信，署上名字，群发之！连续发掉两百多条，直到手机电池耗尽自动关机了。
于是我发现，在这个社会里，想要不从众、不流俗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啊。记得大学的班主任曾经跟我们说过，人不能没有一点个性，但也不能太有个性。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想有一点点的个性都真的好难啊。我们的环境总是要求我们只能有共性，不能有个性，因为集体利益总是高于个人利益的。
比如小潘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公务员很难做到洁身自好。我给他举了个例子，我说：“如果你和领导们一起出去办事，当事人给你们塞红包，领导们都拿了，你拿还是不拿？”
这个问题很让人为难，尤其让小潘这种抱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和天真理想的孩子更是为难。拿了，就是堕落，而且到了出事的那天，多半你还要做个替罪羊，因为数你的职位最低；不拿，就是不和谐，自命清高，给领导难堪，今后量身定做的小鞋是穿定了。
小潘想了很久也没能回答出来，从此不再问这样的问题。而这是我工作第一年时的亲身经历。看到领导们将信封装进口袋时一脸心照不宣的笑意，我知道这钱我是非拿下不可的。钱不算多，一千块，领导们的信封明显比我的要厚实些。在那之前我的角色只是个出差时倒茶拎包的小跟班，但从那以后领导们就认识了我，记住了我的名字，像是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一般。我甚至都不知道那算不算领导对我的一次考验。所以说环境改变人是个真理，而人改变环境只是个幻想。整个体制和氛围像是一座大山，一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是撼动不得的。
正月初五的晚上，各路亲戚们都在我家里团圆。我一边打麻将一边群发又一批的祝福短信。这时候高阳给我打来电话，语气焦急，说让我赶紧给他打两万块钱。
高阳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在涂城干律师。他的职业生涯命运悲惨，经历曲折。由于国家规定通过司法考试之后必须在律所实习满一年才可以申请律师执业资格证，高阳同学在毕业第一年就顺利通过司考，然后找了家律所就开始实习。没想到遇人不淑，每次实习到十个月左右就被扫地出门，因为律师们只想找廉价的助理，而不想培养未来的竞争对手。高阳拿着不到一千块的助理工资，如此折腾了三年多，才终于在一家律所善终，干满了一年，开了实习证明，领到了执业证，正式成为了一名律师。我忘不了领证的那天他激动的泪水顺着满脸的横肉自由流淌的感人场景。
我问他：“大过年的，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他说：“你快点把钱打给我，急用！等会再跟你解释！”
我心生狐疑：“你是骗子？”
他急了：“靠！我是高阳啊！”
我考他：“我是谁？”
他说：“你是桂公梓！快点，别玩了。我急死了。”
我说：“再考你一个，你外号是什么？”
他骂开了：“妈的你耍我啊，快点，你不借我我就找别人了！”
我不急不慢：“现在骗子那么多，我得谨慎一点。不过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你答出来我就去给你打钱。我们同学平时叫你的外号是什么？”
他骂骂咧咧地说：“妈的，你们叫老子痔疮！行了吧，快点！”
我乐了，说：“我满足了，马上就去。”
高阳由于大学时每次霸占公用茅坑时间巨长，导致厕所拥堵，且如厕时喜爱大声哼哼以配合用力，故被众人怀疑患有严重痔疮，并因此得名。我手机通讯录上他的名字至今还是“痔疮”二字。
我跑到最近一条马路上的ATM机，给高阳卡里打过去两万块，然后溜达着回家。不一会，他又打电话过来，说：“谢谢啊，我过阵子还你。”
我说：“不急，倒是你这么着急用钱干什么啊？”
他说：“刚才不方便跟你说，现在完事了。刚才在陪你们法院民二庭的两个审判长打麻将。”
我说：“哦？业务麻将？”
高阳说：“是啊，最近接了个买卖合同纠纷的案子，风险代理，标的有三百多万，谈好40%的代理费。”
我说：“那就是一百多万啊，你发了啊。”
他说：“不一定能成呢，有风险啊！所以现在在活动，今天晚上就是联络感情。”
我说：“输了多少？”
他说：“十多万。”
我吓了一跳，说：“你还真下本钱！”
他哼了一声，说：“哪啊，我也没想到。我只带了五万块现金，以为足够了，谁知道那两个审判长胃口大得很，上来就说要打两千块一番的。两圈下来五万块就输光了，后来就开始记账。我多少次大牌忍住没和，就指望这个案子回本了，不能黄啊！最后输掉十几万，出来取钱发现卡里一共也没那么多，还差将近两万，就想起你来了。”
我说：“嗯，等你案子成了，除了还我钱，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他说：“那当然，不用说。……谢谢了兄弟。你们刑庭的我不知道，不过民庭那些法官，真不是好伺候的。”
我说：“哪里都有好的，也都有不好的。一样的游戏规则，大家玩法不同而已。好好混吧你。”
回到家里，电视里正在重播春节联欢晚会。我一向以看春晚和国足为耻，所以扫了一眼就继续坐回到麻将桌上。没想到突然就听见了一阵熟悉又陌生的旋律。
“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比天还要高；蝴蝶飞呀！飞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想的天窗让那成长更快更美好……”
我飞奔到电视机前，果然是小虎队——或者说是老虎队更合适。这三个老男人一如青春年少时一样的白衣飘飘，在舞台上用尽全力地绽放自己所剩无几的青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承载了太多人太多的青春回忆，三个人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但这一点也没影响他们在这个不合时宜的舞台上狠狠地感动了一把像我这样不合时宜的一代人。我在“蝴蝶飞呀”的歌声中仿佛一瞬间就回到了那个最纯真最懵懂的童年，那个每天在笔记本上抄满歌词，对着电视学三个大男孩手舞足蹈的童年。
