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阵痛——晚清
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一般将进入近代的时间点，定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西方较为普遍的观点，则是明朝中后叶。当然，这两种看法都是有道理的。前者，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强行打开，中国从此逐渐被纳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后者，中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在文化上开始与西方出现较大规模的交流。然而，作为制度变迁，中国关键性变化的发生却没有那么早，如果要找一个变化的关节点的话，应该是1861年年初总理衙门的建立。
当然，变化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按某些西方学者的说法，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自身已经在发生变化，某些敏感的士大夫，已经在就中国的政治和制度提出改革建议。经过了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由于人口激增，土地减少，统治机器锈蚀，边疆问题出现，虽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内囊已经上来了。为了应付这种变化，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出现了某种弹性的变化，而士大夫中间则出现了某种回应。对最高统治的批评声音开始增多，更多的是士大夫对自身学风的反思，人们开始批评乾嘉不问世事的考据风气，一方面开始探求边疆史地、盐政、治河等实学，一方面强调士大夫的责任感，由此长期被压抑的今文经学和宋学开始复兴。一些比较有责任感的封疆大吏，也在实际政务操作上，采取不同以往的举措，开始政务变革的尝试。盐政和漕政的改革，在陶澍等地方大员推动下，开始尝试。18世纪末的中国，出现了以前不能想象的某种政治气象。虽然，跟整个国家的死气沉沉相比，这种变革的声音还显得过于微细，但已经不能说，在外国人打上门来之前，中国人一点变化的迹象也没有。正因为某些士大夫对中国自身变化有了足够的敏感，所以，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用鸦片代替白银输入中国，以抵消中国产品的出超时，中国很快就有人作出了反应。
当然，中国人自身的这种求变努力，从整体上看还显得过于微弱，远远抵消不了满清王朝在历史惯性驱动下，滑向没落的趋势。人口在国家永不加赋政策和输入的粮食品种刺激下激增，国家看到的只是土地面积相对减少，游民人数增加所带来的问题。面对日益发达的游民社会，已经锈蚀的国家机器，没有任何妥善的应对之术。工商业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某些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含量已经超过50%，但国家既没有相应的税收机制来获取这份越来越大的财源，也没有调整相关的国策，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读书人大多数还依旧沉湎于八股制艺之中，本能地排斥任何有用的学问，即使最开明的士大夫，对于一个日新月异的西方世界，也没有多少了解，人们对于西学的了解，甚至远逊于明朝末年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没有西方入侵的强烈刺激，人们大概很难真正睁开眼睛。事实上，即使鸦片战争这样大的失败，也并没有真正让中国人醒过来。《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整个王朝雨过忘雷，除了极少数人思考过一些问题、试图了解西方之外，所有人又回到了旧日的轨道。在通商的五个口岸，官吏们忙于暗中封堵洋人，试图将已经残破的大门重新补上，或者组织民众抵制洋货，或者施加压力不许民众接待外国传教士。在看不见洋人的内地，政府靠增加摊派以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窟窿，而官吏则像过去一样，因循度日。
然而，清朝毕竟已经统治了200多年，跟所有传统王朝一样，到这个时候，制度和人事上的优势就会逐渐丧失，而制度弊病却会日益显露，人口增加导致的社会压力陡然加大，王朝开始进入末世，于是开始另一轮的盛衰兴替的轮回。只是，对于清朝来说，由于西方的介入，这种末世病发作得稍微早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