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飘在天上的清谈之风，终于将门阀政治送上了不归路。历史往往是这样，凡是贵族横行的时候，文化也许会很有点色彩，但政治却一塌糊涂。清谈以及相伴而来的醇酒妇人，最终毁掉了贵胄子弟的政治能力。侯景之乱，豪门贵胄之家，只能衣锦绣、怀金玉在家等死，至此，横行了几百年的门阀制度，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西汉景帝时，虽然尚未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但皇帝对于儒生已经很感兴趣了，经常与儒生一起论东道西。这也难怪，天下既不能以马上治之，法家那一套赤裸裸的严刑峻法加权术又在秦朝这个大试验场中被证明有问题，那么讲究礼治儒家学说，就越发受到统治者的注意。出身无赖的刘邦已经在叔孙通手里，尝到了做皇帝的威风和排场，随着他的后代子孙做皇帝越做越像，对礼乐制度的向往和追求也愈发强烈。如果不是国家还需要休养生息和窦太后对黄老之学的偏好，也许独尊儒术的国策用不着等到景帝的儿子就出台了。
一次，汉景帝与辕固生、黄生两个闲聊，不知怎么一来，两个儒生争了起来。黄生认为，汤武并非奉天承运讨伐无道，不过弑君者而已。而辕固生不同意，他认为，桀纣暴虐，天下之心归于汤武，汤武顺应天下之心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他们所使而归心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应该算当天受命。黄生反驳说，帽子再旧，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须有上下之分。桀纣虽然失道，但他们是君上，汤武虽圣明，可却是臣下。君主有过失，臣下不能正言匡正以尊天子，反而因其过失而起兵诛之，进而取而代之南面为王，此种行为，不是弑君又是什么？争来争去，辕固生争不过黄生，竟然说，如果按你的说法，咱们高皇帝代秦做天子也是错的啦？汉景帝的确算是个可人，一听此言，马上接过去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讨论学问不说汤武革命，也不算是愚蠢。从而结束了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学术讨论。
当然，在这场“学术讨论”中，辕固生确实有点心术不正，居心叵测，无端地扯出刘邦来，明摆着是要将对手往死里整。类似的事情我们在建国后的“学术讨论”中倒是常见，天真的人们一不留神就掉进了人家布置好的陷阱，从此就成了什么什么的“分子”了。这种高招，原来只是在拾两千多年以前人的牙慧。后来窦太后罚辕固生进兽苑与野猪较量（不是因为此事），真有请君入瓮的感觉。幸亏汉景帝看出他的用心，不想给人当枪使，一句“食肉不食马肝”，轻轻将事情化解了。争论虽然化解了，但问题却依然存在。人们没有做皇帝之前，而怀“大丈夫当如是焉”的雄心壮志的时候，当然乐意人家说汤武革命云云，可一旦取了天下，南面而坐，未免对汤武革命心下惴惴，生怕别的什么人再跟他学，依样画葫芦，至于他的后世子孙对这种事情就更是担心得了不得。尽管臣子拍马屁时都说现任皇帝德比尧舜，但对自己的公德真正吃得住的却没有几个，如果因为失德就可以来一场汤武革命的话，那么皇帝的天下真是要永无宁日了。但是，任何一个皇帝又不敢否定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否定了他家祖先打下基业的合理性，从而瓦解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先秦诸子中，孟子是主张汤武革命具有合法性，而韩非则反乎是。对于一统天下的秦朝来说，不存在这种统治合法性的两难之局，首先嬴政的天下不是从周天子手里夺来的，而且他公开奉行法家学说，所以，在他那里，只承认黄生的道理就行了。但是自刘邦以后，在这个问题上事情就比较麻烦，顾了哪一头，另外的一头都未免有些尴尬。而越来越被重视的儒家学说，越来越多地被儒生们用来弥缝统治的缝隙，粉饰皇家的天下，理论上越是说不清楚的事情还越是要说，甚至还敢在皇帝面前说，然而，还真就是说不清楚。钱鐘书先生说：“儒家既严树纲常名教，而曲意回护‘汤武革命’”，结果是“说终难圆，义不免堕”（《管锥编》），越涂越黑。最后还是皇帝聪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将“马肝”抬出来做和事佬，干脆回避了之。
小报告与大字报
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大（小）字报了。提起它们，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文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和大热闹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曾是中国的一景，经过“文革”的城里人，除了不会说话的娃娃和从一开始就被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的人，又有谁没贴过或者被贴过大（小）字报呢？大（小）字报似乎已经与“文革”一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翻一翻史书，我们就会发现大（小）字报的历史还真是长，大概从蔡伦造出了便宜的纸之后，街巷和城垣上就开始出现揭帖，属于中国人最早的作品发表方式之一。