在那些岁月里，我曾经梦想未来能够像蝴蝶一样展翅飞翔，快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我还是一事无成。看着老迈的小虎队高声歌唱，我忍不住湿了眼眶。
“啦……啦……啦……啦……尽情摇摆，啦……啦……啦……啦……尽情摇摆……”
我的心情在此之后很久都没能平复下来，一直处在一种缅怀和伤感的情绪之中。其实我并不追星，这三个人随便单独摘出来一个我也不喜欢，但是他们一旦站在一起，就代表了那个时代，唤起了每个人的一段青春，这是让人很抵抗不住的。我一边打麻将一边分神，心里琢磨着我现在的事业，和年少时那个最初的理想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奶奶问我：“小桂啊，你什么时候上班啊？”
我回答她：“过完十五再走，领导特批的，让我多休息几天。”
正说着电话又响了起来，是邹庭长。我心想邹庭长真是太客气了，多给了我一周的假期，还要主动打电话来拜年。我酝酿好情绪，按下接听键，语气欢快高昂地“喂”了一声。
邹庭长在电话那头说：“小桂，赶紧准备准备，明天跟我去北京。”
我的心一下子跌到谷底，尚且不甘心地问了句：“去北京干什么啊？”
邹庭长简洁明了地回答我说：“接访。”
“接访”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术语，主要是指一种以粉饰太平为目的，以谈判、诱骗、威胁、强迫等为手段，将进京上访的当事人遣送回原籍的行为。这个词在不同的主体间有不同的说法。法院称之为“接访”，这个“接”可以理解为接待，也可以理解为接受，或者更为直观地理解为接送。春运期间就有流传颇广的一个段子，说是一个在北京打工的老农民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于是扯起一张硬纸板，写上“上访”二字招摇过市，很快就被接访单位开车送回老家，一路上还管了两顿饭。老农万分感动，感谢不已。
但在上访户的口中，这个词被称为“截访”，更有人称之为“劫访”。我个人觉得，从贴近事实的角度来说，上访户们的用词还是比较准确的。
在正月初六的上午，我陪同邹庭长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同行的还有立案庭的牛庭长和一个姓于的小伙子，还有两名法警，一个姓洪，一个姓叶。
在飞机上邹庭长简单跟我讲了这次接访的工作任务。这次接访是为即将到来的“两会”服务的。邹庭长说，很多上访户瞅准“两会”时机，闻风而动，纷纷去最高院和国家信访局上访。现在最高院对每个省的上访户数量有个排名，以此作为衡量各地区民众对司法的满意度的标尺，据内部人士透露，最近本省的排名一路飙升，为此省高院的院长非常生气，后果非常严重，下令各中院纷纷派人驻扎北京，力争在正月初七最高院信访接待室正式上班前，将上访人员拦截并送回。
立案庭的牛庭长算是个接访专家了。他跟我们介绍说，立案庭在正月初四就派了两个审判员去北京了，带了四名法警，开走两辆大巴车。他们将分成两批，一批守候在北京南站，一批在进北京城的高速公路收费站蹲点。两个审判员都是专门搞信访接待的，熟悉涂城的每一名上访老户，只要看到熟悉的脸孔，立刻拉到大巴上送回涂城，一个也不放过。
牛庭长说：“这算是我们对上访户们布置下的第一道关卡。第二道关卡是我和小于，我们的任务是在信访接待室前巡逻，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他看我一脸茫然，问：“第一次接访？”
我说是的。
牛庭长挺和蔼地笑了一笑，说：“最高院的信访接待室在永定门幸福路，离北京南站很近，大部分上访户也是坐火车到南站的。从南站到接待室大概有五百米的距离，中间有道天桥，南站的同志不可能拦下所有的上访户，我和小于就在这段路上守着，来北京上访的我都熟，平时都盯着他们不让往北京跑的，手头也有名单，等到了北京，我把名单给你一份。”
邹庭长说：“老牛，那这次你可没盯好啊，是你的责任。”
牛庭长呵呵一笑，说：“话不能这么说，上访户都不傻，前几年还能拉去办个学习班，搞个政治培训什么的，现在不行了，到敏感时期都躲，上门都找不到人。再说了，我们又不能去逮捕别人，人家还是有人身自由的。”
邹庭长说：“要是我就不躲，学习班多好啊，说是学习，其实就是公家出钱旅游。去年去的海南，奥运会的时候集中在黄山，前几年还有去张家界的，吃得好，住得好，干吗要躲？”
牛庭长说：“你看看你这点追求。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其实谁不想省心过日子，上访户也是被逼上梁山，就像古时候告御状一样，冤屈无处申，只好往京城跑。他们每个人都有坚定的目标，虽然在我们看来有些偏执，但在他们来讲那就是最高的理想，所有的追求，可以放弃一切。我搞了半辈子信访工作了，在这一点上，我是理解他们的。”
牛庭长一字一句说得很诚恳，不像有的干部满嘴官腔，说一套做一套。我看着他锁紧眉头时额上簇拥的皱纹，心想这是个好人。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个好法官，因为接访似乎不是一个好法官应该做的事情。但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他不能不做，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
牛庭长继续说：“就比如这次，最高院那边反馈说，还没正式上班呢，涂城现在信访值班室登记的上访户已经超过三十个了。其中有个叫蔡志华的，之前是个著名的钉子户，涂城这几年搞城市化开发，当时要在蔡志华家那一片建个高架桥。他不愿搬，带了村民反抗，最后给强拆了。后来他就一直上访，省里解决不了，北京也去了好几趟了。这次他带了十几个人过去，是我们要应付的大头。”
我问：“是补偿没到位还是怎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