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回到华盛顿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尽管他先前曾同意在《邮报》工作，但菲尔似乎仍未决定要做什么。曾任《邮报》国防记者的阿尔·弗兰德利写信给菲尔，并且和他讨论关于自己想回到《邮报》的想法，同时也请求菲尔一起参与。1945年8月底，菲尔告诉阿尔自己在一年前已经和凯瑟琳的父亲大致说定了，只是后来没有再提起。另外，菲尔的父亲也督促他回佛罗里达帮忙打理乳品生意。不知道什么时候，菲尔下定了决心。12月28日，菲尔宣布将于1946年1月加入《邮报》。第二天，菲尔的朋友和同事们写了一封信刊登在社论版上，祝贺《邮报》得到了菲尔，文章列举了菲尔的功劳。这些朋友显然想告诉《邮报》的读者们，菲尔不仅仅是发行人的女婿，他自己也卓然有成就。
对于他们来说，1946年是发生巨大改变的新时代的开始，他们从爱玩、几乎没有责任感的年轻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每天的变化都是逐步发生的，所以尽管那个时候没有看到生活变得很不同，事实上他们已经朝着更加严肃的新生活迈进了。
菲尔在30岁开始了他的战后工作，成为《邮报》的发行合伙人。凯瑟琳的父亲认为自己年岁已高，不能让菲尔从头做起，在各个部门一路干上来，因此菲尔一进《邮报》就做起了岳父的副手，不得不从高层开始学习一项全新而且很有竞争力的业务。
由于菲尔必须努力工作，凯瑟琳便承担了更多的家庭事务。凯瑟琳也不得不开始学习一大堆东西——主要是内务方面的，有部分是关于社会活动的。对凯瑟琳来说，似乎每件事情都是新鲜的，包括在一个拥有丈夫和孩子的家庭里。
尽管有玛米负责照顾孩子，但是凯瑟琳还是积极地参与到照看孩子和料理家务上。由于马蒂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没能继续工作，因此，他们又请了一个厨师和洗衣工。
孩子们很快就长大成人了，但是凯瑟琳做母亲的水平却提高很慢。尽管有人帮忙，但是每天仍然紧张忙乱。玛米休假的日子，凯瑟琳总会让生活陷入困境。有一次，由于没把唐的窗栏围住，让孩子摔了下来。唐这个孩子不是很好带，但是拉利确是个得力的助手，是个极好的伙伴，经常帮忙照看唐。
尽管有时候会遇到困难，但是凯瑟琳的实战经验在增多——如何料理家务，照看孩子，以及以母亲的身份和他们相处。最主要的是凯瑟琳开始学习如何与菲尔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下相处。由于工作速度快、责任大，菲尔一开始有些劳累过度，但是他很快就胜任了。
他们的社会生活圈子在不断地扩大，尽管一些朋友离开了华盛顿，但是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在战后的头几年里，他们开始与约瑟夫·艾尔索普成为朋友，并且成了维持一生的友谊。此外，菲尔和凯瑟琳还结交了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朋友。这群朋友包括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和他的妻子；马萨诸塞州众议员乔·凯西和其妻子康尼；康尼的哥哥等等。
沃尔特是那个时代读者群最广泛的专栏作家。他非常有学识，但也是个比较自负的人。他1938年与海伦结婚，海伦把沃尔特照顾得很好，他过着规律的生活，上午写专栏作文，下午接受采访或者阅读。
战后头几年里，他们接触较多的还有阿维斯和奇普·波伦（国务院的新法律顾问）。同在国务院工作的鲍勃·乔伊斯和妻子简也是他们的好朋友。另外他们的两个终生朋友是当时《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詹姆斯·莱斯顿及其妻子萨利。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此外，他们还有新交的朋友波莉·维斯纳。波莉总是非常幽默风趣，喜欢大笑。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并且一直交往到老。