东汉末年类似“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别父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之类的歌谣，在诞生的时候，大抵是以无头帖子的形式出现在墙上的。这些揭帖，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大字报。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人们发泄不满，抨击时政的工具。它们中既有如上泛泛的讥讽，也有针对某人某事的攻击，比如北宋末年童贯、蔡京专权时，有无头帖云：“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而明代成化年间，六科给事中的选拔，只取体貌伟岸者，于是有帖道：“选科不用选文章，只要生来胡胖长。”其中，做学官的人大概最发憷的是那些舞文弄墨的秀才举子，稍有不慎，就会弄出来几个骂你的无头帖子。显然，这样的东西，当权的人包括皇帝是不会喜欢的。
前几天随便翻书，见到一则明太祖朱元璋对国子监下的敕谕，属于那种朱皇帝口授，翰林学士笔录的，很是原汁原味，其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稽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不言而喻，朱皇帝在口授这则敕谕时，有点肝火上蹿。当然，这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元代对科举和官学一向漫不经心，又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朱元璋登基以后，人才奇缺，因此，不得不靠设在京师的国家学校国子监来应急，从国子监每年培养的学生，一出来就派下去做官。但是有任国子监的祭酒（校长）不知怎么有点窝囊，压不住茬，学校秩序未免有点乱，于是就惹起了事必躬亲的朱皇帝的雷霆之怒，撤掉了校长，同时发布这道杀气腾腾的谕令，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子监的醒目处。朱元璋龙颜大怒不稀罕，实际上，此人做了皇帝之后，经常怒气冲天，动辄杀人。稀罕的是他身为皇帝，对“没头帖子”即大小字报的态度，真是叫恨得要将“龙牙”咬碎，写大小字报的人，一旦被抓住了，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将人活活割碎，是古代最重的一种刑法），而且还要全家抄没，发配烟瘴地面。即使后来那些受尽了大字报之苦的老干部，对这东西的痛恨恐怕也赶不上朱皇帝万一。
虽说对私下写“没头帖子”痛恨不已，但这位朱皇帝却鼓励学生们打小报告，凡是打小报告的，说是要赏“大银两个”。所谓的“大银”大概就是银元宝，二十五两一个。明初百物都贱，一县令据说一年俸禄也不过三十两左右，大银两个估计买房置地都够了。朱皇帝不仅鼓励人们检举揭发“现行犯”，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反革命”，如果有人乐意出首，“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真是皇恩浩荡。按说，小报告与大小字报一样，都属于拿不上台面的行为，可是它们命运在皇帝那里却恰好相反，一个上天，一个人地，甚至还要利用一个打击另一个。其实，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喜欢小报告，只不过像朱元璋这样赤裸裸地讲出来的，还不多见。当年韩非子给肉食者们出招，教他们如何如何玩弄权术，引得秦始皇仰慕不已，恨不得马上见到此人，招数中就有“小报告”一项。秦以后的统治者虽然逐渐地开始独尊儒术，但对于韩非子的招数其实并没有置诸脑后，嘴上虽然未必认账，但实际上都在鼓励告密。最凶的武则天，用这个办法让大部分不满意她“牝鸡司晨”的人都掉了脑袋或者闭了嘴。
但是总体来说，皇帝们鼓励归鼓励，可成绩并不好，尤其是士人对此大多不感兴趣。对于读书人而言，这种行为不仅失德，而且大大地有失身份。虽然每朝每代总免不了有那么几个败类，但不到万不得已，或者利益极大，是没有士人敢于轻易一试的。因为如果一旦事情败露，那么将遭到全体士子的唾弃，不仅再也没人跟他诗酒唱和，连子孙后代都无法见人。正因为如此，尽管朱家皇帝公开鼓励告密，还是得依靠专门的特务机关东西厂和锦衣卫来刺探臣子的情况。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字报和小报告却一并成为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的工具。每当有运动的时候，大小字报就会纷纷出笼，按运动的阶段和斗争的需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开始是暴露揭发问题，然后是大规模批判，最后则胜利凯旋。一般在组织和骨干的正确指引下，都能收发自如，稳、准、狠地打击那些本该打击的对象。当然偶尔也有失控的时候，将“本质很好”，但“生活作风”有点问题的好干部的那点尴尬事露了出来，不过好在基本上都能及时补救，不至于干扰斗争大方向。只有在“文革”这种过于庞大、群众发动过于彻底、持续时间又过长的运动里，大小字报大规模地碰伤了一大批从前一向布置和指导群众运动的人，而且将他们的隐私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至于才变得不可爱起来。其实，就是在这场持续十年的运动中，大小字报也基本上是沿着伟大领袖指明的道路向前码字的，按一句革命的行话，就是说大节还是好的。