菲尔到《邮报》工作后不久，菲尔和凯瑟琳就邀请茜茜·帕特森吃了顿饭。帕特森夫人和迈耶家族的关系在漫画引起的“生肉事件”之后自然终止了。但是由于菲尔是代表华盛顿所有报纸争取与同行业合作的谈判委员会的负责人，因此，凯瑟琳的父亲也同意与茜茜恢复关系。尽管迈耶先生和茜茜之间存在矛盾，茜茜还是答应了菲尔的请求。
由于菲尔和茜茜都幽默善言，双方很快就和解了。茜茜说：“哦，尤金·迈耶，你有这么优秀的女婿真是幸运。”无论如何，凯瑟琳和菲尔确信要同茜茜恢复关系，因此他们邀请茜茜参加一个小型晚会，事实证明非常成功。
几次的怀孕让凯瑟琳的身材开始变形，于是凯瑟琳和几个朋友开始上健身课，每天早上她和乔伊斯·埃利斯顿在R街29号房子里集合。一天乔伊斯告诉凯瑟琳隔壁的房子在出售，非常适合凯瑟琳他们居住。凯瑟琳看了以后也确实非常喜欢那个房子，而且适合他们全家居住。因为考虑到当时购买房子和维修房子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经济实力，于是凯瑟琳忐忑地让菲尔去看房子。事实上菲尔看完整顿房子以后，他立即同意购买。与此同时，迈耶先生也在关注女儿凯瑟琳买房子的事，看到女儿喜欢这座房子，并且觉得也很值得，于是也建议凯瑟琳将其买下。最终，凯瑟琳和菲尔将这栋房子买下来，并且将其装潢得很舒适。
从菲尔开始在《邮报》工作起，他就非常全力以赴。尽管他对报纸业务和任何生意还一无所知，但是他的头脑和能力补救了这一不足。菲尔很快就成为迈耶先生亲密的合作者，在报社内外都是如此。菲尔参加了广告理事会，这是凯瑟琳的父亲为了确保大报社和广告客户在战时的公共事务方面合作而促成的。它不仅帮助了迈耶先生，也帮助了菲尔，因为起初菲尔在报业和工商业一个人都不认识。
此外，菲尔和岳父还一起参与公共事务。哈里·杜鲁门就任总统初期曾要求全国把注意力放到战后欧洲的饥荒问题上。作为回应，凯瑟琳的父亲向农业部部长建议实施一个志愿者项目，在缓解饥荒问题上取得支持，并建立了饥荒紧急救济委员会。《邮报》的工作人员在报纸上呼吁报业和公众对世界解决饥荒问题给予支持。这个委员会是政府与媒体合作的一个范例，这是很难得的。
菲尔的职责在最初几个月里急剧增加，他甚至在学习的时候就需要对一些事务作出决定。凯瑟琳的父亲非常高兴身边有个了不起的助手。1946年6月，杜鲁门打电话给迈耶先生，请他担任世界银行的第一任行长。那天晚上凯瑟琳和菲尔，还有父亲母亲共同商讨此事，一致认为这是可取的。菲尔向岳父保证自己和《邮报》都会好好的。
1946年6月18日，《邮报》宣布，凯瑟琳的父亲从报纸的管理岗位上退下来，对新闻和社论事务不再负责，尽管他还是报纸的所有人。菲尔则成为事实上的发言人，尽管他到《邮报》才五个月，还不到31岁，他是美国最年轻的主要报纸发行人。迈耶先生对菲尔表达了信任：“在今天这些责任人的带领下，我认为《邮报》将不负众望，它不仅会继续发展，而且会大步前行。”
尽管他们的朋友和新闻界人士对菲尔升任发行人一事持积极态度，但凯瑟琳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菲尔对这份工作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并且即将要对《邮报》如何存活下去负责。菲尔在快速成为世界首都的城市里掌管一家亏损的报纸。的确，《邮报》仍在为生存而斗争。它在战时是盈利的，但是战后又滑向亏损，处在边缘。尽管《星报》挣钱很多，但《时代先驱报》才是《邮报》的最大竞争者，因为它直接是早报的对手。《邮报》在社论质量、广告量和整体声望上都有所提升，但是战后还需要许多重建工作。人才竞争很激烈，《邮报》在这方面又缺乏实力——《邮报》规模相对小，又是家族经营。凯瑟琳父亲到世界银行工作后，菲尔就更得尽快进入角色，但是他只是掌握公司的大概情况，因此他专注于寻找适合的人来推进《邮报》的编辑和财务工作。
迈耶先生已经作出的一些人事决定给菲尔带来了正面影响，也给《邮报》带来了持久的影响。1946年，赫伯特·埃利斯顿仍然是社论版的主编，查尔斯·博伊森是业务经理，广告部经理唐纳德·伯纳德经验丰富，菲尔的朋友和战时伙伴韦恩·科伊担任发行人助理。但是菲尔在印刷、发行和劳工关系上没有可以信赖的人。
在菲尔的带领下，凯西·琼斯担任总编，此人自1935年到《邮报》工作以来就给迈耶先生帮忙许多，但是与琼斯工作没多久，菲尔就认为《邮报》需要更好的总编，于是他开始寻找一个新的能够胜任总编的人。