小报告的命运在革命运动中显然比大字报还要好，只不过它已经换了名字，叫做向组织汇报情况，向组织交心等。从小学开始，班主任老师最拿手的绝活就是通过班干部和积极分子向他（她）汇报情况以了解同学的每一个细节。小时候的我相当愚笨，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在私下里干的那点出格的事，老师总是了如指掌。进入中学，已经是“文革”的后期了，我和我的同伴私下里聊的那些对现实不满的看法，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老师甚至校领导的耳朵里，最后竟然演变成了政治问题，直斗得我发昏。当时我并不明白，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普遍的风气的反映，并非我自己特别的倒霉。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种可爱的风气现在也并没有止息，大概属于宋玉说的那种“大王之雄风”吧，刮得那么理直气壮，浩浩荡荡。不仅大学生干了什么有人向上汇报，就是老师也有学生检举揭发某些思想倾向的问题。当然，大家可能都明白，我所指的并不是有人做了不法的事其他人去检举。事实上，如果真是碰到这种情况，反倒没有人敢于出头了。
在经过了大规模和频繁地用群众运动来做一切想做事情的时代，终于发现周期性地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收发自如，弄得不好还会造成大众性癫狂，贻害无穷。于是，上层的人们觉悟了，在毛以后的时代，已经被明文写入宪法的“四大”被一脚踢出，再也没有人有兴趣提起。就是一般老百姓，由于对“文革”心有余悸，想到大字报满天的情景难免打哆嗦，所以也宁愿离“四大”远远的。大字报在流行了几千年之后，第一次不仅在上层而且在下层也变成了没人理的臭狗屎。
在一个人们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缺乏适当的宣泄渠道的社会，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大字报和小报告实际都只是这种社会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衍生物。没有人生下来就会打小报告，更没有人天生会刷大字报，在某种意义上，人的行为是制度环境塑造的。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字报和小报告这对难兄难弟，跟官场权术和宫廷阴谋一样，导演了无数哭哭笑笑的悲喜剧，堪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形政治机制。而另一方面，大字报和小报告也可以说是某种畸形的社会宣泄形式，特别是大字报，几乎成了正常年代无权的人们表达和发泄不满情绪的主要渠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观测社会状况的晴雨表。对这对难兄难弟爱也罢，恨也罢，自以为得计从容利用也罢，实际上都没有越出传统政治的窠臼，自然也难免传统政治的悲剧。
封杀了大字报，却依然吝啬给人们说话的机会，但人总是要说话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于是渐渐地政治笑话和小道消息泛滥成灾，现在又有了无所不在的网络，大概除了色情内容以外，网上口没遮拦的“大字报”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了。糟糕的是，对于这些饱含恶毒攻击内容的东西，即使配备上百万的网络警察恐怕也难以全部封杀，我们的党和政府官员只好听任网上的大字报将他们妖魔化，而百口莫辩。
大字报和小报告虽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实际上在人们的眼里后者却更伤德，更为人们所不屑。今天，前者已经被明令取缔，而后者却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朱元璋的那个悬赏“大银两个”的上谕，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北京过去的国子监的碑林里，如果还没有被酸雨腐蚀掉的话，那么有心人真应该拓下广泛复制，也放在现在的“国子监”里。
翻译与政治
翻译与政治能有什么关系呢？莫非是翻译的政治类的著作对政治的走向起了影响？非也，我这里的翻译是名词，指的是历史上在统治机构中曾经出现过的翻译人员，又称通事。
我们在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中，大概很容易见到翻译官形象，非尖嘴猴腮即状若肥猪，个顶个地狐假虎威帮着日本鬼子欺压中国人，看起来比日本人更可恨。在实际历史过程中，有没有行为好一点的，能暗中保护一下贫弱的老百姓的？想来是有的，比如身处南洋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似乎也隐名埋姓地给日本人做过翻译，据说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估计像郁达夫这样的人毕竟是少的，而且日本统治者一个个蛮横的命令，往往在中国老百姓耳朵里听来，都是从翻译官的嘴里冒出来的，所以，这些人遭人恨，也是该着的事。在中国的历史上，像抗战时期沦陷区那样，统治者需要借助翻译的情景，其实并不少见。在南北朝的北朝初期，以及金元两朝，通事都是政府里必不可少的官员。其实清朝政府机构里也有翻译，但主要在朝中从事文字档案的翻译，并不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