菲尔还特别专注于报纸的新闻业务方面。他相信战后大部分的世界事务受到当时召开的欧洲和平会议作出的决定的影响。于是菲尔于8月和赫伯特·埃利斯顿一起去了欧洲，开始了他的首次新闻之旅。无论是记者、主编还是发行人，采访旅行都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次旅行对菲尔来说印象深刻，受益匪浅。这次旅行对于菲尔改变法学院念书时和毕业后前几年的极端自由主义意义重大。
凯瑟琳和菲尔在秋天回到了华盛顿，菲尔不仅努力经营报纸，促进它的发展，而且给凯瑟琳的父亲精神支持。菲尔尽力提高父亲的气势，给他提建议，帮他写演讲稿等，从各个方面给予帮助。由于凯瑟琳的父亲发现世界银行行长的工作比想象中负担要重，并且那里充满了斗争，在他认识到那里根本不可能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时，他决定离开世界银行。1946年12月4日，迈耶先生递交了辞呈。并且于1947年1月回到《邮报》。尽管离开只有6个月时间，此时情况已经有很大不同，6个月的时间里菲尔已经建立了威信，已经完全进入角色。凯瑟琳的父亲找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董事会头衔，慷慨明智地让菲尔继续做发行人，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全力支持菲尔。于是，对于凯瑟琳来说，父亲和丈夫之间开始了一段复杂但是总体上愉快的工作关系。
菲尔尊重迈耶先生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并对他的判断深信不疑，愿意请他参与到与《邮报》有关的重大决定和事件中来。同时，迈耶先生对菲尔的能力和天赋，特别是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特别认可，这些提升了凯瑟琳父亲从经济上支持《邮报》的意愿。
此时，凯瑟琳的母亲更加关注社会和福利方面的问题，她认为政府部门与健康和教育有关的运作系统应该在各个层面更有效，并为加快创建内阁一级的健康、教育和安全而努力。1947年，她帮助建立了全国公民支持的公立学校委员会，直到去世她一直在这里积极工作。60岁时，如同《新闻周刊》所说，她不仅是“一名活跃的记者”，还是“一位参与改革运动的女性”。
1948年，母亲与《邮报》管理层发生了第一次冲突，菲尔也卷入其中，这件事源于社论主笔赫伯特·埃利斯顿认为母亲干预他的工作。母亲感到抱歉但却受了伤。菲尔出于对《邮报》的未来着想，不得不花时间抚慰她的创伤，缓和关系。菲尔处理这件事情及与凯瑟琳母亲相关的许多其他情况的外交技能拯救了全部的人。他建立起了凯瑟琳和菲尔与父母——也是《邮报》的所有私人关系。这段时间里，菲尔仍旧希望凯瑟琳和他度过大部分的时间，只是由菲尔决定去哪里和怎么样度过。
在唐出生和菲尔从海外回来后，凯瑟琳便没有再工作，菲尔到《邮报》工作后，凯瑟琳单方面决定不再工作，但菲尔表示反对，主要是他不希望凯瑟琳只是居家，他表示对凯瑟琳的生活担心，并建议凯瑟琳可以为《邮报》写每周专栏，就是对杂志中有趣的内容进行回顾和摘要。这样既可以为《邮报》工作，又无需上班。事实上凯瑟琳很喜欢这份工作，并且做得很成功——《路易斯维尔信使报》想要转载凯瑟琳的这个专栏。
在写专栏的同时，凯瑟琳更多地涉足公共事务。1947年，凯瑟琳被任命到全国首都150周年委员会任职。战后头几年里，凯瑟琳还参与社会福利工作，特别是为公益金和全国交响乐团募集的资金。然后她还加入了儿童康复之家董事会。
但是在那个时候，凯瑟琳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抚养年幼的孩子们。那个年代父母的分工是很明确的。家务事是凯瑟琳来承担，为孩子找学校，监督孩子的活动，为所有人安排日程，以及装饰房子。此外，凯瑟琳还要负责各种修理和翻新工作。
1947年1月，《邮报》发生了最大的一次变化，拉斯·威金斯来出任总编辑。菲尔和迈耶先生在首次发出邀请的一年后再次找到拉斯，这次拉斯接受了，希望重新回到《邮报》工作，并且回到报纸的新闻采写和编辑岗位。拉斯与《邮报》的关系在后来的21年中是愉快而有建设性的，他一上任就立即着手进行一些改革，对报纸的质量和地方新闻部门一体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拉斯宣布了一系列的新规定，其中一条是结束了《邮报》惯常的表明新闻人物种族的做法。另外一条是不准接受由政府支付的旅行和各种免费票。这项新政策立即显示了其重要性，因为拉斯和菲尔进行的第一步社论方面的冒险行动之一就是发起打击犯罪的运动——包括地方性的和全国的。
那个时候，全球性新闻都在美国境外发生。《邮报》刚刚聘请到费费迪南德·库恩来报道国外新闻，但是没有驻外记者，所以使用的都是通讯社的稿件，偶尔使用自由撰稿人的文章。菲尔甚至让记者参加军方出资的采访，这都是为了加强对国外新闻的报道。
在这个方面，《邮报》从事的运动之一就是马歇尔计划，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马歇尔计划的特稿，并在1947年11月为马歇尔计划开设一个特别的部门。以菲尔为先锋，由《邮报》记者撰写的增刊，赢得了全国头条新闻俱乐部的杰出公共事务奖，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转载。实际上，《邮报》越来越受到认可。报业工会在1948年年初为《邮报》颁奖时说：“在报业普遍寻求安全和谨慎过日子时，《邮报》1947年的记录是极其不寻常的。它生动地展现了一张优秀的报纸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可以做些什么来服务读者、社区和国家。”
不利的一方面是，与印刷工人的谈判拖延了数月未决。罢工的计划已经制订。菲尔在1947年底写给岳父的信中说道：“经营的事情非常复杂。”正如菲尔所说，“所有事情似乎都不对”，直到拉斯和其他一些新的上层人物来到《邮报》的影响开始显现。当没完没了的报务工会谈判结束时，菲尔和凯瑟琳决定去度假。
当斯坦顿给正在度假的菲尔打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购买CBS在华盛顿的电台的多数股份时，菲尔知道他们有能力在今后获得电视的播放权。菲尔欣喜若狂，于是提前结束了旅行，并且开始了长达几周往返于纽约和华盛顿的谈判。CBS与《邮报》的谈判简单迅速，很大部分原因是弗兰克和菲尔的亲自谈判。菲尔是个谈判高手，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应对，这不仅源于他在法学院接受的训练，也在于他在学校时学到的最有用的课程——会计学。
在此期间，他们有了第三个孩子，取名为威廉·格雷厄姆（昵称比尔）。
1948年年中，《邮报》的发展道路仍然困难重重，但是也生机勃勃，它拥有800名雇员，这是个令人骄傲的群体，他们在工作上都很卖力。自从买下《邮报》，报纸的发行量已经从5万份增加到18万份，广告收入也从400万美元增加到2300万美元。《邮报》还获得了许多奖项，包括5项报道大奖、3项评论奖、1项漫画奖，还有3项公共服务奖。
在这段时间前后，凯瑟琳的父亲决定把《邮报》交给菲尔和凯瑟琳。与此同时，他希望确保《邮报》能永远服务于公众利益。事实上，迈耶先生和菲尔共同建立了一种基金制度，《邮报》组织规章第一页明确说明，如果报纸不得不被卖掉，为了确保持续的独立性和有一个负责任的报主，成立“一个由5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有意承购的人必须经过这五个人的同意，才能买下《邮报》，而在那之前由菲利普·格雷厄姆夫妇行使控制权”。
在宣布这件事情的新闻发布会之前，凯瑟琳的父母亲自审定了新闻稿。凯的父亲还诚挚地表达了他在过去15年的艰难岁月里努力办好《邮报》的信念。
为了生存，一份报纸必须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一份报纸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与其他商业企业不同。自由报业现在受到的考验和监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苛刻。
自由国家公民，有赖于自由的媒体来获得其明智地履行公民义务所需要的信息。这是宪法给予报纸免受政府干预、有其言论自由的原因……但是除了政府干预之外，报主办报的主要限制是其自我约束，因此也存在公众利益受损的可能。
菲尔和凯瑟琳都在父亲给的一封正式信件上签了名，信中写道：
“你已经和我们谈论了你们对《邮报》的想法，我们当然很清楚《邮报》公司修订章程的条款，作出修改是为了确保那些想法能够奉行不渝。我们很感激的是，你们判定我们能遵循二位对《邮报》前景的希望，因此决定，让我们持有在公司有投票权的股份，同意把你们持有的A级股票售予给我们。”
在这项决定宣布之前，在菲尔生日那天，他收到了来自凯瑟琳父母的7.5万美元作为生日礼物。尽管凯的母亲在便条中说她“以所有的爱”把这些钱作为生日和结婚纪念礼物送给菲尔，但这实际上是要帮助菲尔买下《邮报》的股份。菲尔和凯瑟琳每人已经拥有公司A级普通股份的175股，是凯的母亲1947年11月给他们的。最终，他们从父亲那里买下其他的股份，每股48美元。事实上，3325股转给了菲尔，1325股转给了凯瑟琳，总计5000股有投票权的股票。菲尔之所以获得更多的股份，原因是凯瑟琳父亲认为，没有一个男人应该为他的妻子工作。凯瑟琳完全同意这种想法。
两年后，移交程序完成了。凯瑟琳的父亲把自己手中剩余的股票赠给了尤金与阿格尼丝·迈耶基金会的名下。该基金会成立于1944年，原本规模很小，但是由于获得B级股而逐渐壮大，在华盛顿从事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公益事业。这个基金会成立时非常谨慎，以确保其在政治上实现独立。而不是成为家庭的工具。后来这个基金会与迈耶家族已经完全没有联系了，但是它已经成为华盛顿地区一股影响较大的力量。
为了公平起见，对于没有获得《邮报》所有权的兄弟姐妹，凯瑟琳的父母那时也给了相同数额的钱。当凯的父亲告知孩子们上述安排时，家里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紧张，但是没有像其他报业集团那样起争执。凯瑟琳的哥哥曾经有些犹豫，但是他最后决定坚持自己的医学道路。已经与家庭疏远的大女儿，即凯瑟琳的大姐洛夫，生活有些困难，迈耶先生向她保证会公平对待自己的孩子。有权认为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比斯（凯瑟琳的二姐）和妹妹露丝却表现得很大度和忠诚，在各个方面给予凯瑟琳支持，她们生活无忧，但是与凯瑟琳相比并不富裕，她们从未得到购买《邮报》股份的机会，主要原因是一开始股票价值很低，而且被认为存在风险。
就凯瑟琳个人而言，为了帮助菲尔偿还购买股票时借下的债，凯瑟琳主动提出支付她们生活的全部开支——房子、车子、学费和娱乐费用——凯瑟琳确实这么做了，除了菲尔个人开销外的全部花销都有凯瑟琳负担。凯瑟琳这么做是出于信任，许多年来都没有因此产生困扰，直到十五年后婚姻出现重大危机时，凯瑟琳悔不当初。
在宣布《邮报》卖给格雷厄姆夫妇的两天后，正当全家都在芒特基斯科时，他们得到了茜茜·帕特森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的消息，终年63岁。一个风趣、充满活力、坚强但悲伤和孤独的人离开了人世。作为《邮报》的新报主，对菲尔和凯瑟琳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茜茜·帕特森拥有的编辑和出版的《时代先驱报》会由谁接手。外界的谣言满天飞，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实际上，茜茜将报纸留给了《时代先驱报》的7位主管。菲尔得到消息后立即动身离开芒特基斯科，并与7位继承人一起讨论他们的打算。出于遗产税的考虑，继承人认为他们要有一年时间来决定是否保留这份报纸，是继续经营还是卖掉。基于在华盛顿只有一份早报能生存下去的认识，菲尔开始培养和这些继承人的关系，对话持续了一整年。
无论如何，格雷厄姆夫妇分别在33岁和31岁的年纪成为《邮报》的所有者。《邮报》组建了公司，自负盈亏——迈耶先生不再为损失埋单，这无疑增加了菲尔让报纸生存下去的重担。但这又恰巧是他们人生的又一个关键时期，他们生命的又一次蜕变。他们背负起了重大但令人兴奋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